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与古籍相伴60年
作者: 宋春丹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1958年底从北大中文系被分配到此时,面对整日“钻故纸堆”的古籍编辑工作,最初情绪是有些消沉的。
那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一座古朴安静的小四合院里办公,老先生们多来自江浙世家,说的都是吴越方言,彼此间称呼“先生”。在这样的氛围下,他的心沉静下来,从此冷板凳一坐就坐了六十多年,亲历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几度起落,见证了它与政治的纠葛,也见证了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所受的冲击。
2024年3月22日,95岁的程毅中去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古籍工作的未来仍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东总布胡同10号
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部设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学和哲学四个编辑组,分别由姚绍华、张静庐、徐调孚、傅彬然负责。
让刚分配来的程毅中稍感宽慰的是,他分在了古典文学组,可以师从徐调孚这位闻名遐迩的老编辑。而且,这里勉强算是专业对口。他出身藏书之乡苏州,自幼接受旧学教育,家学深厚,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先后师从浦江青和吴组缃,专业基础扎实。
程毅中可以说赶上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
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19人组成,他们是: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任组长,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兼任小组办公室主任。
原古籍出版社的徐调孚、张静庐、曾次亮、丁晓先、陈乃乾、陆高谊等,商务印书馆的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等因此转入中华书局,加上中华书局的章锡琛、卢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吴翊如等人,中华书局组成了一支专业很强的编辑队伍。
金灿然还向领导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建议,陆续调进被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二十多人。编辑部开展过一次“右派能不能当责任编辑”的讨论,为了安抚部分人的激烈情绪,金灿然玩文字游戏,说右派确实不能当责编,可“他们既然审稿,就应该让他们负责任”。
一些古籍书稿也就此转到中华书局,如商务印书馆将古籍书稿、毛样和铅皮版转了过来。程毅中自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关注的《古本戏曲丛刊》毛样,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这一阶段中华书局的工作有两大支柱:有关方针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找齐燕铭,编辑业务方面的事则找历史学家、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帮忙。吴晗和金灿然是密友,对整理出版古籍规划很积极,自称“好事之徒”。
金灿然提出要“开门办社”,主张把中华书局办成学术机关,要求编辑一定要成为内行,不要把自己单纯当成书商。因此书局里学术气氛很浓,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专家学者。
程毅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步的。当时稿源不多,编辑多半需要自己动手,深入钻研,学习做古籍整理。他很快成长为书局的骨干青年编辑。
他一直视徐调孚为恩师。徐调孚事必躬亲,有人请教或遇到问题,他就立即去图书馆书库,不用查卡片就能熟练找出所需书籍,指出解决办法。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校样我认真读了两遍没有发现问题,到您那里翻翻就翻出问题来了呢?”他说:“这个道理我讲不出来,反正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容易出毛病的,我就着重检查一下。过几年,你们也能做到的。”
20年后程毅中也成了老编辑,才慢慢懂得,这就是多年沉淀形成的职业敏感。
编 《海瑞集》 和 《柳文指要》
1959年4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这年夏,中华书局计划出版《海瑞集》,金灿然指定程毅中担任编辑。
程毅中最初并不清楚这些背景。他对海瑞的认知仅限于小说、戏曲里的清官形象,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海瑞一无所知。他有些奇怪,海瑞不是文学家,为什么交给他来编?他估计,这是有上级领导指示的。
书局里的编辑、版本目录学专家陈乃乾已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他亲自到上海找书,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所藏善本海瑞文集,请人做了初步校勘,辑录散佚诗文等。这些资料,他都转给了程毅中,还指点他如何鉴定版本。
1961年三校即将完成时,北京图书馆老专家、被文化部点名作为“访书专员”的路工在陕西图书馆看到了明刻本《海刚峰集》(海瑞号刚峰),这是海瑞生前定稿的《备忘集》初刻本,保持着海瑞自编文集的体例。程毅中请示领导后决定改换工作底本,调整次序,重编全书,并用吴晗的《论海瑞》作为代序。
那时铅字排版的工作量很大,经过屡次改版,《海瑞集》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海瑞文集。金灿然指示编校者可以个人署名,徐调孚替程毅中起了笔名“陈义钟”。金灿然表扬程毅中,可以称得起是研究海瑞的专家了。
在这个过程中,程毅中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上级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尽量快地完成。1961年,周扬写了一个条子,要求出徐渭、汤显祖、郑板桥的集子,任务交到中华书局。程毅中接受了编《徐渭集》的任务,结果也是一再改版,拖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那时文化部已经挨批,这部书无法付印,出版时已是1983年了。
1962年1月,中华书局举行50周年纪念会。齐燕铭宣布,中华书局“新的使命刚刚开始”。但好景不长,1964年古籍整理出版数量锐减,很多古籍只能内部发行。

这年10月,齐燕铭在文化部领导改组中调离,任济南市副市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停顿。金灿然脑瘤手术后勉强恢复工作。
“文革”时,除“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外,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停顿。
从1966年5月到1971年,中华书局除一部《周书》外,只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章士钊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从1960年即着手撰写《柳文指要》。近百万字初稿送到中华书局后,大家知道章士钊曾在反右时作过检讨,也知道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都感到难办。章士钊将书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很好,同意出版。
书稿再次送到中华书局是1966年,这次是程毅中负责审读。待排校完成已到5月,风雨欲来,书稿的出版搁置下来。
1971年,经周恩来批示,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印3000部。当时已取消稿酬,周恩来指示此书作特殊处理,付给章士钊一万元,但不用稿酬之名,用“赠与”或“生活补助”之名。第二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向尼克松介绍了这部书,还赠送同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费里曼一套。
1976年5月,出版口负责人下达指示,毛泽东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于1971年合署办公,社领导动员加急点校,指派周振甫和程毅中负责。他们不等全书定稿,分卷发排,流水作业,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上送了近十卷。
9月8日22点,程毅中和校对科的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逝世,那时印厂还在印刷。程毅中后来说:“这次我是急事急办了,可惜还是没赶上。”
新古籍整理规划的执笔者
1979年8月,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自恢复了建制。中华书局设置了文学编辑室、历史编辑室和哲学编辑室,程毅中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
那时文学编辑室有12人,除了周振甫等老先生外,主力就是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黄埔三期”(1959到1961级)毕业生,1961级毕业生许逸民也在其中。
程毅中把厚厚一大摞《先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出书时定名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书稿交给许逸民审读。许逸民之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大稿,程毅中耐心告诉他,入手这类稿子后要参考必要书目,看文学总集,仔细核对,还提出了细致明确的审读要求。许逸民这才有了信心。
编辑看完稿需要撰写详细的审稿意见,交编辑室主任过目后寄给作者。一开始许逸民的审稿意见写得很直接,程毅中提醒他,有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尊重老先生的著作权,措辞要文雅,与人为善。


中华书局总编室前主任黄克曾说,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古籍整理稿件,程毅中翻阅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提出切中肯綮的审读意见。中华书局档案中保存着他写的这些审稿意见和给读者回信的底稿,厚数尺,篇篇一丝不苟。
1981年,程毅中开始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主要负责古籍整理项目。文学编辑室的工作由许逸民接手,中华书局副总编傅璇琮分管。
这一年,陈云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批示。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直属于国务院,由李一氓担任组长。
在李一氓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国家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
柴剑虹198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经导师启功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参加了在京西宾馆举行的这次会议。他回忆,新的古籍整理规划的主要执笔者是程毅中,但程毅中为人低调,在现有材料包括中华书局的大事记里都没有关于他执笔的记载。
对柴剑虹来说,程毅中既是敦煌学研究的前辈,也是他进入敦煌学研究的引路人。
1982年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程毅中受邀出席。他30岁时撰写了文章《敦煌变文的几点探索》,1962年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上,其研究在敦煌变文研究中论述周全且有创意。
程毅中认为中华书局应该培养年轻编辑做敦煌学的接班人,因柴剑虹此前在新疆做过十年教师,就推荐他与会。程毅中告诉他,中华书局的规矩是,编辑参加学术讨论会必须写论文,在会上要有发言权。
那次会上,全国各地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几乎悉数出席。会后,柴剑虹担任了王重民 《敦煌遗书论文集》等重要敦煌学书稿的责任编辑,是1983年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成为学会秘书长。
许逸民1992年担任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回忆,1985年到1995年是古籍整理出版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全国有十几家专业古籍类出版社,小组办公室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些出版社制定的出书计划。
这些古籍出版社中,学者型编辑众多,其中傅璇琮和程毅中是年轻编辑的偶像。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和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宋元小说研究》等都被视为传世之作。
20世纪80年代起,由中华书局承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几乎每期都刊登各地学者、读者撰写的点校勘误短文。程毅中写过很多古籍整理的勘误札记,他说这是编辑匠的职业病,也是中华书局的传统。
为总结古籍整理经验,傅璇琮和程毅中召集会议讨论后,由程毅中执笔写出了《古籍校勘释例》,许逸民执笔写出了《古籍标点释例》。文章发表后,逐渐形成了业内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