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郭建设:“我的摄影一定要有烟火味”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将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本期嘉宾为著名摄影家郭建设。
访谈/杨浪 编辑/黎立
杨浪: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请来的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当中重要的摄影家郭建设。在圈里大家都管他叫郭子,我对郭建设的评价是:中国纪实摄影师里最具有主题意识,同时对自己摄影生涯当中的所有影像档案记录做得最好的之一,这是我的观察。
很高兴有机会请郭子来一块聊聊天,近年一些媒体对郭子的关注是从《红色中国》这个作品说起的,其实在王苗的访谈当中也谈到了把郭子的这个主题推出到国外去巡展。
的确,“红色中国”对于中国人来讲既是一个色彩的意识,也是一个文化的意识,还是一个政治的意识。一个摄影家用这四个字来命名和描述今天中国的现状,确实是非常贴切的。那么郭子,咱们还得谈一谈红色中国这个主题是怎么出现的?
《红色中国》专题的由来
郭建设:好啊。红色中国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太适合中国人了,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红色是离不开中国人的生活的。
杨浪:从国旗开始。
郭建设:国旗、国徽。离我们最近的,比如说少先队的红领巾,对吧。就说在生活方面也很多呀,比如说最时髦的红包得有吧。
杨浪:婚丧嫁娶,天安门和故宫的宫墙、红灯笼,对吧,就是你一说红色,我们就可以想到非常多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都是特定的具有中国的意味。
郭建设:对,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婚丧嫁娶,比如说丧,中国的丧里边就有喜丧,喜丧的孙子辈的晚辈都要披红的,而不是披麻,不是白的。
现在复古婚礼很多,复古婚礼就是以红为基调,红轿子,从轿子出来了。所以这个题材的由来应该先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题材跨度很大,跨度有40年,从1980年最早的一张片子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往里续。

形成这个题材叫“红色中国”也好,叫“中国红”也好,以这个色彩命名这个专题,应该是在2003年,也就是非典那一年。
那一年几个圈里的好朋友,大家一块儿聚会喝大酒嘛,其中有艺术摄影协会前会长刘雷,怎么说呢,他属于文化部的官员,后来到了协会任法人代表,当会长。他就觉得工作中事务性的东西太多了,占用了太多时间。
杨浪:那天喝大酒有你、有刘雷,还有谁啊?
郭建设:还有任国恩、于云天、于志新、王文澜,有没有贺延光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经常去的这拨人。刘雷就说“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我准备用五年时间拍一个大的专题”,这就是他当时的原话,反正大家也没在意。
杨浪:就是说他专职做艺术摄影协会的会长了。
郭建设:对,所以他没有时间拍照,他看见别人拍照自己就手痒痒,他想用五年时间,减少活动,专心拍摄,搞出专题。他那么一说,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我很敏感,我是行动派。
杨浪:他说什么?他说他要拍这个专题?
郭建设:他说要拍一个专题,那么我就认真了,我说您拍什么专题啊?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杨浪:反正酒喝到这份上,这都是可以问的。
郭建设:对。他说“我要拍一个‘红色中国’”。这太敏感了对我来讲。当时我有点懵,什么叫红色中国?我说用颜色表现?他说那当然了。我说刘雷,咱继续喝酒,拍不拍再说,我把这话岔开了,赶紧岔过去,什么意思?我得消化一下。
杨浪:这事有点意思了。
郭建设:有点意思了,我就跟他说这样吧……
杨浪:其实明白的人对这个题目一点是能开窍的,不明白的人就当酒席上的一个酒话过去了。
郭建设:但是我很敏感啊,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那么敏感,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个星期时间,我从我自己的图片库里,把红色中国调出来,你看看你还拍不拍。”
我认为这个不是五年能完成的专题,这个红色中国你要是用色彩去表现一个国家、表现一个民族,根本不是五年的概念。一定要有时间跨度的,再一个,有些东西恐怕你已经来不及拍了。
杨浪:刻意地去拍和生活当中的自然积累还是不一样的。
郭建设: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行啊,你有本事弄出来我看看。反正我弄一专题也不容易。
杨浪:在他没有拍出来之前也没有什么版权。
郭建设:对,这也不能说是你的想法,别人就不能拍。
杨浪:也没有著作权、专利什么的。何况是哥们儿呢。
郭建设:对。
杨浪:但人家也清楚,你有没有还是一回事呢。
郭建设:也是,我自己有没有也是一回事。他也没在意。说这话时是2003年,我已经离开报社多少年了,1993年离开的。
杨浪:对,那时候你不在《中国日报》了。
郭建设:我之前有花时间整理自己的东西,而且这回就用上了。这次大约用了一星期,把过去拍的反转片和彩色负片全部调出来了,凡是带红色的,都洗成了五寸的样片。
杨浪:稍等一下,当时显然不存在一款靠一个色彩从底片中挑选、提取图片的软件,那你就得一张一张选。
郭建设:不用,我都洗成照片。
杨浪:反转片不用吧?
郭建设:反转片我也得洗成照片。
杨浪:这个工作量其实挺大的啊。
郭建设:是很大啊,但是也不大,因为我都整理好的,各种视频都在了。
杨浪:对,你这个家伙是自己拍完以后就建有档案的。
郭建设:对,我档案是整理好的,虽然没有电子档,没有变成电子的东西,但是我的底片是按一个省一个省分得很清楚的。
杨浪:这点郭子我真是非常佩服你,其实不妨跟手机前的朋友们讲一个小故事,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潘家园的一个摊上发现了一堆郭建设摄影作品的剪报,至少一二十本,我看完后,就对摊主说,这是哥们儿的剪报。转身我就给郭子打电话,我说郭建设你的那个摄影剪报现在就在我眼前,你如果需要的话我掏钱把它收回去。结果郭子居然跟我说,给他留着吧,哥们儿早就有了,我真是大吃一惊,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流出去,后来说是被偷的?
郭建设:被盗。当时我大概有四五十箱书和我的摄影资料存放在一个朋友公司里边,那些资料也都是我洗成照片的资料。后来我们临时找不到住房,又要换地址就弄丢了。
杨浪:我看到的是你报纸上、报刊上发表的自己剪的一册一册的,至少十几册。这个故事就是说,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说这兄弟,我掏钱给你找回你丢的东西,他说我不要了,对吧,可见郭建设作为一个摄影家,他自己平时的影像档案的积累做得非常完备。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你接着说,你怎么整。
郭建设:然后我把这批片子整理完以后就直放或者扩印小样片,大概应该有个上千张。
杨浪:一把就检索出上千张?
郭建设:对,大概一星期吧,全国各地哪儿都有,各个年代的,因为我已经整理得很清楚了嘛。
杨浪:然后你该请哥几个吃饭了。
郭建设:又请大家吃了个饭,我印象中是在北京体育大学还是在哪一个会议室里,因为得摆得开呀,上千张小片子也挺占地儿的。
杨浪:对。
郭建设:当然没有码完,码了大概有几百张,这帮人就陆陆续续来了,我说咱们先看看再吃饭。当时刘雷背着手转了一圈。
杨浪:关键是刘雷。
郭建设:关键别人看不看都不重要,关键是刘雷看。刘雷看完之后当时就说了一句话:“郭建设你这辈子一定要感谢我。这题材我虽然还能拍,但是确实有些东西是拍不到了,但是你是无意当中能够拍到这么多带有红色的,大面积红色的这些民俗和各方面的片子。等于我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符号,而且这能奠定你今后,是你自己的一个标识,一个摄影家的标识。”
杨浪:我们再强调一下这是2003年,那应该是在非典疫情过后。
郭建设:非典应该过了。
杨浪:对吧,大家才会开始聚会了嘛。
郭建设:应该是2004年前后。
杨浪:18年前。
郭建设:说实话刘雷他呢确实把这个题材给了我,而且一直在帮我,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个展览是在北京朝阳文化馆办的,为什么在那办呢?就是想占着这个题材。
杨浪:把坑先占着?
郭建设:对,我记得是吕老(吕厚民)第一个去,因为没有开幕式,所有的片子都是在曹俭的晶丽达做的,做完之后,大概展出了40幅,在朝阳文化馆。
杨浪:吕厚民去了。
郭建设:他去了,业界去了很多人,当然刘雷是必到的,就不用说了。
杨浪:这就是你从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题材来源的故事。
郭建设:而且我会讲一辈子,因为这个题材确实是人家刘雷的创意,刘雷的题材,只是对于我呢,还是那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杨浪:对。
郭建设:所以我就算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再一个呢,也得感谢朋友,要是没有刘雷的提议,那我不定什么时候才悟出一个“红色中国”“中国红”,对吧?!
另外,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专题弄完之后,我还拿了中国艺术摄影协会的金路奖。
杨浪:刘雷会长把这个题材给了你,这还得再给你一份奖。
郭建设:这有点意思。
杨浪:刘雷真是好同志,片子也好。
郭建设:他拍得也很棒。
杨浪:拍得也很棒。
郭建设:这个展览之后,从2004年到2010年左右,圈里边很快就铺天盖地形成一场红色冲击波。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2004年,侨办要办面向全世界华人推出的摄影展览,由王苗所在的《中国旅游》推送,当年王苗送了三个专题去审,一个是长江三峡的,一个是黄河的,一个是我的红色中国。
杨浪:那显然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