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为何“对脾气”？

小时候，娜塔莉·戴高乐听父亲讲，她的曾祖父常说：中国的文明比有记录的历史还要悠久，全球发展不能没有中国，中国的力量无法忽视。

1964年1月27日，娜塔莉的曾祖父、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跨越“冷战”的阵营对立，与中国建交。60年后，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法国的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如今从商的娜塔莉，多次以公共外交“使者”的身份往来于中法之间，实现了曾祖父生前未竟的访华心愿。

“归根结底，中法关系的内在力量在于长期稳定和不断创新。”2023年12月最近一次访华时，娜塔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1964年以来的历任法国总统，无论是偏左翼的希拉克、偏右翼的萨科齐，还是如今的马克龙，外交战略都未曾大幅偏离“戴高乐主义”。双方的政策延续性，推动中法率先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率先开启战略对话，最早开展民用核能合作，创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的诸多“第一”。

为什么中法关系实现了超越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长期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23年11月24日在北京同法国外长科隆纳举行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法关系具有富有韧性的历史传承、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以及独立理性的战略自觉。在动荡变化的世界中，凸显其战略性和引领性。

深入骨髓的“戴高乐主义”

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并未如外界预期的那样，迅速扭转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相反，拜登修复了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关系，试图推动主要伙伴在“印太战略”等对华政策领域和美方保持一致。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跟随”华盛顿的步伐，还明确发出不同声音。

2021年，时任法国外长勒德里安表示，法国“印太战略”不会基于“和中国对抗”。同年更新的法国外交战略中，保留了将中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描述。第二年，法国财长勒梅尔在美国公开演讲时说，当前的国际形势是“美国想和中国对抗，而欧洲希望与中国接触”。

这并非法国政府第一次和美国“对着干”。从1964年戴高乐决定与中国建交，到2003年希拉克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再到马克龙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成为第一位会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西方领导人，法国资深外交官马蒂厄·德罗因说，美国需要认识到“拥有一个能独立思考的盟友很有价值”。

一些华盛顿的高官则认为法国政府长期存在“反美情绪”和“恢复荣光”的幻梦。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的一份报告称，那些知名的“戴高乐主义”行为，出发点不过是一种法国式的“民族主义”。

“戴高乐主义”并非凭空产生。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弗朗索瓦·戈德门特指出，以德法两国对外政策为例，法国更受长期战略思维影响，德国则更注重商业逻辑，这和两国不同的国家地位及历史经验有关。

法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七国集团（G7）、北约、欧盟成员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的国家。法国一直致力于在世界发挥领导力，且应当通过法国参与创建的联合国安理会、欧盟等多边机制发挥领导力。这是历任法国总统的信条。希拉克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关键理由，就是“多边主义至关重要，美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也一贯主张在现有多边框架内处理国际问题。2023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克龙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之变，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作为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坚定推动者，有能力、有责任超越分歧和束缚，坚持稳定、互惠、开拓、向上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方向，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当前法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法国需要和中国合作，维护正面临巨大挑战的多边治理体系。”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马蒂厄·杜沙泰尔指出，“法国一直赞赏中方为达成《巴黎协定》作出的重要贡献。”2015年，两国签署《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推动了当年晚些时候达成《巴黎协定》的多边谈判。

另一方面，就历史经验而论，很多现代外交理念肇始于法国。1623年，黎塞留被法王路易十三任命为首席大臣。他认为外交需要有效的中央集中决策和职业化的部门及官员，在1626年创建了欧洲最早的外交部，其影响延续至今。

前法国外交官、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西莉亚·贝林指出，今天，法国的外交决策机制依然是西方世界的“异类”。无须通过国会，总统就可以直接完成大部分外交政策制订及大使任免工作，这意味着“即使在国内弱势的总统，也能有效推动外交”。

此外，法国外交部拥有一支独立于公务员体系的外交官队伍，人员规模为世界第三。这使法国具备了西方国家中少有的外交战略延续性。历届法国总统也以捍卫延续性为目标。前总统奥朗德就强调，要建立“稳定、可持续、可预测的中法关系”。

从希拉克、奥朗德、萨科齐到马克龙，都有论者提出他们“走出了戴高乐时代”，但更多的分析认为他们只是采取了“更现实主义的戴高乐主义”。

现实主义，本身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部分。1964年，在中法发表建交联合公报的记者会上，戴高乐讲道：“法国对中国的承认只是对世界的现实承认，我相信其他国家政府迟早会效仿法国的做法。”

戴高乐的预言成真。中法建交后，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波与中国的“建交潮”。上世纪60年代出任美国国务卿的腊斯克曾表示，中法建交“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一道裂缝”。

不只如此，1984年，中法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建设，开启中国和西方核能合作的第一步。1997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伙伴关系，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这种新型关系的西方国家。

2001年，中法首先开展“战略对话”，此后美国、英国、欧盟等相继开始和中国开展“战略对话”，揭开中国“战略关系外交”的新一页。2003年，欧盟和中国最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年，中法关系即由“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现实层面，这些合作带给法国诸多利好，法国先进制造、基础设施及能源龙头企业得以参与大亚湾核电站、京沪高铁、C919客机项目等。2015年，空客亚洲首家工厂落户中国。2019年，法国能源公司道达尔与中国国家电投签署协议，在内蒙古开发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项目之一。近年中国企业对法国车企及电力企业的大规模投资，亦促进了法国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目前，双方还同意在第三方市场，特别是非洲探索合作项目。

2014年9月中法高级别人才对话机制启动后，中法间战略、经济财金、人文三大对话机制进一步健全。据法国媒体统计，2013年至2022年，中法联合署名科研论文出版物达5.4万篇，增长133％。

曾担任欧洲多国外交部政策顾问的芬兰政治学家科尔霍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戴高乐主义”在今天最直接的体现，还是法国的“战略自主”观念，而这亦源于现实主义的判断：从长期看，美国正将政策重心从欧洲移开，却希望维持在欧洲外交、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这对欧洲而言，“当合作变为依赖，你就成为别人的附庸，然后你就消失了”。

基于这一判断，戴高乐1966年带领法国退出北约，并发展自己的核力量。2009年带领法国重返北约的萨科齐，也只是接受了“欧洲安全需要有美国参与”的现实，并未放弃“战略自主”。马克龙的观点更加直接。他多次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所谓“紧张局势”不是欧洲人的危机，欧洲更重要的任务是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克龙多次强调，西方有必要加强与中国的接触，以防止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化。

“一些法国学者喜欢谈论‘告别戴高乐时代’，但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戴高乐主义早已深入到法国外交的肌理中。”科尔霍宁说。

西方媒体披露，在G7峰会、北约峰会等场合，马克龙及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多次推动在联合声明中删减、弱化针对中国的言辞。近两年，法国政府积极推动欧盟恢复和中国的高级别接触。中法2022年进行5次高级别会晤和10次通话，频率居欧洲各国之首。

2023年，除马克龙访华之外，李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出访即选择访法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中法成功举行战略、经济财金、人文三大机制性对话。“中国是一个大国，法国需要与中国就合作问题和竞争问题进行讨论，” 法国前外交官、巴黎和平论坛秘书长贾斯汀·瓦伊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两国领导人有充分时间交流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是确保大国之间加深理解的关键。”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大国，中法超越集团对抗，坚持求同存异，无论是发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致声音，还是坚持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无论是推动达成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还是成功举办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都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间交流合作树立了典范。

马克龙说，法国和中国“对脾气”。“我们在一起大有可为。法中友谊万岁！”2023年4月的访华行程刚刚结束，马克龙就在社交平台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发文。

艰难掌握好平衡

2024年1月18日，马克龙在爱丽舍宫迎接了新年第一位访问法国的外国领导人：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这也是洪马奈就职后首次访问欧洲。马克龙承诺向柬埔寨提供2亿欧元援助，《南华早报》指出，加强和法国的关系，为柬埔寨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外交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