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共同富裕：聚焦高品质包容性创富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促进共同富裕，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全球视野下观察分析现有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路径与实践，可以发现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创造大批的高收入就业机会，新时代下更具高品质包容性创富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调整与变革。

实现共同富裕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首先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然后又需要在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实现全面进步与综合发展而跻身于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的阵营中，也仅有少数发达经济体（北欧、德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实现了共同富裕。

从过去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非常之低;中国特有的国情以及在全球大变局的发展背景下各种复杂因素叠加可能进一步加大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回顾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情况，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占比很小。根据201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仅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研究报告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容低估。

中国国情与全球大变局叠加，可能加大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挑战。第一，中国人口基数大，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所需要的高质量就业机会之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加上老龄化不断加深，人口结构上有未富先老的压力。人口负增长的可能趋势也加大这一难度。第二，中国目前存在的比较严重的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障碍。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尚未成熟，法治建设也有待于完善。第四，1960年以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全部得到了美国的大力帮助和扶持。从当前中美关系及未来预期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当下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可能会有碍于中国的跨越。第五，如火如荼的颠覆式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机器替代人力的趋势，可能深刻影响就业的结构，打造高收入、高品质就业机会难上加难。对此，笔者《关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一文有详细讨论。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全方位发展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虽然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涉及以下标准：除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包括工业化水平、生活品质，以及人类发展指数（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

以韩国二战后发展的过程为例。1994年韩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1996年加入经合组织。而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1998年时人均GDP回落到8000多美元。2006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韩国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自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后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韩国不仅在人均收入，还在社会、卫生、文化、教育等发展指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人类发展报告2020》，韩国以0.916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23位，被划入拥有“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组别。一直到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式认定韩国为发达国家，这也是1964年以来的首例。

同样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之中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也不多。到目前来看，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包括西欧的几个发达国家（比如，北欧四国、瑞士、德国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这些共同富裕国家的特点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系与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特色的、比较成熟而全面的社保体系相结合。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发达的市场经济，独步全球的创新能力和引领世界的公益、慈善社团组织及公民社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美国的一次分配与三次分配的组合拳也未能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一点讲，健全的市场经济和发达的、公平公正的、全面的社保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必要条件。

近4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化、虚拟化，以及颠覆式科技等多个变革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多个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现象。将来，全球大变局中颠覆式科技带来的变革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平衡、叠加疫情的影响，或将会加剧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因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变得愈发重要。有鉴于此，笔者判断将来社会主义会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拥抱和践行更为完善而强势的社保体系。

在全球大变局以及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仅依靠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社保体系的“组合拳”来实现与维持共同富裕，或许会力不从心。将来，应对日益严峻的重大社会问题（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与阶层固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仅仅依靠政府、企业、社团组织、公民社会及国际组织单一的力量和单打独斗的方式是很难解决的。面对一系列问题，以及未来颠覆式科技带来的新的变革，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第三只手”——社会创新，来积极配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再分配的“有形之手”。因此，未来全方位的社会创新在共同富裕之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全球大变局下，实现与维持共同富裕的挑战越来越大，其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绝对不容低估。目前，共同富裕在国内受到高度关注，引发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更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政府强调的高品质创富。无可置疑，高品质的、包容性的创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以及共同富裕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全球大变局和中国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创造高品质与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为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值得探讨。

打造高品质就业机会及包容性创富需要多方面调整变革

打造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形成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结构，有助于中国实现稳定健康的长期发展、达成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2011年，笔者《伟大的商业机构和打造中产社会》一文分享了对此的关注：需要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的中产阶层，进而形成“中产阶层社会”，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在。为此，政府与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伟大商业机构的打造。我们需要众多的超越家族的商业机构首先给其员工带来世界级的收入，同时也给股东带来世界级的回报。从这个角度来说，伟大商业机构对社会的一个核心责任就是为社会打造中产阶层。而包容性创富的基石则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一，聚焦实体经济，打造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需要以全球视野学习与借鉴不同国家的高端制造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显著成就。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0年，制造业占中国国内GDP的26.18%，是第二大经济支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规模为1.04亿人。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考虑，如何在实体经济中创造一批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

目前国内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未来通过转型升级，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中为中国创造更多的高附加值就业机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聚焦点。这需要我们在全球进行全面的学习和借鉴。

德国有诸多世界级的企业，比如大众、西门子、巴斯夫、宝马等。德国前总理科尔认为，“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在战后崛起的关键”。德国制造的背后，其独具特色的“双元制教育”值得关注。所谓双元制教育，即教育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平行进行，学生在学校中接受专业理论和基础文化知识培训，同时在企业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与此同时，德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亦独树一帜，为德国提供了70%以上的就业。它们之中佼佼者虽名不见经传，却在各自的行业内占领全球市场的主导甚至垄断地位，被称为全球“隐形冠军”。德国有超过1300家“隐形冠军”，对德国制造出口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隐形冠军”，为德国创造了一系列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

日本高端制造也为日本创造了大批高收入就业机会，这可能得益于日本近年来在基础研究的整体突破，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以及其独特的专注、精细、“工匠精神” 与传承，日本培育出一批有口皆碑的世界级大型企业以及诞生了大量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的家族企业。

“中国制造”实现从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向高端制造的转型，德国模式或许具有更为直接的可借鉴性。短期之内培育日本的“工匠精神”的挑战可能比较大，相比之下，重视优秀技工培养的德国模式更容易被学习。如何借鉴德国模式，可能需要政府、企业和教育机构等社会各方面团体的合作，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中国的制造业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笔者所谓的非主流行业，也就是劳动密集、科技含量相对不高的行业，如服装服饰、生活用品、通用零部件等。意大利在这一领域高附加值就业机会的打造上，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以鞋业为例，中国和意大利均为鞋业出口大国，但是价格差异显著。据《世界鞋业年报》统计，2019年，意大利鞋平均出口单价为57.11美元/双，位居全球首位。与此相比，中国鞋均价仅为4.72美元/双。意大利制造讲究品味与格调，拥有众多的世界顶尖设计师，以其创新的设计引领行业发展趋势。不论是产品设计，品牌打造，材料，工艺的沉淀、持续改进与传承，以至奢侈品培育与管理的理念上，意大利在多个行业的高附加值模式（在时装、 高端箱包、鞋业、眼镜、家具等行业）可以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带来许多启发。

美国也是制造业大国强国。201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为16.6%，仅次于中国（28.4%）。取势于其在基础研究与科技发明上引领全球的优势、领先的企业管理与治理体系、打造世界级品牌的独到能力，美国也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制造企业。根据全球最大传播集团之一WPP发布的2020年全球品牌100强榜单，美国独占51席，中国以17席位居第二。

在颠覆式科技出现的今天，尤其是AI时代的到来，对全球制造业带来巨大挑战。面对这一新浪潮，中国制造业需要做好准备，在全球学习的同时也要学会拥抱科技带来的数字化转型变革。

第二，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摒弃“向下思维”，转至“向上思维”，从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

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成就得益于多重因素：充沛的人力资源、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对环保的不够重视（在发展初级阶段）、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学习曲线及规模优势、产业集群带来的范围经济优势，以及积极拥抱全球化并承接全球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历史性机会等。

成本优势为中国制造业目前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面向未来，这一竞争模式与思维可能存在诸多局限性。这种笔者称之为“向下思维”的打法可能阻碍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升级。向下是有限的，向上是无限的。中国企业的“向下思维”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了众多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为遏制全球通胀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但是，这种“向下思维”主导的行业几乎都是中产阶级的“埋葬场”。价格战主导的竞争结果是行业中大批高附加值就业机会以及中产阶层的消失。“向下思维”的行业，最后的成功者自身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在核心技术以及品牌上做出必要的投入，在员工利益、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方面同样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