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摄影家解海龙：替农家孩子喊一声“我要上学！”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本期特邀主持人为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主席王苗，对话嘉宾为著名摄影家解海龙。
访谈/王苗
王苗：海龙，咱俩可是老熟人了。
解海龙：是啊，今儿跟您一块聊聊天。
王苗：咱这一帮人一块出去，向大家介绍的时候，从来都是“这是拍《大眼睛》的那摄影师”。
解海龙：是，你们老把我往前推。
王苗：一说《大眼睛》，全国人民都知道呀。
解海龙：我有一篇文章就是说“请别再提 大眼睛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对我说，你一辈子干成这么一件事，足矣。我听了心里特别温暖。也有一些人说你不能就吃这一张，你这一辈子“吃孩子啊”……我听了心里挺不舒服的，赶紧跟大家说别再提“大眼睛”了，我要归零，我就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
我这一辈子从接触相机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从业余到半专业，在崇文区文化馆工作时就属于半业余半专业。然后到了报社就算是专业了，再后来调到摄影家协会，又属于半专业半业余了，那地方叫文化管理，不鼓励你去拍照片。
王苗：你拍希望工程《大眼睛》的时候，是在文化馆还是到了《中国青年报》？
解海龙：现在都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在20世纪80年代末……其实那时候我还在文化馆。
亲历“四五运动”
王苗：怎么想起来去拍这个呢？
解海龙：要说我学摄影，还真的是受你们“四月影会”那些人的影响。那时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工厂，算是业余爱好者。
王苗：我知道你在海军，潜艇上的？
解海龙：不是，就是水雷兵。回到工厂后，我就决定还是要把摄影学好，但又不知道有哪些人是学习的榜样。
王苗：什么资料都看不见。
解海龙：看不见。我们这波人上学就没有上过几年，初中二年级都没上完。
王苗：咱俩是同年的，那你应该是老初二。
解海龙：老初二。
王苗：我是老初三，我比你高一届。
解海龙：那您6岁半上的学。
王苗：对，我上得早。咱俩都是1951年的，赶上文革了。
解海龙：那时候“批林批孔”，天天喊口号，后来到了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十里长街送总理。那时感觉很压抑，厂里天天让我们拿一根棍子保护自己的工厂，你刚要拿相机，“别动”！上面有规定，这是厂里的，不许动。就这样，我干脆练起了快板书，弄了一录音机对着练，天天用快板“批林批孔”。
到了3月底，大家都说有人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我离广场只有2.5公里。
王苗：这么近。
解海龙：我在崇文门，我往天安门跑了两趟，眼瞅着人多了起来，还有人举着北重的那个大花圈，钢焊的。
王苗：你那会儿照成相了吗？
解海龙：我没有相机，看着那些拿相机的人我着急啊！广场上得有十几万人，但是有相机的人不到几十个。
王苗：我那时在故宫里工作，我就拿着照相机……
解海龙：你就在那儿开始拍了吧。没有相机怎么办？我就抄诗词，天天抄，回来后就想要是自己有个相机该多好。
第一台照相机
王苗：我可听说你的第一台相机是你卖血买的。
解海龙：我就是因为在1979年看了你们拍的片子，被震惊到了，原来摄影竟然有这么大的魅力。那时候就天天打听，知道您，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罗小韵、吴鹏、金伯宏，还有李英杰、吕小中他们。后来我就听说“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展览，我记得是3分的门票。
王苗：对，3分钱。
解海龙：其中1分钱是给“四月影会”作为经费的，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小地方，人头攒动，大家都瞪着眼睛，特别严峻的眼神，恨不得贴着照片去看。
回来我就跟别人讲，我说你们快去看吧，那个展览太震撼了。并开始琢磨自己真得有个相机。
那年是1979年，我的孩子刚1岁。我对媳妇儿说看看哪些不用的东西，把它卖了。她说有什么可卖的呢？我看了看说有一块手表，把它卖了吧。
她说干嘛？我说我想买个相机，她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个时候谁买相机啊？买电视机多棒，买一电视机全院的人都能看。我说那个展览太感人了，她说你还等着以后再来一个“四五运动”？
王苗：您夫人真聪明。
解海龙：她说这一阵过去了，可能一切都正规了，你拍不了这个。突然间我脑子一转，我说咱孩子将来也得有个相册，从小到大，一岁一张，给孩子做个纪念也好啊。这时她突然问，你给孩子拍，我呢？我一听，有戏，我说那当然也给你拍，就这样她同意了。
补发工资和卖手表的钱凑在一起，买了一台海鸥203，买完后天天拍，每天拍完了就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冲洗放，想着弄一大影集给媳妇儿看。
王苗：你这些宝贝现在都在？
解海龙：都在。
王苗：挺珍贵的。
解海龙：后来发现人家的片子都特实，我的片子怎么四面都虚，有人说你这镜头不行，放大机也不平，怎么也得买个像样的。
我一有空就去东单三洋信托商店，蹲在玻璃柜前看那放大机。两个售货员嘀咕：“又来了，甭理他，他没钱”，我瞪他们一眼，心想早晚我得把这放大机拿回家。
有一天路过东单，看见有人排长队，我走过去问，“你们这儿干嘛呢？”他们说“献血”，我问“给钱吗”？他说“义务献血不给钱”。
后来我又问“不给点补助”？旁边一个小伙子说：“我听说给22块5，还给三天假，可以拿那个钱买点鸡蛋，买点糖，回去补补身体”。我一听赶紧跟他商量，我说我替你献，你休三天假，你领到钱再给我。
就这样，我替他献了，那小伙子是半导体器件三厂的，我是十厂的，算是一个系统。他休完假回来，给我打电话说：“钱领到了，没想到，同仁医院给了22块5，我们单位还奖励了50块，我觉得自个收起来不合适，我把这钱都给你吧”。
王苗：这小伙子真不错。
解海龙：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太实在了，他把这72块5全给我了。
我拿着这笔钱，凑齐了75块，跑到商店把放大机拉回了家……
本想瞒天过海，媳妇儿说“你别编了”，我也只好承认自己献血了，她说“你喜欢我们不反对，但是你别瞒着”。我说“我保证每个月拿出作品来”，然后我天天给她拍给她洗，也给儿子拍，他们也挺高兴。
拍了三个月，有人就说了，你这老给自己家人拍，这叫纪念照，不叫作品，你得给人家拍。我恍然大悟，拿着相机开始拍人家媳妇儿去了……
王苗：这挺逗的。
解海龙：没多长时间，我开始发表作品，第一张作品是贺延光帮我登在《北京青年报》的，标题叫“这里夜幕静悄悄”，反映业余培训教室场景的。
王苗：这个我有印象。
解海龙：那个时候我爱看《大众摄影》，一到发行日就跑去报摊等着，买完就通读一遍，自己拍的也往那上面投稿。
我发现离生活越近的那些东西特别有趣，觉出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拿起相机表现生活，一定要记录这个新的历史时期。
广角摄影学会
王苗：我知道你们当年成立了“广角摄影学会”，聚集了一大帮子人。
解海龙：我们简称“广角”，基本上都是业余的。
王苗：反正都是爱好摄影的人。
解海龙：有电气焊工人，有文化公司卖书的，我是器件厂的，崔新华是生物制品研究所的。
王苗：但都是老北京，而且都在南城是吗？
解海龙：都是老北京，也不全在南城。“广角”它有一个宗旨：广泛的角度歌颂人民和祖国;广泛的角度反映现实的生活。就是说要把镜头对准现实生活，所以我们那帮人天天拍的都是胡同里、工厂里的一些事，社会街头的事。
王苗：我知道（刘）占崑也是你们那儿的。
解海龙：占崑是，他还是我们“六友摄影小组”的一员，他原本是六建公司的油漆工。
王苗：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体育摄影记者、时尚摄影师。
解海龙：对，他也是铆足了一股子劲儿，想要学出来。我们当时在工厂里都很优秀，一心想学一门本领，都说三十而立，如果什么都不会，一辈子就完了。
王苗：所以说都爱上摄影了。
解海龙：“广角”那时候给我们的帮助特别特别大，贺延光也是“广角”的。
王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碰上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
解海龙：我们这批人要说起来就是因为赶上好时代。虽然现在也不能说拍不出片子来，但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有人说我们若是赶上抗美援朝、赶上解放战争时期该多棒，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只要你把镜头对准自己的那个时代，留下真实的片子，就足够了。
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四月影会”那些片子，包括跟我们比较远的罗小韵、李晓斌，虽说我们这些人未必入他们法眼，但我们确实是特别信服他们，毕竟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前辈。
王苗：不应该那么说，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那个时代的某些作品，自己都觉得有点稚嫩、可笑。
咱们说回来，你是怎么走向拍希望工程这个重大题材的？
令人喜不如令人思
解海龙：1984年国庆，我有三张作品获奖，我突然感觉到，获奖它是有规律、有技巧的，首先内容是第一位，主题要鲜明，再加上技术上用得好，比如说用光、构图、景深、色彩、影调、瞬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