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摄影家王文澜：照片是记忆的时间戳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为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王文澜。

访谈/杨浪  编辑/黎立

杨浪：看见文澜总是很高兴的一个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文澜，我当时一边写一边自己乐，“看着文澜眼镜片后的小眼睛发出狡黠的光”。

王文澜：好像是……

杨浪：《傻瓜王文澜》。

王文澜：可能是“文不对题”，既然狡黠的话，怎么又傻瓜呢？

杨浪：你最早是用傻瓜相机拍摄新闻照片的，所以你本质上还是……

王文澜：如你文章的标题。

杨浪：跟文澜是老朋友了，咱们一九 八几年认识的？

王文澜：上世纪80年代初。

杨浪：至少是在去黄山之前，因为两家报社常在一块走动。去黄山是1986年还是1987年？

王文澜：1987年。

两面“旗帜”

杨浪：在安徽黄山颁奖，一路上文澜跟我谈“红房子”，一个电影的创意构思。这是我们第一次深聊。而且在那次，我知道了你一个重要的爱好是古典音乐，你说你喜欢黑胶，我印象特深。

文澜在当代中国摄影界是一个留下深刻个人印记的摄影家，摄影界里有这样一个说法，说中国的新闻摄影有两个重要的旗帜——王文澜和贺延光。

当然这跟文澜和延光都来自在那个年代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媒体有关系。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我觉得文澜依然是在摄影界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影响力，无论是在影像上，还是在摄影界的这些活动里面。

记得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就说你们俩早就该给年轻人让路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很想听听文澜本人对这个旗帜和你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王文澜：我觉得可能是一些业内零星的说法，最后让你这位学者加以总结，然后提出了这个词。因为在你之外，好像没有其他人用“旗帜”这个词形容我们。

杨浪：你看，这事还找到我头上了？

王文澜：咱们俩相识也三四十年了，对吧？关于我的文章，你写得最多，起码有八篇以上。

杨浪：还真不少。

王文澜：代表作就是《傻瓜王文澜》，所以我觉得最了解我的也应该是你。

杨浪：之一之一。

纸媒突破

王文澜：我自己觉得我在表面上会给人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印象。其实，我还是始终如一的与人为善，不管拍照片也好，生活也好，首先要做到的是做个好人，至于能不能拍出好照片，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的追求。

在上世纪80年代，我跟延光能够引起业内的关注，跟我们所处的媒体是有很大关系的。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新闻面临着重大的突破，《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能够顺应这个趋势，能够在报纸的头版把照片放大，另外照片要报道新闻，突出人、突出活，把人拍活。

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没有我们所供职的两家媒体平台，我们又何足挂齿？

杨浪：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介，还是纸媒。电视、流媒体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恰巧《中国日报》是对外宣传的，《中国青年报》是响应国内的。这两张报纸在新闻改革，在记录和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上都很出色，而且这两张报纸本身是很新锐的。

它在新闻图片的使用上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有些报纸头版还在用四栏照片的时候，这两张报纸在头版绝对不会有低于六栏宽的。而这个时候，正是王文澜和贺延光处在各自位置上发挥能量的阶段。

你们在照片的选择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说，当时的传统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那时这两家媒体有阵地、有理念，团结了一批年轻的、积极的试图有所创新的摄影家，回顾中国当代新闻摄影的过程，这一段历史是大家公认的，你说“旗帜”这句话是我创的，其实我肯定是听别人说的。你是这里面的人，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王文澜：我觉得在80年代初，《中国日报》因为是对外宣传，确立的图片风格是新、真、人、活、大，一定要大。如果是新闻照片，又是拍得很活，但是照片使得很小，效果就很有限了。

当时报社总编辑冯锡良借鉴了国际传媒的创新经验，在头版甚至报纸的各个版面，要突出图片的作用，甚至把图片作为一个单独的新闻报道使用。

之前我们一般用照片配文字，在当时能够突破还是很难的。试刊的时候照片一放大，就会在周围带来很大反应，有人说“照片放这么大，太吓人了”，“浪费了多少文字的空间”，就缩回去了，然后我们在评报栏上一说，老冯又在编前会上强调要大，所以是来回伸缩。

杨浪：你们还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王文澜：对。

杨浪：这是你们自己规定的新、真、人、活、大，那么人该怎么理解？

五字真言

王文澜：生活就是那些被我们熟视无睹的瞬间。当时在报纸上见到的照片都是反映工业生产、农业丰收，只见机器不见人，所以要改变，能够让外国读者看到中国人活生生的日子。

那会儿我刚从部队回来，头脑还是受着很多的禁锢。1981年盛夏，天气炎热，老冯说：“文澜，你能不能拍拍老百姓用什么方式避暑纳凉的照片，头版准备用。”在当时，这对我来讲简直像天书一样。

杨浪：避暑纳凉的照片能上头版？

王文澜：对，那会儿我经常去报道各种会议和展览。拍这种图片报道新闻还是头一次。

老冯就启发我：找个幼儿园，看看孩子们都在干什么，我一听老冯这不跟我开玩笑吗？这怎么能上头版呢？后来我跑到报社附近的幼儿园，小孩们正在吃西瓜，我就拍了一些画面，没想到第二天头版就发出来了。

杨浪：这个故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王文澜：所以让我觉得，报纸头版也能够发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题材，这里面也包含了日常新闻。

杨浪：新、真、人、活、大，这个吃西瓜完全符合新闻传播规律，而这里面的驱动是老冯，他执掌的是一家对外宣传的媒体，他的新闻摄影审美是要按照国际新闻摄影的规律来实践的。

王文澜：是的。既然是对外宣传，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要考虑研究读者的需求，他们想要看到什么样的报道。

杨浪：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今天说起来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就是宣传要达到目的，不一定是要我告诉你什么，我想告诉你什么，而是应该符合阅读的国际化规律，去提供真实的、新鲜的内容。对吧？

王文澜：是。

杨浪：咱们还有很接近的共同经历，都是部队出来的。按理说在部队搞过新闻、文化的，容易形成固有的摄影理念，到了《中国日报》后，这个弯你是怎么迅速地转过来的，怎么跟上这样的编辑思路去拍摄？

王文澜：《中国日报》当时有几个外国专家，我们每天拍的东西，外国专家都要看。他们会介绍国外的摄影师是怎么拍摄的，建议我们去看国外摄影师拍的中国。

记得我在苗姐（王苗）家看到了马克·吕布拍摄的中国，真是爱不释手。苗姐说：“你拿走吧。”

杨浪：也就是说你们的摄影价值观和摄影审美是直接接轨国际摄影审美水准。如果说传承和脉络，还真的是《中国日报》先将图片用大了，《中国青年报》这拨人，认同《中国日报》的做法，我记得当时贺延光拿着《中国日报》到我们总编室来交换意见……

王文澜：这个我不大了解，这得由延光现身说法。我觉得《中国青年报》在国内的环境下，把照片放大，应该是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与突破。

杨浪：是的。我大概也是在苗姐家第一次看到马克·吕布的作品。整个国家在改革开放，从事新闻的人，搞摄影的人，都有一种求真和创新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一方面是有压力，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年轻人憋太久了，都在找一种突破口，去反映社会面貌的变化。

《中国日报》那边就是你和郭建设，这边是延光、郑鸣，先是你们几个人的影像被业内认可。

王文澜：还有《经济日报》。

杨浪：对，《经济日报》。

王文澜：因为他们的总编辑范敬宜，是一个内行领导，邓维还开了图片报道专栏。

杨浪：内部有一个上下通行的环境很重要。

王文澜：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前面的观点，没有这些平台，我们就无用武之地。

平台之功

杨浪：我印象里，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摄影部门庭若市，好多人说：“浪哥，我最早见到你就是在中国青报摄影部”，当时就是这样，各自都有一个平台，集合和团结了一批有创新思想的青年新闻摄影记者，现在很多都是大家了。

王文澜：那时全国各地很多的摄影家，不管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他们的发表途径都不多。

杨浪：办个展很困难。出画册也掏不出钱，媒体发表是最重要的渠道。而报纸是每天都出版。

王文澜：尽管那会儿是报刊时代，但能够在报纸上露一面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有了这几家平台，有了我们这些店小二来回张罗着，发表渠道慢慢被打开。

通过搞摄影比赛，中青报还搞过十佳摄影记者评选，吸引了很多的来稿和摄影师，这几家报刊的摄影部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客。

杨浪：发表量大，发行量也大，365天都得出。

王文澜：对，所以能够源源不断，你想那会儿拍完照片还要暗房冲洗，寄片子也得好几天。能够在80年代有这么红火的阵地，非常不容易，应该是一个奇观。

杨浪：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日报》出了一批摄影家，延光那边也出了一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王文澜：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看平台的老总。比如解海龙，他到《中国青年报》，虽有延光的引荐，但也得经过他们老总的首肯。

杨浪：算是破格录用，海龙年纪不小，又来自基层。

王文澜：《中国青年报》能够同时拥有我心目中佩服的众多摄影师，非常了不得。当然《中国日报》招收的也都是业内精英。

杨浪：这倒是。我还有一个观察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中期，一些重要的采访活动，你都去。但到后期，好多《中国日报》重要的采访活动，你并不怎么上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