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辉的文学往事

如果套用一句流行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可以说是一个被社会活动“耽误”了的剧作家。

郑洞天导演、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台湾往事》，刘恒编剧，陈坤、徐若瑄和李冰冰主演的《云水谣》，都是根据他的原著剧本改编的。他还创作了《啊！谢雪红》和《湄洲岛奇缘》等电影文学剧本。

张克辉在台湾长大，1948年20岁时来到祖国大陆，再次踏上台湾岛已是1993年回家奔父丧时。故乡的山水和往事，常常在他心中萦绕。他说自己不懂文学创作，写下的每一篇文字都是他的心灵之音，是他对家乡和亲人的一份告白。

1月11日，这位96岁的老台胞在北京病逝。

原台盟中央研究室主任郑瑞林、副主任王学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克辉晚年日以继夜，写出《台湾往事》《云水谣》等作品，倾诉一个老台胞的中国心、两岸情，也圆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文学梦，其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经典。

王学军还赋诗一首《忆张克辉主席》：台湾往事随君去，云水谣声依旧闻。海峡咫尺遥相望，多少乡愁入梦魂。

文学青年

早在台湾念书时，张克辉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

他的家在台湾彰化，八卦山是彰化境内唯一的高地，视野极佳。山麓的溪水中游着一群群深蓝色条纹的小鱼，当地叫“彰化金鱼”。每到夏天，山坡上满是盛开的野百合花，洁白似雪，清香扑鼻。

云雀岗在八卦山东南面，因山坡上栖息着许多云雀而得名。张克辉先后就读的小学和彰化商校都在云雀岗上，他在这里度过了12年学生生涯。

在商校时，午休时他经常到运动场下的山坡上，躺在草地上看课外书。云雀的婉转啼鸣阵阵传来，让他觉得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让他想起英国诗人雪莱的《云雀歌》：你从地面升腾，高飞又高飞，像一朵火云。扶摇直上青冥，在歌声中翱翔，在翱翔中歌吟。

那时他们接受的是日式教育。他酷爱诗歌，尤其爱写和歌。他写的这些和歌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大家传看传抄不过瘾，还干脆把学校的蜡板和油印机偷偷搬到宿舍里，将他写的一百多首和歌印了多份。

台湾光复后的一天，他去彰化商校时的同窗好友施火生家做客。晚饭时，施火生的父亲三杯老酒下肚，讲了当年保卫土地、誓死阻止日军修机场的故事。

光复前，张克辉和本地同学在学校里饱受歧视，被日本同学嘲笑为“清国奴”，他对施火生父亲这些农民们的抗争感同身受，十分感动，于是试着将这个故事写成短篇小说《农民》。这部处女作是用日文写的，他想自译成中文，无奈那时中文水平还很低。

1948年，他通过全省统考，被录取进国立厦门大学经济系。临行前，他把《农民》手稿留给了学长、“银铃会”（台湾文学青年组织）诗人朱实修改处理。年底，小说发表在台湾诗人杨逵主编的《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上。

在厦门大学，因为语言障碍，张克辉主要跟来自台湾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也有吃力之感，有时还要补考。他只能用诗歌一纾心中块垒，寄回台湾“银铃会”，发表在油印的同仁刊物《潮流》上。

这些诗是用日文写的，共五首，都历经岁月保存了下来，后来他自己译成了中文。其中1948年冬季号刊登的《我要逃走》是这样写的：

我要从/凭情热而奔走，/心智狂乱头发蓬散，/彷徨不安的日子里，/飞走。/我要从/不明不暗，/黑夜与白昼交混的黎明里，/逃走。/为了害怕我年轻的生命枯逝，/即使捧上我正在燃烧的胸膛中的一切，/我也要逃走。

进校不久，张克辉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学校1300多学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有260多人。他感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每天都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各种新思潮。但形势日益严峻，不断有人被当局抓走。

1949年4月的一天下午，他的同系同学、也是他的直接上级突然找他谈话，说上级领导决定让他马上撤离，去福建安溪地区打游击，问他愿不愿意。他很向往那种传奇的战斗生活，当即表示愿意。

当晚，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将去香港和南洋旅行几个月，让他们不要惦记。他又给同宿舍好友、同样来自彰化商校的张芳盛留书一封，托他将自己的皮箱和行李带回彰化家中。那是他来厦门大学前母亲给他买的一口全牛皮皮箱，他舍不得丢弃。

第二天清晨5时，约定的敲门声轻轻响起。他的命运就此转弯，本来预备毕业后回乡继承家业的张家长子、文学青年张有义（原名），成为了游击队长、解放军闽粤赣纵队独立连连长张克辉。

“倒过来的《城南旧事》”

此后30年，福建成了张克辉的第二故乡。他曾在福建省委统战部任干事、组长，也当过省革委会外事组翻译。

他和父母音信断绝，生死两不知。和歌当然是不能再写了，他的文学爱好也只能放下。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第一故乡，白天黑夜，魂牵梦萦。每次在福建山野中听到云雀欢鸣，闻到百合花的香气，总是会勾起他的思乡之情。有一次陪妻子去买箱子，他在旧货店看到一只跟自己原来那只很像的全牛皮皮箱，忍不住用半个月工资买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了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后又担任了福建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省对台办主任。这期间，他多次参与处理海上纠纷和突发事件。将死于空难的国民党空军上尉的尸体运还金门时，他把一束鲜花放在了棺材之上。他总是坚持将遇险获救的台湾渔民护送至对方渔船，久久目送，直至这一叶扁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上。

他四处托海外朋友帮忙向他在台湾的家人传递消息。他家是当地望族，在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彰化市不难寻找，但消息并没有带到。他很理解这些朋友，当时还是两岸敌对时期，向在黑名单上的人家传递信息是有风险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他逐字逐句读了好几遍，感到每句话都特别有说服力和现实意义，激动不已。当夜他梦见在一条大船上与父母相见，父母紧紧拥抱他，他向父母献上了一束百合花。

第二天，他去福州中医院看望日籍华人陈老先生。陈老先生是从台湾去日本的，子女在日本都功成名就，但他相信中医，有病就来福州看中医，与张克辉是老朋友了。听了他的讲述，热心的陈老先生表示愿意专程回台湾一趟替他打探。于是，他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连同各个时期的照片、一盒录音带、一张彰化火车站到他家的地图，一起交给陈老先生。

当年夏天，陈老先生带回了他父亲的信和一盒录音带。拆开信的一刹那，他的心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父亲信上说，30年来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相信他一定还活在世上，“我和你母亲等你等得头发都白了”。录音机里，父母哭着呼唤他：“儿子！回来吧，回来吧！”让他痛彻心扉。

重逢是在那年秋天。他随福建一个友好访日代表团来到东京，父母和弟妹也按约定抵达，住在亲戚家。他到时，全家人都在门口等他，一家人相拥而泣。母亲从家乡带来了粽叶等食材，亲手为他包了他最爱吃的肉粽，与他彻夜长谈，还像他小时候一样帮他脱衣穿衣。他离开时，父母久久伫立，在雨中目送他。在车上，他一直强忍住的眼泪流了满脸。

20年后，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传体剧本《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中。

那时他早已离开福建，调到北京，当选全国台联会长，不久又当选台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公务繁冗之余，他重拾文学爱好。

后来担任了台盟中央副主席的李敏宽1997年调到台盟中央担任秘书长。他回忆，张克辉说话和气，但关键时刻总能稳住局面，化解分歧。他十分热爱写作，虽公务繁忙仍笔耕不辍。李敏宽记得，张克辉家饭桌很大，一半都堆着书，他就是在饭桌上利用点点滴滴时间写作的。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讲述的是1928～1948年间一个台湾少年的成长，以及这个普通台湾家庭在大时代下的悲欢离合。

1999年夏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黄丹从合作方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那收到了这个剧本，对方问他愿不愿意参与改编。他一看吃了一惊，作者竟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先生。

黄丹和同事从南到北采访了大量散居各地的老台胞，又赴台实地采访，在张克辉的剧本和散文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设计。张克辉公务繁忙，但他趁去福建开会时挤出路上的整段时间，专门用来与黄丹等详细讨论剧本。

影片2003年正式投拍，定名为《台湾往事》。擅长拍文人电影的郑洞天担任了影片导演。

他在导演阐述中写道，拍这部片子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以前的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台湾人实际上大都是1949年前后从大陆过去的外省人，这部分人在台湾其实只占12％左右，占80％以上的是明清时就从大陆尤其是福建迁入的当地居民。而《台湾往事》的主人公们，像张克辉家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同时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郑洞天说，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倒过来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是一个小时候住在北京的女孩老了以后在台湾回忆童年时的北京，《台湾往事》则是一个台湾长大的男孩在大陆讲述记忆中的台湾。两种回忆当然不同，但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有一种怀旧的伤感，用林海音的话就是：不思量，自难忘。

郑洞天曾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去了以后感觉“就跟没出去一样”，既不用换语言又不用倒时差，可以跟出租车司机随便聊天，做客吃饭习惯全熟，亲切得就像去别人家串了个门。这种感觉，不用说去外国，就连去当时的香港都不会有。他觉得，说来说去这就是文化。

《台湾往事》获得了2003年金鸡奖最佳影片等项提名，但最后只获得了最佳音乐奖。《电影艺术》上一篇文章披露，许多评委认为，结尾部分有硬伤，母子在日本重逢或许是为了体现超越历史的博大胸怀，但这种处理是对民族情感的一种损伤，本来可以处理成在香港相见的。

对此，作为原著编剧的张克辉写了《关于〈台湾往事〉的一封信》，与这种观点商榷。他写道，台湾与日本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人在日本的亲属、朋友远比在香港的多，设法与亲人见面时自然会借助他们。而且，那时香港有大量台湾情治人员活动，选择在日本会面也是基于安全的考虑。

写这封信时正好原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炳基来访，张克辉问他第一次与台湾亲人相见是在哪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东京！我一个被台湾大学开除又被台湾当局通缉的人，怎么敢到香港去！”

老朋友陈弘打来电话，张克辉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陈弘也是一位老台胞，曾在中央编译局担任译审，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日文翻译。陈弘也答，是在东京。

经过这番亲身小调查，张克辉在信末肯定地写道：“《台湾往事》结尾的处理并非刻意站在超越历史的高度，乃是基于客观现实的必然选择，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反倒显得做作了。”

“那不曾说出口的誓言”

张克辉的文学冲动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剧本《寻找》。

《寻找》的原型之一，正是上文所述的陈弘。陈弘曾给张克辉看过一个笔记本，本子第一页画着几朵玫瑰花，下边写着一首短诗，大意是我们就要分别了，盼望早日团聚。

本子是陈弘当年的台湾女友在分别时送给他的。1946年两人定下婚约，相约陈弘读完复旦大学后返台完婚。然而时至1949年，一道海峡隔绝了他们。两人被迫解除婚约，各自组建了家庭。女孩始终以义女的身份照料着陈弘瘫痪的母亲，还披麻戴孝为其父送终。1980年两人终于在东京重逢，陈弘跪谢了她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