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的双向奔赴与互动

作者: 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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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2日,中央歌剧院和法国艺术家合作演出的法国著名歌剧——《卡门》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中法艺术家合影。图/新华

在《世界文学》杂志当编辑的余中先去法国巴黎留学时,朋友托他买一本世界名著——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余中先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书店店员也很纳闷,这本书没什么名气啊,已经没什么出版社再版了。

余中先意识到,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认知,与法国人并不相通。那是1988年,除了19世纪以前的歌德、雨果、巴尔扎克等文豪,中国人最推崇的20世纪法国作家就是罗曼·罗兰,最推崇的法国现代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得益于翻译家傅雷以超凡文笔的译介,另一方面,也因为罗曼·罗兰亲近左翼的立场。他作品中的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应和着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我们接受法国文化,就像鲁迅说的‘拿来主义’。中国人需要的就是像罗曼·罗兰这种英雄主义、抵抗、不屈的作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翻译家余中先说。

不过,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就在80年代,在中国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更多千姿百态的法国现当代作品已经悄然进入中国。存在主义哲学、“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文艺新风一阵阵刮进校园,获得了大量读者。1986年,余中先就翻译了萨冈的流行小说《你好,忧愁》,杜拉斯的《情人》令青年男女如痴如醉,而在电影学院,法国新浪潮电影刷新着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对电影的理解。新的法国文艺又找到了新的中国受众。

“旧”的法国和“新”的法国,同时在中国流传,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殊状况。

202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迎来六十周年纪念日。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的话说,过去六十年来,在中法这两个东西方文化大国之间,最重要的交往,就是文化交往。“特别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这两个国家都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比较典范的双向互动。”许钧说。

文学的窗口

在法国人的书店里,上世纪80年代之前,译介最多的中国书籍都与传统文化有关,如《道德经》《论语》,以及《狄公案》等探案小说。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译本很早就进入了法国,但零零散散,影响也有限。直到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兴起后,当代中国作家的法文译本在书店里多了起来,如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的作品。文学成为法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扇窗口。

反过来,也是如此。

70年代末,外国文学大量引入中国。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在停刊13年后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80年代,法语译者将法国文学一股脑翻译进来,既要补古典文学的课,又要翻译新流派、新作品。“我们用短短十几年,将法国几十年的重要作品都翻译过来了。”余中先说。

介绍新作家、新流派,是余中先为自己选择的翻译方向。那些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已经有不少翻译版本,他无意为其增添一个新的版本,即便这样做也许会让他早点成名。他希望尽快为国内读者引进更多新作家,做拓荒的工作。

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萨冈的《你好,忧愁》,这是萨冈18岁时写的流行小说,在法国引发了持续的轰动。他发力最多的方向,是当时的“新小说”派和荒诞派戏剧,他翻译的《等待戈多》至今仍是流传最广的译本。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颁发后,往往过了一两年他就翻译出来,让中国读者紧紧跟随法国文学发展趋势。

相比之下,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要慢一些,但他们了解中国的兴趣却同样旺盛。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很早就去法国留学了。他原本1975年就有机会留法,因为身体原因,推迟到1976年,那年他才22岁。法国人对这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充满好奇,拉着他们办了很多小型沙龙。有时在工厂,有时在农场,在政要的客厅,也在老百姓的家里,几个中国留学生被一圈法国人围在中间,留学生先作简短发言,然后迎接法国人连珠炮的问题。

“没有什么尖锐的问题,他们非常关心中国人,关于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中国人之间的传统、礼仪等等。”许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法国的两年,这样的沙龙他参加了至少四十多次。有一次,几个留学生受邀去中法建交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家中小住,每天与大使交流。在中国还没开放国门的时期,留学生成为了法国人了解真实中国的入口。

法国人让许钧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回国后,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1980年,他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年轻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因为那本书,他与勒克莱齐奥结识,友谊持续至今。许钧逐渐发现,这个法国人对中国并非只有浮泛的兴趣,而是真正的关心和入迷。

当时的翻译是广撒网与重点突破的结合,广撒网的典型,是柳鸣九的行动。柳鸣九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十卷七十册,系统引进20世纪法语文学,其中大量作者对于中国人都是新面孔。比较年轻的两个人,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二十多年后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到80年代末,中国读者对法国现当代文学全貌已经可以有基本的认知。如今回想,那一代译者作出的贡献难以想象。

就在那时,法语翻译界又集体向一座高峰发起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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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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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中先与萨冈的小说《你好,忧愁》 (中文版)。

请进普鲁斯特

1986年,许钧在南京大学接到一个电话,译林出版社编辑韩沪麟邀请他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挂掉电话,他受宠若惊。当时,韩沪麟在全国邀请到15位法语翻译名家,组成黄金班底,最年长的是罗大冈,已经年过七旬,最年轻的是许钧,刚刚三十出头,以及许渊冲、李恒基、桂裕芳、徐继曾、罗新璋、徐和瑾、周克希、施康强等知名译者。

这次翻译行动还有点发奋图强的意味。原著出版半个多世纪后,各发达国家都已有各自语言的译本,中国读者却无缘读到,很多译者和学者引以为憾。韩沪麟后来回忆,他进入出版行业的动机之一,就是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抱着填补空白的夙愿,这支黄金班底有“翻译敢死队”之称。

作为意识流小说的高峰,《追忆似水年华》内容庞杂、头绪纷繁,连篇累牍的长句动辄有半页之长,翻译难度极大。北京大学教授徐继曾负责理清小说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统一翻译人名、地名,这项工作就花去了一年半。翻译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会,统一各种不同意见,最后的焦点,是书名。

最后一次研讨会之前,翻译家赵瑞蕻找到许钧,嘱咐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带到北京:坚决反对《追忆似水年华》。北大的研讨会上,《追忆似水年华》有许渊冲力挺,“追忆派”还提出“逝水年华”“流水年华”等多种译法,一些年轻译者赞同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罗大冈则提出古雅的《思华年》或《忆华年》。两小时讨论后,基本归拢为《追忆似水年华》和《寻找失去的时间》两派。争执不下,只能投票,结果9:9打平。

资深法语研究专家柳鸣九站出来调和,建议面向大众读者出版时,使用《追忆似水年华》,研究者如果愿意,可以使用《寻找失去的时间》,把《追忆似水年华》放在括号或注释里。最终,出版社使用的是《追忆似水年华》。反对者始终意难平,卞之琳专门撰文反对《追忆似水年华》的译名。多年以后,周克希独自重译,定名《追寻逝去的时光》。

许钧更赞成《寻找失去的时间》,在他看来,两种不同意见,代表了不同的翻译理念。“对待外国名著,你是对原著负责,还是对中国的读者负责?如果对原著负责,尊重原著,普鲁斯特其实是把时间作为第一主人公,《寻找失去的时间》更贴近原意,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而翻译成《追忆似水年华》,是认为一部小说作品应该有一个文学的名称,根据中国的习惯,尤其是翻译国外电影的习惯,译成《追忆似水年华》更好,更有文学性。”许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书名的讨论至今仍未终结。

1989年,全书七部中的第一部率先推出,发行部门对市场不放心,起初定的印数只有1500册,出版社咬牙抬高到2000册。谁承想,一面市就售罄了。北京书展上,一个东北个体书商一次性订购了500本;一个大学生每天来到出版社展位,一再提醒加印时率先寄给他,以先睹为快。在中国,普鲁斯特名气大涨。

《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出版之后,出版社却遭遇资金困难,出版计划暂时搁置。适逢时任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到南京访问,许钧向大使讲述了中国译者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情况和面临的难题,大使积极寻找解决途径,提供法方资金,资助全书出版。最终历时五年,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完成,共250万字。

多人合译让全译本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但留下了不少遗憾,关键问题是语言风格的不一致。其后,不乏翻译家发下宏愿,以个人力量独自翻译这套巨著,包括“敢死队”中的徐和瑾与周克希。徐和瑾75岁时去世,译了四卷,还剩三卷。周克希耗时十年译成三卷,宣布放弃,他引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名言叹息:“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是中国翻译法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80年代是法国文学翻译的“补课”时期,而《追忆似水年华》这部现代主义文学高峰之作翻译完成后,从此,拼图几近完整。“翻译有时就是思想的先锋,”许钧说,“《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的出版,一直是围绕中国文学界、文化界思想解放的脉络,因为它反映的资产阶级生活与我们当时的主流完全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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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中文版)。

当时,许钧用法语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文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情况,文章被法国《世界报》刊登。“不仅仅是告诉法国人有这么一个消息,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学界的思想开放,以及对法国文化掌握的高度。”许钧说,《世界报》会刊登这篇文章,说明法国人确实十分关心自己的文化传播。

哲思与诗意同在

在80年代,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法国人,萨特一定占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打开风气,引入来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法语文学研究者柳鸣九决定主编一套《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作家为中心,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1981年10月,创刊号出版,主角就是萨特,这本创刊号被命名为《萨特研究》。

这本《萨特研究》缘起于一年前萨特的离世。当时,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柳鸣九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这是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在此之前,受特定环境影响,国内对萨特的评价长期并不公正。虽然萨特与波伏瓦在1955年就访问过中国,登上过天安门城楼,但其作品的大规模引进,正是从《萨特研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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