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支教”成了生意

“老师明年冬天再来看你们。”

2023年夏，在桂林市广南村支教行程结束当天，四川大学大三学生、支教团老师刘玲在课堂上表达了对孩子们的不舍之情。令她动容的是，有好几个活泼的孩子大声挽留自己，让她为自己5天来的付出备感值得。说是5天，除去头尾两天的往返通勤，以及中间三天的多个游玩项目，刘玲粗略估计，自己待在课堂上的时间不足20小时，但最后她拿到了组织方出具的35小时志愿服务时长证明。这一证明在她随后的国外院校申请中起到了增色作用，据她了解，像她这样因为留学申请的志愿服务需求选择短期支教的大学准应届毕业生不在少数。

刘玲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她付费参加的支教团的组织方为STARC支点（以下简称支点），隶属于上海一家教育科技公司。支教团入住的是“无敌山景民宿”，三餐基本都在当地侗族土菜餐馆解决，与一般旅行团无异。类似支点组织的旅游式支教项目，在多种社交平台上并不鲜见，诸多项目2024年寒假的招募仍在进行。搜索“支教旅行”等关键词会发现，这些短期项目无一例外将自己包装成“开拓眼界的公益之旅”。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支教的初衷是弥补当地教育资源的缺失、满足当地学生需求，而旅游式支教把亟需教育资源的农村学校变成了满足志愿服务需求的表演平台，这种商业化的路子已经“走偏了”。

“半玩半教”的付费支教

于跃是2021年支点组织的新支教暑期桂林项目的成员之一，申请该项目时他是四川某大学的大二本科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项目领队在支教团微信群中多次鼓励参与者分享照片和视频，但自己从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此次支教经历，因为这“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天眼查显示，支点是一个提供兼职、公益、实习等实践服务的营利性组织，隶属于上海勤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成立。根据支点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信息，支点新支教是支点于2018年发起的支教项目，核心理念是通过“长期的短期支教”模式来解决乡村孩子在素质教育领域的缺失，项目地涵盖桂林、漠河、雅安、拉萨等地。

该项目的招募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4寒假支教项目的招募从去年9月启动，至12月30日已经截止并成团，将于今年1月底起分批次出发。以桂林项目为例，今年寒假项目的目的地与往年一样，是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村，项目落地学校为该村唯一的小学广南村小，项目时间从2月15日起持续5～8天不等，成团人数为15人，不满10人的团将从其他地区的支教团调剂人员。招募官称，桂林项目从2018年暑期起便开始实施，与广南村小有多年合作和调研基础，项目方和广南村村委签订了相关支教帮扶协议，但工作人员不愿提供或展示相关协议。

广南村委副主任蒙春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支点与广南村委合作经济联合社于2019年签订了合作协议，延续5年，自己是2022年上任后接手的，对于合作细节了解不多。在她看来，学校在支教项目中的角色就是为志愿者提供基本的食宿条件和民俗体验，签订协议的初衷也不是赚钱。

谈到支教行程时，该招募官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两类项目，依据支教天数不等，售价分别为2530元和3280元，该费用主要是食宿的经费，不包括交通费、自助旅行等开销。除开第一日与最后一日的通勤和报到，剩下在广南村的三日，支教老师的行程基本是半天校内授课，半天文化体验。当被问及文化体验包含的内容时，招募官介绍，广南村是典型的侗族聚居地，支教老师有充足时间领会当地风土人情，例如体验村里代代相传的编织技艺“编草龙”、观看村里民俗表演、参加百家宴等。

食宿条件是支点重点推荐的部分之一。招募官称，2019年，广南村被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支教团曾经的住宿地为镇上条件相对完善的旅馆和民宿，往返广南村小都有专车接送，近两年的住宿则大多选在广南村内的民宿，一般为2～3人间，有Wi-Fi、独卫等完善的设施。每日三餐能够保证“一般饭店水准”，食宿交通皆由当地村委负责提供和协调。

这些条件在王林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王林2019年硕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目前从事小学线上教育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毕业归国后参与了某非营利性组织的长期支教项目。项目中，王林前往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某中学支教，与当地中学生一起吃食堂，住学生宿舍。当时，学校宿舍还没有热水器，教室没有风扇空调，学生课间上厕所都是用旱厕，不过，近年来条件有所改善。在王林看来，在广南村支教能住民宿是不错的待遇。

当被问及资料筛选、面试、教学内容时，支点招募官不愿更多透露，称教学内容在成团出发前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不用过多担心，并催促先填写报名表，后续将对流程进行详细说明。《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提交申请后，申请者会被要求等待告知是否进入面试。进入面试后需先缴纳500元订金。刘玲表示，还没听说谁交了订金面试不过的，除非遇到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成团失败。

王林对该项目的考核流程和效力表示了质疑。他曾参与过支教申请者的面试，认为录取流程应十分严格。他介绍，他参与的项目中，申请者需经历三轮面试，以及为期约三个月的线上和线下培训。这个过程考察的不仅是申请者与组织方理念的契合度，也是对申请者毅力的考验。支教过程中，还会对志愿者进行中期和结项考核。

于跃在获知需要交订金时有过怀疑。线上面试交完订金后，于跃苦等一个月，终于收到支点的录取通知，并签订了支教协议。随后，他被拉进微信群，补足剩余费用。在王林看来，付费支教项目理论上不算真正的公益。在支教项目中，他以兼职身份受雇于组织方，后者每月为志愿者发放2000元的薪水。而志愿者除了往返路费自理外，不需要额外向机构交纳任何费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区域教育研究所所长安雪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不同的支教项目，其运行组织、人员资格、经费及权益保障等有所区别。国家、地方政府、学校事业单位等组织的支教活动，均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例如支教人员申报审核、相关培训和体检等。经费相对有保障，例如交通补贴和每月补助等。而由各类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公益基金等发起的支教项目，对支教人员资格要求及其补贴等方面规定差异较大，有些比较随意。民政部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的《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试行）》（下简称《办法》）中，没有对志愿补贴的发放制定强制要求。但无论如何，支教人员不应向支教组织方交钱。

《办法》明确规定，志愿服务组织应当根据志愿服务活动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确定服务时间。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为志愿者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且不得将志愿服务记录信息用于商业目的。利用志愿服务记录或者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出具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民政部门可以给予警告。刘善槐表示，目前《办法》对营利性活动的监管力度还比较小，民政部门警告也非强制性措施，这是造成各种商业化支教项目大范围滋生的原因之一。

为何愿意为支教付费？于跃表示，自己选择了条件相对较好的支教项目，交点钱是应该的，也算是对当地社区的一种支持。他回忆，当地民宿按酒店规格配制，饮食也由镇上最好的酒楼承接，酒楼服务人员还会询问支教老师的口味。于跃觉得至少这些费用没有被乱用。除于跃外，多位受访的支点项目参与者表示，“半玩半教”非常值得，付费获得人生经历本就是“人之常情”。

唯一难获利的是当地孩子

除了监管力度不足，商业化支教的另一催生因素则是志愿服务需求。多位受访的项目参与者表示，选择支点等项目的主要原因是其能快速提供国际志愿者证书，以及30～40小时的志愿时长认证，这些证明经支教组织盖章后才能满足高中志愿服务、国外大学申请等需求。因此，国内许多旅行社和留学机构都会提供相应咨询与接洽服务。

202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的通知，将志愿服务纳入高中必修课，需要学生3年内完成至少40小时的志愿服务。在国际文凭组织（IBO）设计的国际教育课程体系中，学生每学年均需完成30～50小时的社区公益服务，才能被授予学位，而获得的国际文凭可以用来申请全世界绝大部分顶尖大学。IBO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非营利组织。此外，多个国家的大学本科申请都有志愿服务要求，例如美国本科申请系统CAAS平台中明确指出，学生需累计参加包含志愿服务在内的十项成长教育活动，才有资格进行大学申请。

在王林看来，商业支教功利性明显，与国内外火爆多年的义工旅行团没有本质区别，这些对接机构所提供的志愿服务证明，通常都“水分很大”，即使可以用于完成学分和国外大学申请，也不代表志愿者本身的投入和教学水平。刘善槐指出，商业支教服务含金量低，支教项目亟须发展新的评价与监管体系，来量化志愿服务的时长与成效，并由项目组织方严格把关。

王林称，学校或公益组织负责人提供支教服务所需场地、学生等要素，商业支教公司向志愿者收取费用并赚取中间价，真正富起来的是包括商业支教公司在内的支教组织方，付费支教者获得了志愿证明和自我满足。唯一难以获利的，恰恰是当地的孩子。

商业支教项目对被支教者的教育需求难以满足。于跃称，自己出发前一个月就开始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看培训视频、写教案等，倾注了很多心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他主要参与讲授的课程是跆拳道，为此他搜集了很多视频资料，并不断思考适合小学生身体能力的教学方式。到达广南村后，他还与领队和支教团其他老师一起磨了一晚上的课。但于跃回忆，当时，没有学生在场参与教学互动，因此，磨课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刘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负责的是思想政治课，出发前备课的一个月其实比较清闲，没有硬性的达标要求，自己最后呈现的课件其实是由大学思政课上做好的PPT简单修改而来。在她看来，思政教育内容都“大差不差”。刘玲参与的当期支教团共15人，被分为3组，每组各带一个班，形成“班级战队”。三天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课件讲授，还有大量积分任务类的教学活动，孩子们通过答题、辩论、角色扮演等活动获得积分。在刘玲看来，整个支教过程“游戏成分比较重”。

王林认为，每个支教者参与项目时最应思考的问题是，自己为孩子带来了什么改变。在没有商业利益关系的前提下，支教项目入驻学校是困难的，因为它对正常教学秩序是一种侵入。在湖南支教时，王林曾负责中学的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推行项目时遇到了来自部分学校老师的阻碍。王林之后不断反思，如何将图书馆打造成一个侵入性最小、主要发挥朋辈陪伴作用的空间。他认为，支教项目就像植入身体的一段“义肢”，要思考如何减少“排异反应”，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带孩子做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