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美国的基础设施

大约20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要依赖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从道路、桥梁到货运铁路和港口，再到电网和互联网服务。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世纪对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为美国在二战后的强劲增长奠定了基础。基础设施薄弱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投资于新的基础设施并维护已有的基础设施则会刺激经济，提高美国的长期竞争力，使经济免受冲击，并创造就业机会。

6月24日，美国参议院两党对1.2万亿美元基建计划达成一致协议。这份计划旨在8年内共计投入1.2万亿美元翻新美国的道路、桥梁和高速公路， 这相较于3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2.3万亿美元的盘子、“美国就业计划”（the American Jobs Plan）已大幅缩水。

安德森是专注于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开发的CG/LA Infrastructur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也是拜登推出2.3万亿美元基建方案背后的关键人物之一。针对拜登基建方案太贵、战线太长的抱怨，他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对美国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而不是仅仅重复美国自1920 年以来一直沿用的过时方法上花钱。拜登的这个计划很好，只是他们必须找到支付方式——美国有30万亿美元的债务是一大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

国会参议院跨党派小组就部分基建投资支出达成一致的数额是1.2万亿美元，符合安德森的预期。在最新方案中，整体新增基建支出规模在8年的维度中为5790亿美元，其中交通运输相关的支出3120亿美元，其他基础设施投资2660亿美元。当前579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规模，如果按照每一项可比口径对比3月底提出的最初2.3万亿美元版本，对应规模为9310亿美元，缩水37.8%左右。

针对电动车的相关投资减少尤为明显，降幅达91.4%，从此前的1740亿美元将至150亿美元。白宫和民主党人希望先将这部分能与共和党人达成共识的缩水版走正常立法程序通过，然后将其他难以形成共识的部分放到另一个法案中在10月新一财年后动用预算调节程序绕开共和党强行通过。

美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一个顶峰，约为2300亿美元。由于大部分基础设施建成于60年代，许多已经达到最大使用期限，如美国70%的电力变压器和输电线路已运行了25年以上，大坝的平均使用寿命为56年，城市管道沉睡了数十年也从未升级等。

对此，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发布的最新报告称，美国的基础设施总体评分是C-，即“有重大缺陷”的“平庸水平”，而且这个评分还是20年来的最高得分。

包括新能源投资在内的大规模基建计划是拜登总统在竞选期间便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主张，也是其就任以来的主要努力方向。今年美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得州停电断水的悲剧到因遭遇网络袭击，美国大型成品油管道系统运营商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临时关闭设备等，都放大了美国基础设施破败脆弱的整体生态。

2月，得克萨斯州遭遇寒潮和暴雪，超430万户家庭断电，1400万人停水。这场百年一遇的寒潮风暴导致近400万人在零下10摄氏度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无数民众只能捡木头生火取暖，近60多人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受到的则是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迄今遭遇的最严重网络攻击。为此，美国宣布1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以解除针对燃料运输的各种限制。

根据白宫发布的一份清单，这些支出将通过重新规划现有的联邦资金、公私合作以及美国国税局（IRS）加强执法所获得的收入来支付。这份清单上还列出了出售战略石油储备和无线频谱拍卖等其他创收方式。

拜登称，这一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是与全球对手竞争的关键。“我们正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进行21世纪的竞赛，”拜登表示，“这项协议是向世界发出信号，表明我们可以运作、兑现并完成一些重要事项。”

真正棘手的是如何衔接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意味着你是谁以及你想成为谁，因此它承载了很多关于国家、国民的信息

《财经》：拜登政府提出的基建方案明确对标中国，拜登在公布这一计划时曾六次提到中国，称要与中国及其对基础设施和关键行业的巨额投资一争高下。放眼全球，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基础设施？

安德森：我愿意把基础设施看成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意味着你是谁以及你想成为谁，因此它承载了很多关于国家、国民的信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基础设施令人刮目相看，无论是从硬件上，如北京机场，还是相关的体验——我们从一个火车站卖鸡蛋的女士那里买到去哈尔滨的高铁票。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成就卓著。当人类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电气化的时代时，必须弄清楚如何继续前进，如何构筑未来的世界来适应所有人想要的生活，这是当前大量冲突的根源。

《财经》：在弄清如何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基础设施的定义会有所不同吗？

安德森：对我而言，基础设施的基本定义是使经济有更高生产率的事物。这是个广义的定义，包括水、能源、交通、电信等等。如今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基础设施不再是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借助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5G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实际上已成为经济的大脑。中国在这点上在某种意义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基础设施的模式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因此从一种模式转换为另一种模式很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对于中国来说更容易，因为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旧的基础设施架构。

拜登-哈里斯政府的“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计划实际上没有着重于回归过去，注意力也越来越少地集中于传统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而是更多地关注于机器学习和5G、电气化、数字化等，让人看到美国基础设施市场的飞速向前推进。

《财经》：公众对拜登公布的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褒贬不一，但看起来，你很喜欢这个计划？

安德森：我认为拜登的这个计划很好，只是他们必须找到支付方式——美国有30万亿美元的债务是一大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使用养老金资产来投资基础设施，因为它是长期的、部分资产的运作周期达30年以上，有合理的回报。美国是养老基金的超级大国，有很多只公共养老金，但投资者却被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拒之门外。

拜登的基建计划在快速的演进中，我认为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拜登对各种意见和建议似乎持开放态度，我们拭目以待。

《财经》：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Civil Engineers）在其最新的《美国基础设施工作报告》（Report Card for America’s Infrastructure）中说美国投入在机场、公路、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运维上的资金只有所需资金的一半左右，缺口近2600亿美元。在17种基础设施中有11种评级为D。许多传统运输和水资源系统得到了最低评级。这些都是强调美国基础设施危机的佐证，你认同这些数据吗？

安德森：这个协会的数据相关性不大，没太大意义。基本上其每年都反复强调一个问题，就像告诉你，你家孩子年复一年还是很差，却从不谈论如何改进和向阳而生。其问题是，把重点完全放在老旧的基础设施上，说这些设施老旧掉渣——这些设施多是美国50年前修建的，当然会颓败。真正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衔接，比如制造业，如何用新的基础设施来促进美国的高端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完全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打造从端口到端口的物流体系，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高端农业。这样才会发展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

如何弥合数字鸿沟

对技术的谈论意味着今后30年或40年定义美国的基础设施，是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应该是人们集中精力的地方，而不是传统基础设施

《财经》：美国两党无法就拜登研发提案的所有细节都达成一致，实际上尽管两党对基础设施问题都很感兴趣，但一到落实就变成了党争的主题。

安德森：确实如此，这一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美国需要的是对基础设施的新视野——基础设施背后真正的话题是如何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也就是现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是自内燃机问世以来这120年我们将看到的巨大变化，它才应是人们要关注的重点。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制定一项大规模、大胆且专注的计划，只有将基础设施讨论置于政治之上，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财经》：共和党内部普遍反对拜登计划的规模以及为其支出计划提供资金的增税方案。在过去的70年中，美国推出过几个不同的基础设施法案，从历史的角度怎么看待拜登的版本？

安德森：最近我和白宫官员交谈时，谈到几年前、甚至十几年人们谈论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时会认为那些是通过加大对生产率没有增值作用的东西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现在再谈论可再生能源、电气化等，这些已是所有创新的源泉。可见这是完全不同的对话，和老旧的设想及相关的账单等都没有关系。

美国在新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每年仅占GDP的1.3%左右。国会的人会说是2.5%，但其中大部分、占一半多用于运营和管理，所以实际只有1.3%，这样有效性就打折。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越来越专注于投资新的基础架构，而不是修复旧的东西。如果监管得当，投资效应会翻倍。

基础设施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是否成功扩大美国国内（也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供应链。如果不能把供应链移到美国就要支付20%-30%的外包费用。准确地说，如果现在拜登的计划是投入2.3万亿美元在基础设施上，其中1万亿美元将直接流出美国。用以购买美国不再生产的东西。

《财经》：有人把拜登的基建计划分解发现，其中向桥梁、道路、公共交通、港口和电动汽车开发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6210亿美元，只有不到5%是针对道路和桥梁等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

安德森：对我来说，他们分解的方式有点蠢——这个计划毕竟在不断发展。举例来说，就投资于现有的基础设施资产而言，美国在水库、水力发电、高速公路等方面大概有40万亿美元的资产。但在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上设置5G自动驾驶，就变成了智能基础设施。这种智能基础设施大多数是绿色的，其自然投资者不是公共部门，而是长期的私人投资。

这种分解存在语义上的问题。对技术的谈论意味着今后30年或40年定义美国的基础设施，是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应该是人们集中精力的地方，而不是传统基础设施。

《财经》：拜登在讨论芯片短缺的会议上向企业高管推销他的基建计划，最终这个基础设施方案是为加强美国的科技竞争力？

安德森：确实如此，它也是真正重要的。那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比较而言这是一个会影响几代人的法案，在重要性上无与伦比。美国老一辈、婴儿潮一代的人做基础设施的方式是用祖父母留下的钱财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结果背负了30万亿美元的债务。拜登提出的计划会创建一种全新的基础架构而不产生新的债务，这是考量这一计划的方式。仅用“基础设施”一词来概括这个法案就被误导了——它把人们的参考点转向陈旧的东西。实际上同以往不同，现在谈基础设施投资意味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投资，拜登的法案也在迅速调整推进，几乎所有的指向都集中于未来世界的走向，即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电气化以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将人类向前推进的能力及其他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