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文化的双向奔赴与互动

在《世界文学》杂志当编辑的余中先去法国巴黎留学时，朋友托他买一本世界名著——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余中先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书店店员也很纳闷，这本书没什么名气啊，已经没什么出版社再版了。

余中先意识到，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认知，与法国人并不相通。那是1988年，除了19世纪以前的歌德、雨果、巴尔扎克等文豪，中国人最推崇的20世纪法国作家就是罗曼·罗兰，最推崇的法国现代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得益于翻译家傅雷以超凡文笔的译介，另一方面，也因为罗曼·罗兰亲近左翼的立场。他作品中的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应和着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我们接受法国文化，就像鲁迅说的‘拿来主义’。中国人需要的就是像罗曼·罗兰这种英雄主义、抵抗、不屈的作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名翻译家余中先说。

不过，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就在80年代，在中国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更多千姿百态的法国现当代作品已经悄然进入中国。存在主义哲学、“新小说”、荒诞派戏剧等文艺新风一阵阵刮进校园，获得了大量读者。1986年，余中先就翻译了萨冈的流行小说《你好，忧愁》，杜拉斯的《情人》令青年男女如痴如醉，而在电影学院，法国新浪潮电影刷新着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对电影的理解。新的法国文艺又找到了新的中国受众。

“旧”的法国和“新”的法国，同时在中国流传，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殊状况。

202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迎来六十周年纪念日。用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的话说，过去六十年来，在中法这两个东西方文化大国之间，最重要的交往，就是文化交往。“特别是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这两个国家都在世界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比较典范的双向互动。”许钧说。

文学的窗口

在法国人的书店里，上世纪80年代之前，译介最多的中国书籍都与传统文化有关，如《道德经》《论语》，以及《狄公案》等探案小说。鲁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译本很早就进入了法国，但零零散散，影响也有限。直到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兴起后，当代中国作家的法文译本在书店里多了起来，如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人的作品。文学成为法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一扇窗口。

反过来，也是如此。

70年代末，外国文学大量引入中国。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在停刊13年后复刊，第一期就刊登了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当时卡夫卡已经在西方被捧为文学先知，而中国读者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80年代，法语译者将法国文学一股脑翻译进来，既要补古典文学的课，又要翻译新流派、新作品。“我们用短短十几年，将法国几十年的重要作品都翻译过来了。”余中先说。

介绍新作家、新流派，是余中先为自己选择的翻译方向。那些如雷贯耳的世界名著，已经有不少翻译版本，他无意为其增添一个新的版本，即便这样做也许会让他早点成名。他希望尽快为国内读者引进更多新作家，做拓荒的工作。

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萨冈的《你好，忧愁》，这是萨冈18岁时写的流行小说，在法国引发了持续的轰动。他发力最多的方向，是当时的“新小说”派和荒诞派戏剧，他翻译的《等待戈多》至今仍是流传最广的译本。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颁发后，往往过了一两年他就翻译出来，让中国读者紧紧跟随法国文学发展趋势。

相比之下，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要慢一些，但他们了解中国的兴趣却同样旺盛。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很早就去法国留学了。他原本1975年就有机会留法，因为身体原因，推迟到1976年，那年他才22岁。法国人对这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充满好奇，拉着他们办了很多小型沙龙。有时在工厂，有时在农场，在政要的客厅，也在老百姓的家里，几个中国留学生被一圈法国人围在中间，留学生先作简短发言，然后迎接法国人连珠炮的问题。

“没有什么尖锐的问题，他们非常关心中国人，关于我们在中国的生活，中国人之间的传统、礼仪等等。”许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法国的两年，这样的沙龙他参加了至少四十多次。有一次，几个留学生受邀去中法建交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家中小住，每天与大使交流。在中国还没开放国门的时期，留学生成为了法国人了解真实中国的入口。

法国人让许钧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回国后，他开始翻译法国文学。1980年，他翻译的第二本书是年轻作家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的女儿》。因为那本书，他与勒克莱齐奥结识，友谊持续至今。许钧逐渐发现，这个法国人对中国并非只有浮泛的兴趣，而是真正的关心和入迷。

当时的翻译是广撒网与重点突破的结合，广撒网的典型，是柳鸣九的行动。柳鸣九是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担任过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十卷七十册，系统引进20世纪法语文学，其中大量作者对于中国人都是新面孔。比较年轻的两个人，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二十多年后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到80年代末，中国读者对法国现当代文学全貌已经可以有基本的认知。如今回想，那一代译者作出的贡献难以想象。

就在那时，法语翻译界又集体向一座高峰发起冲击。

请进普鲁斯特

1986年，许钧在南京大学接到一个电话，译林出版社编辑韩沪麟邀请他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挂掉电话，他受宠若惊。当时，韩沪麟在全国邀请到15位法语翻译名家，组成黄金班底，最年长的是罗大冈，已经年过七旬，最年轻的是许钧，刚刚三十出头，以及许渊冲、李恒基、桂裕芳、徐继曾、罗新璋、徐和瑾、周克希、施康强等知名译者。

这次翻译行动还有点发奋图强的意味。原著出版半个多世纪后，各发达国家都已有各自语言的译本，中国读者却无缘读到，很多译者和学者引以为憾。韩沪麟后来回忆，他进入出版行业的动机之一，就是组织翻译这本名著。抱着填补空白的夙愿，这支黄金班底有“翻译敢死队”之称。

作为意识流小说的高峰，《追忆似水年华》内容庞杂、头绪纷繁，连篇累牍的长句动辄有半页之长，翻译难度极大。北京大学教授徐继曾负责理清小说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统一翻译人名、地名，这项工作就花去了一年半。翻译过程中多次召开研讨会，统一各种不同意见，最后的焦点，是书名。

最后一次研讨会之前，翻译家赵瑞蕻找到许钧，嘱咐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带到北京：坚决反对《追忆似水年华》。北大的研讨会上，《追忆似水年华》有许渊冲力挺，“追忆派”还提出“逝水年华”“流水年华”等多种译法，一些年轻译者赞同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罗大冈则提出古雅的《思华年》或《忆华年》。两小时讨论后，基本归拢为《追忆似水年华》和《寻找失去的时间》两派。争执不下，只能投票，结果9：9打平。

资深法语研究专家柳鸣九站出来调和，建议面向大众读者出版时，使用《追忆似水年华》，研究者如果愿意，可以使用《寻找失去的时间》，把《追忆似水年华》放在括号或注释里。最终，出版社使用的是《追忆似水年华》。反对者始终意难平，卞之琳专门撰文反对《追忆似水年华》的译名。多年以后，周克希独自重译，定名《追寻逝去的时光》。

许钧更赞成《寻找失去的时间》，在他看来，两种不同意见，代表了不同的翻译理念。“对待外国名著，你是对原著负责，还是对中国的读者负责？如果对原著负责，尊重原著，普鲁斯特其实是把时间作为第一主人公，《寻找失去的时间》更贴近原意，带有一种哲学的意味。而翻译成《追忆似水年华》，是认为一部小说作品应该有一个文学的名称，根据中国的习惯，尤其是翻译国外电影的习惯，译成《追忆似水年华》更好，更有文学性。”许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关于书名的讨论至今仍未终结。

1989年，全书七部中的第一部率先推出，发行部门对市场不放心，起初定的印数只有1500册，出版社咬牙抬高到2000册。谁承想，一面市就售罄了。北京书展上，一个东北个体书商一次性订购了500本；一个大学生每天来到出版社展位，一再提醒加印时率先寄给他，以先睹为快。在中国，普鲁斯特名气大涨。

《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出版之后，出版社却遭遇资金困难，出版计划暂时搁置。适逢时任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到南京访问，许钧向大使讲述了中国译者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的情况和面临的难题，大使积极寻找解决途径，提供法方资金，资助全书出版。最终历时五年，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出版完成，共250万字。

多人合译让全译本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但留下了不少遗憾，关键问题是语言风格的不一致。其后，不乏翻译家发下宏愿，以个人力量独自翻译这套巨著，包括“敢死队”中的徐和瑾与周克希。徐和瑾75岁时去世，译了四卷，还剩三卷。周克希耗时十年译成三卷，宣布放弃，他引用法国作家法郎士的名言叹息：“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

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是中国翻译法国文学的标志性事件。80年代是法国文学翻译的“补课”时期，而《追忆似水年华》这部现代主义文学高峰之作翻译完成后，从此，拼图几近完整。“翻译有时就是思想的先锋，”许钧说，“《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的出版，一直是围绕中国文学界、文化界思想解放的脉络，因为它反映的资产阶级生活与我们当时的主流完全不一致。”

当时，许钧用法语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文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情况，文章被法国《世界报》刊登。“不仅仅是告诉法国人有这么一个消息，实际上也展示了中国学界的思想开放，以及对法国文化掌握的高度。”许钧说，《世界报》会刊登这篇文章，说明法国人确实十分关心自己的文化传播。

哲思与诗意同在

在80年代，在中国名气最大的法国人，萨特一定占有一席之地。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打开风气，引入来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法语文学研究者柳鸣九决定主编一套《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以作家为中心，提供西方文学的客观资料。1981年10月，创刊号出版，主角就是萨特，这本创刊号被命名为《萨特研究》。

这本《萨特研究》缘起于一年前萨特的离世。当时，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柳鸣九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这是中国第一篇对萨特进行全面评价的文章。在此之前，受特定环境影响，国内对萨特的评价长期并不公正。虽然萨特与波伏瓦在1955年就访问过中国，登上过天安门城楼，但其作品的大规模引进，正是从《萨特研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