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碳市场首例数据造假案警示录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是保障数据质量。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部分数据质量不佳，2019年和2020年度的全国碳市场数据核查周期超出预期，目前多地仍在复查之中。

自7月16日启动交易以来，全国碳市场平均成交价约42元/吨。纳入全国碳市场控排名单的企业，其超额碳排放量须从碳市场购买。一家年碳排放量1000万吨的企业，若能通过操纵数据将排放量降低10%-30%，则其当年可减少0.5亿元-1.5亿元支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年排放量1000万吨左右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鄂尔多斯高新”）没能抵御住这个诱惑，成为全国碳市场公开披露的首例碳排放数据造假企业。

据《财经》记者了解，该例造假案披露之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全国碳市场数据质量的关注。生态环境部正在以“零容忍”的态度对碳排放数据造假开展全面彻查，近期又发现了多起数据质量有问题的案例。

煤电企业的碳排放量来自燃煤量，不同煤种的含碳量不同，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的真伪，是复查重点。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除了已披露的上述造假案例，应该还有企业伪造、篡改碳排放数据的情况。更令人担忧的是，碳排放数据的监测和监管边界模糊，数据偏差普遍存在，数据质量亟待提高。

控排企业需要自行或聘用咨询服务公司完成自己的碳排放数据盘查，并形成报告。然后，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聘用第三方机构核查报告;核查无误后，对控排企业发放配额。如果控排企业当年拿到的配额不足，就需要从碳市场购入配额，反之，可销售盈余的配额。

由于直接测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本较高，中国以及国外的碳市场大多以参数（部分参数需要实测）核算的方法计算碳排放量。从技术角度看，计算出来的碳排放数据，5%以内的偏差难以避免，但在政策标准有缺失、监管不够严格的情况下，人为操作的空间就会出现。

全国碳市场是落地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战略的重要机制之一。首批交易主体是2225家火电控排企业，碳排放总量超过40亿吨/年，就容量而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是欧盟碳市场的三倍。

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未来会有更多碳排放量进入全国碳市场交易，碳价也将一路走高。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近日预测，10年内，全国碳市场的交易规模可能达到每年4000亿-5000亿元之巨。如何在起步阶段，就将碳市场纳入规范透明的轨道，避免证券市场曾经走过的弯路，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对《财经》记者说，全国碳市场对实现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有重要作用，监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碳排放数据质量和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碳配额管控、碳排放清单编制方法，以及数据报告核认等方面，要进一步减少寻租空间、避免市场扭曲。

碳市场数据造假首案

根据全国碳市场的制度设计，今年首个履约周期里，控排企业需要履约2019年和2020年碳排放量，配额不足以覆盖排放量的，须从碳市场购入缺额。其中，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需控排企业在2020年底之前完成排放报告，并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核查。

全国碳市场首起数据造假案就发生在上述环节。

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排放量第一大城市，位于该市的鄂尔多斯高新是全国碳市场首批控排企业之一。

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营业务包括发电供电，氧化铝、白炭黑、硅胶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拥有2台50兆瓦、4台135兆瓦和2台330兆瓦的自备燃煤机组，为鄂尔多斯集团（600295.SH）的孙公司。

根据公开资料和了解自备电厂碳排放人士的估算，自备电厂利用小时数约7000小时，单位供电煤耗约400克，标煤碳排放估算系数为2.66，这三个数值再乘以鄂尔多斯高新的煤电装机量，得出其每年的碳排放量大概在1000万吨左右。而该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实际缺口应该在300万吨左右。

不过，根据《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燃煤发电企业配额履约缺口上限值为企业当年经核查碳排放量的20%。也就是说，鄂尔多斯高新履约2019年的碳排放量，需要花费1亿元左右，从碳市场买入约200万吨配额，这是一笔不菲支出。

鄂尔多斯集团创立于1979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100强，2020年的营业收入231.4亿元，净利润15.28亿元。该集团有羊绒服装和电力冶金化工两大业务板块，后者涵盖了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电力（热能）、铁合金冶炼等业务，占其总营收的比重超过80%。

2020年，鄂尔多斯高新聘请中碳能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中碳能投”）协助其完成2019年的碳排放数据报告;2020年12月30日，报告提交。

2021年3月2日，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举报称，鄂尔多斯高新提交的2019年碳排放报告里，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疑似伪造，希望相关部门调查。

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是为鄂尔多斯高新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检测机构。全国碳市场对控排企业的碳排放量采用核算制，燃煤元素碳含量是核算公式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称，该院自2020年6月22日开始，陆续接受鄂尔多斯高新委托，检测其寄送的煤炭样品。在此之前，该院未出具与该公司有关的任何检测报告。鄂尔多斯高新篡改送检日期、验讫日期和报告日期，在真实报告的基础上伪造出了多份报告。

接到举报后，2021年5月初，生态环境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三级生态环境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下称“调查组”）展开调查，最终认定鄂尔多斯高新提交的2019年排放报告里，有12份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被篡改。

2021年6月5日，内蒙古生态环境厅对鄂尔多斯高新下达环境违法行为责令改正决定书。6月底，鄂尔多斯高新重新提交了排放核算报告，完成整改。

在碳市场上，碳排放配额缺口越大的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鄂尔多斯高新伪造报告的目的自然是降低其碳排放量，从而减少配额缺口。但是，其伪造报告里的燃煤元素碳含量数据与真实报告是一致的，被篡改的是检测时间。

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该司篡改检测时间主要是为了避免使用计算排碳量的高限值。根据相关规定，控排企业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前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就将以高限值计算其碳排放量。而以高限值算出来的碳排放量一般要高出10%-30%。

综合公开信息和接近调查组的专业人士估算，鄂尔多斯高新通过伪造检测报告的方式，使该司2019年的碳排放配额缺口有望下降近200万吨，据此可减少的开支接近1亿元。

对于伪造燃煤元素碳含量检测报告的原因，以及整改情况，《财经》记者联系了鄂尔多斯高新，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协助鄂尔多斯高新完成伪造报告的中碳能投相关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解释说，中碳能投完全没有造假动机，之所以改动检测时间，只是想加快工作流程。因为2020年受疫情影响，碳盘查报告完成时间很紧、人手又严重不足，再加上对政策理解不够，一时疏忽，导致了上述错误。公司已严肃处理相关人员，未来将加强风控管理，避免类似错误。

在启动全国碳市场之前，不少煤电企业均未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2019年12月底，生态环境部发文要求，燃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要采用实测值。没有实测值的企业，单位热值含碳量按33.56t C/TJ（每太焦耳热值含碳33.56吨）计算。

33.56t C/TJ被定义为惩罚性缺省值，也被业内称为“高限值”。在此前的区域试点碳市场上，没有实测含碳量的控排企业可用缺省值计算碳排放量。所谓缺省值，是指依据经验设定的默认值，每个煤种有一个缺省值。

使用高限值计算碳排量，数据比各地此前采用的缺省值计算法高出10%-30%。

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但企业要自己实测碳元素，需要采购数十万元的设备并配备相关人员。因此，一些企业就选择委托第三方机构检测;还有一些企业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只能选择高限值计算碳排放量。

主管部门从2019年起引入高限值，初衷是为了督促企业加快实测燃煤元素碳含量的步伐，目的是为了更精准地计算碳排放数据。但政策实施后，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副作用。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认为，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初期，不宜采用高限值政策。对未实测碳元素含量的煤电企业采用惩罚性高限值不科学、不准确，碳排放量核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还需增强。

“高限值政策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让部分合规意识不强的控排企业和唯利是图的服务机构不惜铤而走险。”接近调查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最易造假的环节 

在监管体系尚不完善、政策标准边界模糊的情况下，碳排放数据造假不会只是孤案。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鄂尔多斯高新数据造假案调查结束后，多地陆续发现与该案造假手法相似的情况。目前，相关的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正在与第三方核查机构一起，复查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报告。

《财经》记者近期给生态环境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监管部门发去采访函，希望了解有关碳排放数据造假的调查和监管情况。截至发稿，均未收到回复。

但《财经》记者通过调研相关企业和访谈多位业内人士，勾勒出了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冰山轮廓。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与中碳能投合作的控排企业有数十家甚至上百家，遍布全国各地，既有国企也有民企。中碳能投主要在燃煤元素碳含量实测环节为企业做“优化”——这可谓碳排放数据造假的冰山所在地。

根据相关要求，煤电企业需每月检测一次当月所有批次燃煤的缩分样，每年的燃煤含碳量实测数据则是取12个月的加权平均数据。

根据各种燃煤的品质和来源，其含碳量有一定的差异;即使是同一种燃煤，也会由于批次和外部条件等原因，导致含碳量有所不同。采取上述实测方法，从理论上看可提高数据的精准度。

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所有煤电企业如均采用缺省值计算碳排放量，是相对公平的。企业恶意篡改实测数据的空间很小。但若将高限值与实测值相比较，就会有较大的碳排放量差异。对于一些没有条件实测含碳量的控排企业来说，降低碳排放量的操作空间主要在于是否实测。

未实测企业所需采用的高限值与实测值普遍存在10%-30%的差距——这可谓碳排放数据造假冰山的厚度。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多地核查或复查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报告时，重点关注的就是碳元素含量实测报告的真实性。

从鄂尔多斯高新的案例看，该司没有伪造全部的检测报告，的确向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提供了70份样品，并得到了真实的报告。但该司是从2020年6月22日以后才开始寄送样品检测的。2019年全年和2020年1月至5月并未实测。

“在真实的报告基础上篡改部分内容，让人难辨真伪。”一位碳排放数据核查机构的人士对《财经》记者说，核查机构需从检测机构调取相关的原始文件仔细校对，才能发现问题。而疑似造假的控排企业和中碳能投往往以异地送检的方式，增大核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