第一章　人民币前传：破旧立新的红色货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为了实施一个有别于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方案。因此，从红色政权诞生之初，红色金融的发展就不是仅仅为了给革命融资，更不仅仅意味着打土豪、分田地和分浮财，而是包括摧毁旧金融制度和建立新金融制度的两方面内容，其中红色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更是有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现代气息。红色货币，经历了从革命的助燃剂到开国重器的峥嵘岁月。

苏区货币：由分散到统一

在土地革命初期，为了调剂根据地的金融，解决劳动人民的借贷问题，便利商品流通，发展社会经济，各个根据地在废除高利贷剥削制度的同时，便着手建立劳动人民自己的金融组织，以作为旧金融组织的代替物。当然，囿于条件，各个根据地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但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1928年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在湘南活动时期，耒阳县成立了工农兵政府。为了流通金融、便利贸易，该县财经委员会印发了一种面额壹元的劳动券（纸币）。同时，该县第十三区工农兵政府也印发了面额为1角、2角的劳动券，在耒阳县区域流通。这三种纸币均可十足兑现，一元劳动券可随时兑成光洋一块。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农军上井冈山后，耒阳县成为游击区，劳动券也随着停止使用。这三种劳动券（纸币）是人们至今所知道的，土地革命时期最早发行的劳动人民的纸币。

红色金融和红色货币迎来大发展，是在土地革命中期各根据地得到巩固后。为解决红色区域的货币流通问题，各根据地先后建立银行。因为广大工农群众把它视为自己的金融组织，所以多取名工农银行，或平民（贫民）、农民银行。各地工农银行成立后，首先规定，在红色区域只有工农银行才有发行货币的权利，禁止所在地的私人银行、钱庄、商会等旧金融机构发行任何货币。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1年下半年的两年中，工农银行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发行货币、处理旧币、控制现金，以及开展其他方面的货币斗争等，来占领金融市场和调剂货币流通。

由于当时各个根据地处于分割的状态，它们都是各自发行货币。各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它们发行货币的时间和方式也不一样。多数地区是在1930年下半年以后开始发行的。因为红色区域当时实行银本位制，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是代替银元来流通，它的价值与银元相等，所以，它又是一种可以兑换的货币。当时发行的纸币种类，一般是1元、5角、2角、1角、5分共五种。

自从根据地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之后，逐步改变了以前旧币充斥市场的状况，而工农银行的纸币随即占领了红色区域的金融市场。

1931年“一苏大”（即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根据地的金融是不统一的，各地苏维埃政府各自建行，各管发行。“一苏大”之后，为了贯彻“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统一货币制度和统一金融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还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自国家银行总行成立以后，各省相继成立分行。

国家银行总行原来隶属于中央财政部。后来，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定，从1933年9月起，国家银行实行独立，只受中央财政部的指导，而不隶属于它了。银行和财政部分开，是十分必要的。银行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财政支出的作用，有多少钱就支多少钱，改变过去财政部门随便开个条子银行就得付款的现象。考虑到建国后银行曾长期成为财政部门的出纳，苏区时代银行与财政相对独立的观念可谓相当超前。

“一苏大”以前，苏区货币的发行工作，是各地银行各发各自的钞票，不仅省级工农银行而且县级工农银行都发行纸币，甚至信用合租社也发行流通券。但是，当根据地扩大之后，在一个根据地内，仍继续流通不统一的很多种类的纸币，不仅不便利群众使用，也不利于金融管理。因此，统一苏区货币的发行权非常必要。所以，“一苏大”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规定：只有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临时中央政府和国家银行的成立，为统一货币创造了条件。

货币的统一，是一件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各苏区的情况不同，采取的办法也不同。例如，在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发行统一的纸币后，原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随即停止流通，并用现金收回。但是，原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于信用较好，仍继续在市场上流通了一个时期，后来才逐渐收回。

国家银行及其分行发行的纸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根据拥有基金的多少来决定发行量。如湘赣苏区工农银行到1932年7月，共有基金6万元，仅发行纸币一二万元。因为银行备有充足的基金，能保证随时兑换现金，所以币值比较稳定，它在群众中的信用也很好。但是，有的苏区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根据银行的基金数量，不按照市场流通的需要，而单纯按照财政的需要来决定发行量，结果发行纸币过多，无法兑现，造成纸币贬值。

为了稳定币值，临时中央政府也采取过许多措施，如财政上的开源节流，进行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设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尽可能地将苏区出产的剩余物资输送出口，从而增加现金收入;同时，还发展工业品生产，尽量减少某些物资的进口和现金的外流;同银行本身任务直接有关的还有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制止现金盲目外流。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但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方针没有改变，而且日益加强;由于苏区生产人员因参军参战日益减少，红军和其他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尤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终于无法做到财政收支平衡，无法稳定纸币的币值。

长征路上：边走边发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长征路上金融工作并没有停顿。红军在长征途中兑换和发行货币，是比较经常的事。据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记载：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红军所用钞票，均按日兑现”;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期间，又曾以纸币购买商品并兑付现洋。

王群的《长征途中的毛泽民同志》一文说：“红军长征时，部队除了沿途没收地主土豪的一些财产来供给外，还要靠随军带来的苏维埃钞票来维持。”毛泽民为了提高和维护苏票的信誉，“把没收来的东西，除分发给群众外，留下一部分物资来拍卖。在拍卖时，尽先要我们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可以换两元国民党的票子”。而曹菊如的《在长征路上》则说：“遵义是长征途中唯一发行国家银行纸币的地方，……紧张地进行了十天的纸币发行与回笼业务。”这三种说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就是红军在遵义期间确曾发行过苏维埃纸币。这点还可援引《新蜀报》1935年2月1日刊载的一则消息作为旁证。消息说：红军“进占遵义，曾在城内天主堂成立银行，发行钞票数种”，“此次二十一军廖海涛部，作战前方，曾获得此项钞票多张。计分1元、5角、1角、2角、5分等票。票上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昨由警备部函送九张，交大梁子青年会内陈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