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烟花“重生记”

尽管只有短短几秒，但当“七彩祥云”烟花在头顶绽放的瞬间，林周周心中涌起一种“人生都圆满了”的感动。

生活在广东的林周周，多次在社交平台刷到浏阳周末焰火秀上“七彩祥云”的视频。这和她此前见过的烟花都不一样——不是炸开的礼花，而是色彩斑斓的烟雾。这原本是白日焰火，设计者搭配白闪烟花，可以点亮夜空，清晰地映照出烟雾的色彩与形状。去年年末，林周周在浏阳烟火秀的预告中看到，12月28日这场年度收官大秀会上演“七彩祥云”，便和朋友进行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当天从广东直奔湖南浏阳。

浏阳位于湖南东部，与江西省接壤，是中国花炮产业最集中的地区，也被称为“中国花炮之乡”。2023年2月起，浏阳开启周末焰火秀，累计吸引游客达500万人次。

过去一年，浏阳烟花频频登上热搜。慕名而来的人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烟花”，不再是传统印象中宏大却单调的模样，无人机与烟花动静结合，将夜空从二维的画布拓展为三维的创作空间，赋予烟花无限的自由与创意。有网友感慨：“浏阳烟花已经进化到了next level。”

但过去多年，浏阳的烟花产业始终笼罩在“禁燃令”的压力之下。尽管浏阳烟花经历了“重生”，产业仍面临一个核心问题：烟花新文化如何在环保、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

“烟花已经进化成这样了？”

去年12月28日当晚，年末烟花大秀，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易亮也在现场。焰火秀结束仅10分钟，易亮和团队便从三大运营商处获取了数据：当晚到现场及周边的观众超过19万人，创下了两年来的最高纪录。

这一波“泼天流量”，源于半个月前的“天空之门”表演。700多台无人机矩阵升入高空，围成一个红色圆环。伴随音乐，搭载在无人机上的烟花依次被点亮，从圆环中央缓缓倾泻而下，如同坠落的眼泪。这一场景的设计者，是当晚焰火燃放企业庆泰花炮公司的董事长黄蔚德，以此纪念已故的母亲——圆环象征“天空之门”，烟花则是他思念母亲的泪水，“代表永不失联的爱”。

“天空之门”的创意惊艳了现场所有观众。“浏阳烟花放大招”因此登上社交平台热搜第一，吸引国内外无数观众关注。有网友感慨：“这是魔法！”“禁炮几年，中国的烟花已经进化成这样了？”

传统的烟花，只是声光的结合。但近些年，以夜空为画布，结合声、光、电、影、焰等多种元素，烟花开始演变成创意的秀场。

以“七彩祥云”为例，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烟花从业者也坦言，这是“此前从未想过的创新”。东信烟花是国内知名烟花燃放公司，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燃放“29个大脚印”，公司还承办过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联欢活动等多项国内外重大焰火燃放任务。东信烟花副总经理钟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七彩祥云”的创意，最初是由知名烟花艺术家蔡国强提出，当时东信烟花与蔡国庆正在合作研发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焰火秀，但这一方案当时没有被采用。

2023年12月，蔡国强在家乡泉州的一场焰火秀上，首次呈现了“海市蜃楼”，便是“七彩祥云”的原型，有人形容这个烟花“仿佛召唤出一片遥远时空的宇宙星云”。

随着无人机表演技术的不断成熟，其与烟花的结合也越发充满创意与想象力。在2024年“十一”期间的浏阳烟火秀上，一家燃放公司将“七彩祥云”进行了升级：当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时，无人机同步在空中勾勒出齐天大圣的造型，还原了电影《大话西游》中“我的意中人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我”的经典场景，在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

除了“七彩祥云”，林周周最难忘的是“蓝色流星雨”， 无人机搭配烟花在空中燃放，蓝色星河从天空倾泻而下，“这些是我在广东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烟花”。

钟良是这场烟花大秀的策划人。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烟花是传统产业，“单纯研发很难玩出花样，想要进一步迭代，只能叠加创意”。这也是中国烟火秀与日本花火大会的区别。钟良介绍，日本花火大会注重单个礼花的极致效果，出货量很少，但尺寸可做到48英寸的巨型烟花，观看效果极为震撼。国内因安全限制，最大只能做到12英寸，但中国的烟花在创意和编排上更具优势。

浏阳焰火秀不仅传递着声光电美学，也开始与故事性深度融合。1月17日，浏阳天空剧院上演了一场特别的表演：番茄小说平台为宣传一部热门连载网文《我不是戏神》，与当地焰火燃放团队花火剧团合作，举办了一场以小说为主题的焰火秀，结合有声书，还原了许多小说的经典元素。当书中标志性的红桃六扑克牌，由无人机在空中组合而成，并在天际缓缓旋转时，这一幕令书粉“头皮发麻”。在更早之前，天空剧院还燃放过一场电视剧《庆余年》烟花专场，重现了范闲大婚、赏菊大会等名场面。

“如果只卖产品，无法吸引年轻人”

在钟良看来，浏阳本地烟花企业的设计能力，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提升，周末焰火秀正是一个重要契机。

浏阳推出周末焰火秀，源于当地发展文旅的需求。浏阳毗邻网红城市长沙，是一座休闲的小城，但旅游资源不集中。“最大吸引点肯定还是烟花。”易亮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浏阳是中国四大烟花生产地之一，中国出口的烟花中，有大约70％来自此地。但另一方面，烟花产业作为传统行业，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如果只卖产品，走老路，不搞创意，无法吸引年轻人。”易亮说。

长沙早已通过实践证明，焰火秀在打响城市品牌方面有显著效果。自2010年起，每周六及重要节日，长沙橘子洲头都会举办焰火秀。有媒体形象地形容，“每周去橘子洲看烟花”已融入了长沙市民的DNA。每场焰火秀吸引超过10万人次，推动长沙转型为网红城市。然而，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长沙橘子洲焰火秀从2023年起暂停举办。

2023年2月，浏阳“接棒”长沙，开始每周举办烟火和文艺表演。浏阳有431家烟花爆竹生产企业，66家专业烟花燃放公司，曾举办过16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节。最佳观赏地是天空剧院，门票仅收取1元，观众需在线上预约。未摇中的人也可以来当地，剧院周边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烟花。

烟花公司配合政府推动文旅发展，虽有微薄补贴，但难以覆盖成本，实际是公益燃放。因此有企业坦言，初期，大家普遍使用传统礼花弹和水上烟花，单场投入控制在二三十万元。

“但后续无论是票务，还是在社交平台的影响力，远超我们的预期。”当地一家烟花企业世纪红烟花厂宣传负责人娄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经过近一年的运营，浏阳烟火秀逐渐“出圈”。2023年跨年夜焰火秀，吸引了17万人到现场观看，附近交通几乎“瘫痪”。

专程来浏阳看烟花的游客不断增加。浏阳尚未通火车，这两年，两地间兴起了一种非官方交通方式：外地游客抵达长沙，只需一通电话，半小时内就能约到商务车，只需花约50元，1小时即可到达浏阳。

“天空之门”的创意，进一步提升了浏阳烟花的知名度。易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每场焰火秀的线上预约人数是30多万人，但去年12月最后两场焰火秀，线上预约人数均超过了百万。

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提供的资料，近两年来，浏阳共举办创意焰火燃放活动94场，累计拉动消费150亿元。

“我们逐渐意识到，周末焰火秀不仅能吸引游客，更是企业展示自身实力的平台。”娄杰提到。2024年以来，燃放企业开始“卷”创意，投入也水涨船高。12月初，世纪红接到通知，承办“天空之门”之后的焰火秀。为了不让远道而来的观众失望，他们的投入超过了100万元。

东信烟花负责2024年的压轴烟花大秀，钟良担任策划，整体投入也超过百万元。28号是2024年度收官之秀，带有跨年意味。钟良将主题设为“星雨新愿”，灵感来自“看到流星时许愿最易实现”。他用无人机搭载烟花，重现蓝色流星雨，让观众许下2025年的愿望。

周末焰火秀走红，当地烟花企业也收获了积极反馈。2024年，浏阳焰火燃放企业执行了1800多场国内外活动，占全国90％以上市场份额。1月15日，钟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过去半个月，从黑龙江到海南，再到新疆、内蒙古、山西等地，多地政府主动联系东信烟花，已确定10场元宵节燃放订单。

走出“至暗时刻”

1月初的一个普通工作日夜晚，浏阳的一处市民广场上，有人点燃了“加特林”焰火。不远处的浏阳河畔，天空剧院对岸，烟花企业每周一至周五都会带着客户燃放试样烟花。

浏阳城区从未限制过烟花爆竹的燃放。但在浏阳之外，全国范围内对烟花燃放的管控政策，始终牵制浏阳烟花产业的发展。

湖南省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张明福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浏阳有900多家烟花厂，但都以“十户九爆”的家庭式作坊经营，在自家院子中手工制作烟花。为了安全生产，烟花厂开始改制，取缔手工作坊，进行工厂化改造。

浏阳的烟花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和专业燃放企业，两者有一定重合。最先受到政策冲击的是专业燃放企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大脚印”等烟花表演惊艳了国内外观众，推动了国内市场烟花需求的持续升温。东信烟花总经理钟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彼时，浏阳烟花燃放的客户多是政府部门。

2012年末，中央八项规定正式实施，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严禁元旦春节期间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东信的燃放业务急剧缩减，企业不得不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对于烟花生产企业来说，“禁燃令”的影响更为深远。国内最早的“禁燃令”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考虑到安全和环保等因素，广州、北京等地陆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取消“禁燃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全国上百个城市相继解除“禁燃令”。

2008—2015年，浏阳当地烟花生产都处于上升期。随后，新一轮的“禁燃令” 逐步推开。2016年，上海内环全域禁燃。2017年春节起，河南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市区全部禁燃。2017年末开始，北京五环路内全面禁燃。公安部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803个县级以上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烟花企业往往会根据地域特点，主攻某几个市场。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是国内烟花销售的几大主要市场，这些区域的禁放限放对烟花企业的冲击也最为直接。

浏阳欢乐烟花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海外部负责人胡宜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早期欢乐烟花的内销市场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山西。2019年左右，各地禁放政策趋严，公司的内销销量骤降30％—40％。

不过，在娄杰看来，2015年至2019年期间，整个行业受到“禁燃令”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但并未遭受重创，只是行业竞争加剧——因为“禁燃令”主要限制城区的烟花燃放，烟花生产企业将目光投向农村地区，或尚未实施禁限政策的区域。

安全生产也是浏阳烟花产业头顶的“紧箍”，加剧了浏阳烟花产业的洗牌。2019年12月4日，浏阳一家烟花厂因违法违规生产引发爆炸事故，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伤的惨剧。张明福介绍说，此次事故后，浏阳市政府加强安全整治，对不达标的小厂实施退出机制。政府与行业协会筹集数亿元资金，支持企业退出或升级改造，“这一轮整治淘汰了200多家企业”。

一位业内人士解释，烟花企业每三年需更换安全生产许可证，为了达到新标准，每次都需投入上百万元。“2019年前后，行业笼罩在悲观情绪中。”浏阳一位烟花从业者回忆，当时订单缩减，烟花行业被贴上“落后传统产业”标签，部分企业无奈接受政府补贴，退出行业。

让钟娟感慨的一个细节是，多年前，女儿班级开家长会，老师要求家长和学生签署“严禁燃放烟花爆竹”承诺书，进一步折射出烟花行业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