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嘱信托入法20年，民间财富传承的变迁

没有提及继承人的姓名，没有写明财产数额，能确定的，就是将来身故后，名下农业银行卡的全部存款捐给公益机构三诺糖尿病基金会。

这是2021年9月中华遗嘱库长沙服务中心登记的一例特殊遗嘱。立下这份遗嘱的，是湖南一所高校的博士生小邹，他今年只有25岁。

与普通遗嘱的登记模式不同，中华遗嘱库首次尝试了遗嘱慈善信托。如果一切顺利，小邹的遗嘱生效后，北京和谐继承服务中心作为遗嘱执行人，将与受托人中华遗嘱库签署信托文件——时间线可能是50年、60年之后，甚至更久。

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正式实施。至此，遗嘱信托在中国有了合法身份。相较于传统的继承，遗嘱信托具有保持财产独立的特点，能最大限度地尊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问世之初即被赋予了诸多期待。

中华遗嘱库向《财经》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其已登记保管11份遗嘱信托，其中首例遗嘱信托于2016年订立，目前正在执行中。

虽未在民间广泛拓展，但现有的法律框架至少提供了选择空间，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小邹们”得以按照个人意志自由分配手中的财富，并从中获得了独特的体验。

从海外移植而来，“信托”如何影响今天中国人的财富传承理念与方式？它能否实现财富传承的真正价值？2021年是信托法颁布20周年，观察它的实施过程，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首例遗嘱慈善信托的意义

“在我去世后，我名下的农业银行卡账号6228×××内的资产，将通过本遗嘱设立的信托进行处理……捐给三诺糖尿病基金会或者我其他另行指定的受益人。”2021年9月2日，中华遗嘱库长沙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小邹平静地读出了自己的遗愿。

据称，这是慈善法自2016年9月实施以来，中国登记的首例遗嘱慈善信托。

2021年3月，小邹第一次走进中华遗嘱库长沙服务中心，表示希望以立遗嘱的方式向公益机构捐款。在后来的交谈中，工作人员了解到，小邹曾身患糖尿病，几年前病发，并得到了有效治疗和控制。“糖尿病人不仅承受病痛之苦，而且在入学、就业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甚至经常遭到歧视，所以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这个群体。”小邹说。

在小邹的规划里，毕业以后一定会投身事业，也许会娶妻生子，将来除了为妻儿准备房产和必要的保险外，一旦自己意外离世，所有存款都用于帮助I型糖尿病患者。

与普通遗嘱登记不同，中华遗嘱库这一次尝试了“遗嘱+遗嘱执行人+信托合同”的模式，遗嘱生效之后，遗嘱执行人将与受托人签署信托文件，并根据《慈善信托管理办法》办理备案。

此事被多家媒体报道后，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小邹的选择有一定示范意义。

“不要误以为信托就是富人专享，对于资产总额不高的普通人而言，同样可以将财产装进信托，以遗嘱形式委托给专业机构，或自己信任的亲友打理，由他们按照你的意愿分配给指定受益人。” 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对《财经》记者称，某种程度上，本次尝试为信托走进普通家庭蹚出了一条路。

在此之前，这条路似乎并不通畅。

虽然信托法明确规定，在遵守继承法的前提下，可以设立遗嘱信托，具体可采取信托合同、遗嘱等书面形式。但遗憾的是，20年来，鲜有持牌信托机构作为受托人出现在遗嘱信托中。

究其原因，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以及在以遗嘱的方式设立慈善信托的场合下，受托人的选任及规则等问题存在争议。正如网友评论，“未来还很长，遗嘱也会随着阅历增加、家庭结构变化等因素发生变化。”

“考虑到一些不确定因素，我们特别设置了救济条款，如因发生重大疾病或人身意外导致经济困难，可以申请变更捐赠意向。” 为小邹起草遗嘱的湖南融邦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严继光告诉《财经》记者。

另有一点值得关注，小邹的遗嘱还确定严继光和另一名律师为第三方监察人，这种设定既可以从制度上保证立遗嘱人的意愿得以实现，也能促进遗嘱执行人与受托人切实履责，三者之间形成权力制衡。

财富传承理念的变迁

小邹说，自己还很年轻，立下遗嘱后，内心没有更多触动，“我只是完成了一件小事”。但这件“小事”背后，是民间财富传承理念的深刻变迁。

在传统认知中，人们临终时留下的财产多由继承人，如配偶、子女、父母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获得，遗嘱继承和遗赠则排在法定继承之后——这是1985年颁布的继承法所作出的规定。

在中华遗嘱库工作的高云龙说，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一家三代住在一个院子里十分常见，房产远没现在这么值钱。这一时期，人们对遗嘱并没有什么概念，往往一家之主口头说了算。“老人去世前，看哪个孩子没房子，直接就分给他，其他兄弟姐妹也不会有意见。”

如今形势大不一样。围绕遗产，太多家庭上演了光怪陆离的故事。

退休老人提早将房产过户给子女，结果晚年无人赡养;中年职场男担心自己出意外，特地在孩子成年前委托表姐担任遗产管理人，以避免妻子再婚导致财产外流;54岁的儿子为贪房产，想尽办法训练没有认知能力的母亲应付公证人员……

上海张江公证处主任张磊在1995年开始从事公证工作时发现，当时，在普通家庭的遗嘱里，几间自建的房子就算值钱家当了，老人们担心后代发生纠纷才来立遗嘱。但在当下，股权投资、证券基金等金融资产，甚至游戏、淘宝账号等虚拟财产，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向公证处咨询立遗嘱，考虑的问题不再局限于“给谁不给谁”“如何分”，而是更注重财富在自己身故后的规划，怎么让整个家族的财富长久传承，甚至生生不息。根据张磊的观察，这一观念变化，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就开始有了迹象。

正是在这一年，历时七年起草的信托法问世。虽然这部法律出台的初衷是规范信托业，但也一并写入了“遗嘱信托”“公益信托”等内容，能看出是对民间财富管理和传承需求的某种回应。

作为一部与财产和财富管理息息相关的法律，信托法将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财富管理选择？

2012年9月，一位年过40岁的深圳企业家与平安信托签署了一份家族信托计划。根据约定，这位企业家将5000万元放入信托里，可以指定继承人为受益人，以此实现财产继承，平安信托根据这位企业家的要求来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在50年的合同期内，双方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来作调整。

这是业界公认的家族信托在中国落地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数年，从信托公司、律师与税务师，到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独立家族办公室，各类机构和个人一拥而上。他们瞄准的，正是民间对私人财富如何进行管理与传承的焦虑。

招商银行发布的《2020年中国家族信托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家族信托意向人群数量约为24万人，上述人群可装入家族信托的资产规模估计约为7.5万亿元，预计到2021年底，这一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

随着家族信托市场的急速膨胀，相关问题也引起了监管层注意。2018年8月17日，中国银保监会信托监督管理部发出《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下称“37号文”），对信托业务予以规范。

在这份通知中，监管层首次认可家族信托能以“家庭”作为委托人，但要求家族信托财产金额或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单纯以追求信托财产保值增值为主要信托目的，具有专户理财性质和资产管理属性的信托业务不属于家族信托，这让行业人士犯了难。

“37号文本意是说家族信托不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的相关规定，但却在不经意间给家族信托下了一个定义。” 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孟杰认为。

孟杰的业务领域之一是通过保险金信托为客户做家族财富管理，在她看来，这一规定无形之中抬高了家族信托的设立门槛，很多客户只能望而却步。

法学界对此亦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一个人将多少钱放进信托里，最终用在谁身上，这是私人范畴的事，如果对信托受益人和信托财产数额作出具体限制，容易让信托法失去本该有的灵活性，影响其功能发挥。

纵使法律环境受限，市场热情不减。2021年5月27日，建信信托曾推出一款名为“爱予信托关爱成长系列”的普惠家庭信托。设立门槛最低可为40万元。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款家庭信托产品在名称上做文章，让它避免受家族信托1000万元门槛的限制。

遗嘱信托有法可依

和家族信托市场的火热不同，遗嘱信托的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多位法学学者、律师感慨，目前可供研究的遗嘱信托案例只有零星数量。

2019年5月，上海发生过一起典型的遗嘱继承纠纷案，该案以司法判决的方式确立了自然人可以成为遗嘱信托的受托人。业界普遍认为，这是国内首例遗嘱信托可查案例。

案情要从2015年说起。那一年8月11日，65岁的李先生去世。去世前十天，他亲笔写下一份遗嘱，称名下有各类证券价值约1000万元，通过兑换部分证券在上海再购买一套价值约650万元的房产;对于兑换证券后剩余的350万元资金，以及新购650万元的房屋和其他资产，成立以其名字命名的家族基金会进行管理;现有三套房产可出售，出售所得约400万元也并入家族基金会，以上财产共计约1400万元。

在这份遗嘱中，李先生指定现任妻子和三个兄妹作为家族基金会的共同管理人，管理费每人每年1万元，受益人包括现任妻子、两个女儿和三个兄妹，同时还明确新购650万元房产的用途——只传承给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

然而事与愿违，李先生的家人对遗嘱内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大女儿（李先生与前妻所生）认为，现任妻子不属于“下一代”，所以650万元房屋应当由自己和小女儿（李先生与现任妻子所生）均分;至于遗嘱中提及的“永久不得出售”，这只是李先生的一个愿望，实际无法实现。李先生的现任妻子和小女儿却持不同意见，李先生做出这个安排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成长，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后，李先生的遗产已经不足650万元。因此遗嘱实际无法执行，不能成立信托。

在这场持续多年的“拉锯式”官司中，家族基金会最终被法院判定为遗嘱信托。这一度成为争议焦点，引发法律界讨论。

2017年，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李先生在遗嘱中明确要把650万元房产并入家族基金会，由管理人统一管理，因此，遗嘱对该房产的安排与其他资产一致，既没有剥夺现任妻子的继承权，也没有安排两个女儿直接继承。遗嘱中的“只传承给下一代，永久不得出售”在法律上并非不能实现，这恰恰是信托制度的功能之一。

法院因此认定，李先生的遗嘱有效，从遗嘱内容来看，符合信托的法律特征，且李先生在2014年11月23日立下的一份遗嘱中也明确表示了“信托”二字，与2015年8月1日立的遗嘱可互相印证，应依法成立信托。

此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表示支持，尽管涉案遗嘱中的部分文字表述不尽严谨与规范，但将李先生在遗嘱中的财产安排定性为信托，符合该遗嘱的整体意思和实质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成立家族基金会后财产的具体使用，李先生在遗嘱中提到，现任妻子和小女儿每月可领取1万元生活费，所有医疗费全部报销，小女儿国内学费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