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重塑和中国的选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国内大循环，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是两个重点。总体上，产业链升级主要对应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而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于中美博弈和疫情冲击。当然，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冲突不但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更为紧迫了。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有中性意义。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到了以下七个方面主要结论：

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冲突具有特殊复杂性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的，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这在美苏、美日等冲突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这甚至决定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而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为突出和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信心和保证，这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障碍。相较而言，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一些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可能面临额外的约束。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以及美国早在2008年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的失败尝试《沃纳-利伯曼法案》，都列出了免于征税的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体量不大，影响较小。但是另一些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约束。相较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中国工业化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的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可见，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

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同时并存

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当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2017年至2018年，HS6位码下全球贸易共包括3556种中间产品，中国在其中2247种上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并且出口858种高中心度产品（该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中国在其中的693种中间品的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其中444种在2017年和2018年均排名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在高出口中心度的中间品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出口优势。这也印证了在2020年2月前后，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冲击，引发了全球社会的高度关注。

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供应链所面临的脆弱性。中国在两成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心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据我们设计的产品层面复合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是中国供应链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我们还构建了指标体系，根据产业链的脆弱性将2017年中国进口的所有3285种中间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62种中间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的进口集中度双高，这类中间品面临贸易摩擦和疫情等外部冲击时脆弱性最高，进行供应链备份的难度也最大。对于这类中间产品应重点关注和评估。

第二类，812种产品。这类中间品，中国的进口集中度较低，从现实来看，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小。当前，这类产品可能进口规模较小、容易降低进口集中度，但在中长期如果进口规模明显上升，则其市场集中度也将向全球较高的出口中心度收敛。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产品可能会转变成为第一类脆弱度最高的情况。对这类产品，要着眼于长远，加强产业链安全规划。

第三类，759种产品。这类产品的进口集中度较高，但是其对应的全球出口中心度较低。对这类产品，可以考虑进一步分散进口来源。具体地，中国约39.8%的高脆弱性产品进口市场集中度指数较高，但出口中心度指数较低，其中不乏电机-电气-音像、机械设备和光学-医疗等仪器产品。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产业链多元化空间，产业链安全性可提升的空间较高。

第四类，1652种中间产品，其全球出口中心度、中国进口的集中度双双较低。这类产品的供应链脆弱性较小、而且地位较为稳定。这类产品超过全部中间品进口种类的50%，以及进口金额的48.2%，是中国进口供应链的稳定因素。

国家产业链的二元悖论及其权衡

我们的研究从行业层面、国别案例等角度揭示了产业链的二元悖论：一国在某个产业链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以及该国对这个产业链的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对外国的进口，两个方面难以同时兼得。

首先，主要经济体的国别案例分析验证了该产业链悖论。即使包括美、日、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老牌工业强国和全球科技领域顶端的国家，实际上也同样强烈依赖于全球生产网络。我们发现，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对外国的进口中间品贸易就越是依赖、脆弱性越强。例如，日本、韩国、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却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比较强，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是机械设备。

其次，对中国制造业的分行业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我们验证了在中国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存在产业链悖论。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随着中国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该行业对外依赖程度也将呈现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悖论只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并不存在这种悖论。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比较容易实现在一国范围内的循环。

再次，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对产业链悖论的处理值得中国学习。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如果仅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是在考虑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显著提升，但美国面临的风险则变化不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安全与竞争力可以兼得，从而也可以对“产业链悖论”约束实现突破。

我们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该报告中再次提及美国需要强化政治关系，从而维护供应链安全。这表明美国也意识到了政治关系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政治关系恶化对美国供应链可能造成潜在破坏作用的担忧。中国在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也需要营造与主要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同时加强与断供能力弱的国家的供应链联系。

关税领域：提高中美双边关税排除率，推动双边关税下降

当前条件下拜登政府短期内难以取消对华关税。其一，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强化了联邦政府的“买美国货”规定，审查四类关键产品供应链以减少美国对外国物资的依赖，以保持技术代差和保证供应链安全。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的发言，也明确表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取消对华关税。其二，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保护主义政治需求。在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一致观点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的政治环境下，任何对华政策的软弱都被视为绝对有害。其三，在战术层面，拜登政府要为中美经贸谈判保留筹码。即便是美国内部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其也认为消减关税应该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以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让步。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琪也暗示支持上述对华经贸策略。

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共同提高关税排除率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首先，拜登政府奉行“小院高墙”精准打击政策，而关税措施打击面广、福利损失大，虽然短期内不会也无法取消，但显然并非首选。拜登本人在竞选时曾明确反对以关税手段解决中美经贸摩擦，但迫于政治压力收回了这一说法。拜登上台以来的各种政策取向均显示，拜登政府的政策着力点并非关税措施。

其次，拜登政府已多次强调无意对华搞全面“脱钩”或者“新冷战”，而是在对华竞争中保持特定领域的合作、竞争和对抗。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拜登政府也束手束脚，找不到合作的突破口。而关税排除措施是美国USTR已经实施的措施，进一步提升排除措施的力度难度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