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农妇为夫申冤日记

故事要从19年前说起。

2002年农历十月初二（11月6日），晚上7点，乌鲁木齐的晚霞映红了半座城市，路灯初亮，昏黄的灯光下，街道影影绰绰。

面馆老板周春红听到门外的嘈杂声，起身推门而出，模糊中看到三个男人拿着钢管和刀在追一个瘦高的男人，并在周春红面馆旁边的豫东宾馆门口擒住了他，连捅三刀，随后扬长而去。

瘦高男人就着身后的电线杆倒下，说了一句“我们儿孙不会放过你们的”。“血不是在流，是在往外喷涌。”周春红回忆说。这个瘦高男人因伤到腿部动脉，失血过多当场死亡，他倒下后说的那句话成了遗言。

40天后，一个身材瘦小、面容枯黄的陕北农妇找到周春红，想要知道瘦高男人临死的情景。周如实相告，妇人没什么表情，离开，继续找其他人询问。当时周春红并不知道，这名妇人是死者的妻子姬艳花。

那天晚上的死者名叫景有成，时年41岁，在新疆做煤炭生意，同时是陕西省延安市甘泉县公安局的“线人”。

多年后，回想当年重走丈夫遇害地点的情形，姬艳花说，景有成死后她暴瘦18斤，哭笑都没有力气，到达乌鲁木齐天津路豫东宾馆门口后突然就有了力量，“如果当时旁边没人的话，我会放声大哭”。

丈夫惨死街头像一座山一样压在姬艳花身上。为消解丈夫骤然离世带来的悲伤，姬艳花开始写日记，并于景死后40天北上新疆为夫申冤。时至今日，她仍频繁往返于延安、西安、北京，只为给丈夫讨一个公道。

岁月漫长，个中艰辛无处倾诉，她便把所有的经历记录在了日记中，时间跨度近20年。日记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她这些年奔走的不忿与无奈，以及对与世俗和解的抗拒。

2018年12月29日，景有成遇害案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姜永德在事发16年后被抓捕，2020年4月8日，另一名涉案人郭二娃被收监。

得到消息后，姬艳花和子女抱着丈夫的照片痛哭。

2021年5月，延安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甘泉县看守所原所长郭向东，看守所原民警张平，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据《财经》记者了解，2001年10月12日，当时还是抢劫嫌犯的郭二娃从甘泉县看守所逃脱，当天值班看守之一正是张平（相关报道见《财经》2021年第11期“郭二娃的末路程”）。

19年前，姬艳花39岁，而今年她已58岁。对她来说，穿过层层幽暗隧道后，迷雾渐退，天光乍现。对于这一线光亮，她想拼命抓住，却又担心转瞬即逝。

最后的通话

“2002年十月初八，晴。夫，今天是你的火葬日，妻给你打一个长途电话，说说我心里的实话。得到你的不幸消息，本该马上来到你的身边。可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来。我舍不得两个孩子，我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平安长大成人。如果有灵魂，你一定要保护我们娘仨。这个仇一定要报，今年报不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有一丝线索，我给你讨回这个公道。”

这是姬艳花的第一篇日记，写在景有成死后的第六天。对于丈夫的死，她心里始终有一根刺。

2002年农历十月初一，也就是景有成遇害前一天的晚上，他给带着两个孩子在陕北老家生活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好（姬艳花小名），给我借6000块钱去”。没一会儿，又回了一个电话，“不用了”。没过多久他又追加一个电话，“你和（找）甘泉县公安局要钱去”，随即电话挂断。姬艳花回拨过去，电话却始终没再接通。对于丈夫没头没尾的几句话，姬艳花一气之下拔了电话线，“不想理他”。

当时的冲动之举，让她悔恨至今。“你和甘泉县公安局要钱去”也成了她和丈夫之间最后的密语。

而电话的另一端，景有成将一直戴在手上、很少取下的金戒指摘下来，和存折一块儿压在了出租屋的枕头底下。待一个多月后姬艳花到达乌鲁木齐，戒指和存折被作为丈夫的遗物由警察交给她。

多年后，姬艳花还在不断回想和反问，丈夫当晚要钱是不是被人威胁了？他又说不要了，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危险，担心我以后还不起？我当时如果借到了钱，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他让我去跟甘泉县公安局要钱，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线人”的身份被出卖了？

这几个问题像千万只蚂蚁一样持续噬咬着她的心，但不管是乌鲁木齐、延安还是甘泉，检察院和公安局都没有给她答案。

在景有成生前，姬艳花说自己就是一朵被丈夫精心呵护的花。过的是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做饭、照顾孩子、打点家人的衣服、打扫卫生，其余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管。丈夫在家时，会在凌晨4点就起床去山上打水，把家里的水缸全部装满。“地里有农活的时候，我也会去，但是他会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坐在树荫下跟我聊天就行，有时候下山路不好走，他就坚持背我下去。”

2000年4月，景有成走出了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苗家坪的老家，暂别了黄土高坡上的四间窑洞、妻子和一双儿女，一人前往新疆做煤炭生意。这个时候，景有成的子洲同乡、在逃嫌犯郭二娃也在新疆做煤炭生意，但此时二人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集。

子洲县地处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煤炭资源丰富，为不甘于在土地里刨食的乡民提供了去外乡闯荡的资源和底气。正因为如此，新疆乌鲁木齐和库尔勒聚集了大量前来谋生的子洲“煤贩子”。

贩卖煤炭赚了些钱，景有成为妻子置办了全套的黄金首饰，以弥补他们结婚时什么都没买的遗憾。现在姬艳花右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便是景有成那时为她买的，纵使往后岁月艰难，姬艳花始终没舍得将戒指卖掉换钱。“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念想。”她说。

生活的转变始于2001年初春的一个寒冷清晨。据姬艳花回忆，有一天，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她家，和景有成说了会儿话后两人就出去了。三四天后景回来，她问他干什么去了，景回答，甘泉县公安局在抓人（郭二娃），他帮忙去了。害怕被对方报复，姬艳花当场和景有成大吵了一架，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做，景当即答应以后再也不做了。

不过姬艳花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一年半后，景有成被刺死在乌鲁木齐的街头。

在得知景有成死亡的那一霎那，姬艳花没有哭，相当冷静，“太过着急的时候，人是不会哭的”。相较于景有成的后事，得知消息的瞬间让她最揪心的却是周边的人会怎么看待景有成，“人家谁都不杀，只杀你，是不是你干了坏事了？我特别害怕别人认为他是个坏人”。

“我老公是警方的‘线人’，是为正义而死，是不丢人的吧？不能说他是坏人吧？”直到现在，她仍反复追问这个问题，想要从他人口中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被当街猎杀的“线人”

“2003年元月3号，星期五。夫，你已经走了整整两个月了，在这漫漫的两月之间，你的妻是怎样度过来的，我不敢回忆。你就那么无情无义的走了。进入天堂，不在人间受苦受累了。如果有灵魂，你就给妻托一个梦以后该怎么生活好不好。我现在在天津路，你死去的地方，已经三次了，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一个无能妇人，面临着所有困难。所有问题，妻是不敢面对。”

事发后40天，姬艳花第一次到景有成遇害的乌鲁木齐市天津路豫东宾馆门口，死亡的痕迹已被清除，两个电线杆之间有一堆雪，在距离景倒地死亡4米左右的地方，姬艳花定定站住。

之后，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分局重案队刑警给她的资料中，姬艳花发现资料中写现场有一只掉落的棕色皮鞋。“他只有一双黑色的皮鞋，根本没有棕色皮鞋，他所有的衣服我都知道，哪来的棕色皮鞋？”

同时，这份资料向她心口插入了另一根无法拔除的刺。“这说明他走（死）的时候连鞋都没有，是光着脚的”，时隔近20年，她对这一点仍心存芥蒂，认为丈夫无法体面离世。“很多人，包括办案的警察对这一点毫不在意，但是我和他做了11年9个月28天的夫妻，我无法做到不在意。”她说。

景有成遇害时，他和姬艳花的儿子11岁，女儿8岁。多年来，在儿女面前，姬艳花一直在拼尽力气克制眼泪，儿子哭的时候也不敢发出声音担心刺痛妈妈，但偶尔会有不受控的呜咽声流出。每当这个时候，女儿便会拿起胶带将哥哥的嘴封住，“粘住嘴就不会发出声音了”。

“她那时候还太小，哪知道真正的痛一直藏在心里。”姬艳花说。

2007年4月26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判决书披露了景有成的被害经过。2002年11月6日下午（农历十月初二），景有成与朋友到乌鲁木齐市五家渠运送煤炭时，恰遇郭二娃在此联系生意。郭二娃怀疑其2001年被逮捕是景有成举报，便质问景，景承认是自己告发所致。郭二娃便将景拉到他们乘坐的桑塔纳轿车上，在一起返回乌鲁木齐市区的途中，郭二娃打电话告知高怀定和姜永德，已经把告发他的人抓住了。到乌鲁木齐市豫东宾馆门前下车时，高怀定携带钢管，姜永德携带匕首前来。景有成见状转身跑离，高拿钢管砸景有成，未砸中，景被铁栏杆绊倒，郭二娃、高怀定、姜永德上前对景拳打脚踢。其间，姜永德持刀在景有成大腿连刺三刀，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

截至判决时，姜永德仍在逃。对于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郭二娃和高怀定，判决书显示，郭二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高怀定犯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3年。

《财经》此前曾报道，出生于陕西省子洲县的郭二娃曾于1994年伙同他人实施抢劫。在其他人归案后，唯独郭二娃漏网。为了抓捕郭二娃归案，甘泉县警方曾派人到新疆侦查。2001年初，甘泉县警方主动与景有成联系，希望他通过子洲县老乡的关系，打探郭二娃的消息。2001年6月20日，在“线人”景有成的帮助下，潜逃7年的郭二娃在新疆库尔勒市落网。

按照甘泉县公安局时任主要领导的要求，该局当时的刑警大队长李忠联系了景有成。李忠曾出具书面证明称，他与“线人”景有成取得联系后，对方来到了他所住的宾馆，领走了5000元线人费，但景有成不愿意暴露身份和笔迹，没有打收条。

对于这种说法，姬艳花坚称他们夫妻没收过警方一分钱。“他（景有成）死的前一晚还说让我和甘泉县公安局拿钱，证明他之前根本没收钱，我后来也没去找甘泉县公安局要。”

事情的真相如何，以及当年景有成接受警方的游说成为“线人”，到底是出于正义感还是金钱的诱惑，随着景有成的死亡已无从知晓。但对活着的亲人来说，亡者身后背负着的种种“莫须有”猜忌却令生者蚀骨挠心。

姬艳花认为，只有案件被公平、公正地审理，还原真相，丈夫才能得到应得的尊重和公道。

人的命，天注定？

“2003年4月19日晚12点30分。夫，明天是你的生日，我就不给你过了。听人说，人死了后不过生日，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妻真想你，不仅想你抱一抱，而是从各个方面都想。如果有灵魂，你看见我一天的可怜生活，经济上还没有缓，生活压力上，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用了我前所未有的力气。如果你在，我是不会这样可怜。真的好想你，用妻的语言是表达不出的。我得睡觉了，不然我又会哭的，我真的不能再哭了。”

景有成死后，姬艳花一度觉得生活无法继续，想过自杀。当时，她认为丈夫是因甘泉县公安局而死，他的孩子自然可以交给当地政府代为抚养。但是极度的悲痛过后，她否定了这种想法，觉得如果自己真这样做，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丈夫。

而事发后，她第一次觉得可以稍稍喘口气，是在决定从西安出发去新疆探寻丈夫死亡真相的时候，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

出发前一晚，为省钱，她借宿在西安的姑姑家，姑父劝慰她：“人的命，天注定，是老天爷要把他（景有成）收走的。”姑父的话当即让她心里的苦闷减轻了许多，但也仅仅只是一瞬。迅速的，她判断出这是在用阿Q精神进行自我麻痹。而她，拒绝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