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与古籍相伴60年

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1958年底从北大中文系被分配到此时，面对整日“钻故纸堆”的古籍编辑工作，最初情绪是有些消沉的。

那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一座古朴安静的小四合院里办公，老先生们多来自江浙世家，说的都是吴越方言，彼此间称呼“先生”。在这样的氛围下，他的心沉静下来，从此冷板凳一坐就坐了六十多年，亲历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几度起落，见证了它与政治的纠葛，也见证了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所受的冲击。

2024年3月22日，95岁的程毅中去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古籍工作的未来仍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东总布胡同10号

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部设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学和哲学四个编辑组，分别由姚绍华、张静庐、徐调孚、傅彬然负责。

让刚分配来的程毅中稍感宽慰的是，他分在了古典文学组，可以师从徐调孚这位闻名遐迩的老编辑。而且，这里勉强算是专业对口。他出身藏书之乡苏州，自幼接受旧学教育，家学深厚，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先后师从浦江青和吴组缃，专业基础扎实。

程毅中可以说赶上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

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19人组成，他们是：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任组长，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兼任小组办公室主任。

原古籍出版社的徐调孚、张静庐、曾次亮、丁晓先、陈乃乾、陆高谊等，商务印书馆的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等因此转入中华书局，加上中华书局的章锡琛、卢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吴翊如等人，中华书局组成了一支专业很强的编辑队伍。

金灿然还向领导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建议，陆续调进被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二十多人。编辑部开展过一次“右派能不能当责任编辑”的讨论，为了安抚部分人的激烈情绪，金灿然玩文字游戏，说右派确实不能当责编，可“他们既然审稿，就应该让他们负责任”。

一些古籍书稿也就此转到中华书局，如商务印书馆将古籍书稿、毛样和铅皮版转了过来。程毅中自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关注的《古本戏曲丛刊》毛样，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这一阶段中华书局的工作有两大支柱：有关方针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找齐燕铭，编辑业务方面的事则找历史学家、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帮忙。吴晗和金灿然是密友，对整理出版古籍规划很积极，自称“好事之徒”。

金灿然提出要“开门办社”，主张把中华书局办成学术机关，要求编辑一定要成为内行，不要把自己单纯当成书商。因此书局里学术气氛很浓，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专家学者。

程毅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步的。当时稿源不多，编辑多半需要自己动手，深入钻研，学习做古籍整理。他很快成长为书局的骨干青年编辑。

他一直视徐调孚为恩师。徐调孚事必躬亲，有人请教或遇到问题，他就立即去图书馆书库，不用查卡片就能熟练找出所需书籍，指出解决办法。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校样我认真读了两遍没有发现问题，到您那里翻翻就翻出问题来了呢？”他说：“这个道理我讲不出来，反正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容易出毛病的，我就着重检查一下。过几年，你们也能做到的。”

20年后程毅中也成了老编辑，才慢慢懂得，这就是多年沉淀形成的职业敏感。

编 《海瑞集》 和 《柳文指要》

1959年4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这年夏，中华书局计划出版《海瑞集》，金灿然指定程毅中担任编辑。

程毅中最初并不清楚这些背景。他对海瑞的认知仅限于小说、戏曲里的清官形象，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海瑞一无所知。他有些奇怪，海瑞不是文学家，为什么交给他来编？他估计，这是有上级领导指示的。

书局里的编辑、版本目录学专家陈乃乾已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他亲自到上海找书，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所藏善本海瑞文集，请人做了初步校勘，辑录散佚诗文等。这些资料，他都转给了程毅中，还指点他如何鉴定版本。

1961年三校即将完成时，北京图书馆老专家、被文化部点名作为“访书专员”的路工在陕西图书馆看到了明刻本《海刚峰集》（海瑞号刚峰），这是海瑞生前定稿的《备忘集》初刻本，保持着海瑞自编文集的体例。程毅中请示领导后决定改换工作底本，调整次序，重编全书，并用吴晗的《论海瑞》作为代序。

那时铅字排版的工作量很大，经过屡次改版，《海瑞集》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海瑞文集。金灿然指示编校者可以个人署名，徐调孚替程毅中起了笔名“陈义钟”。金灿然表扬程毅中，可以称得起是研究海瑞的专家了。

在这个过程中，程毅中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上级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尽量快地完成。1961年，周扬写了一个条子，要求出徐渭、汤显祖、郑板桥的集子，任务交到中华书局。程毅中接受了编《徐渭集》的任务，结果也是一再改版，拖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那时文化部已经挨批，这部书无法付印，出版时已是1983年了。

1962年1月，中华书局举行50周年纪念会。齐燕铭宣布，中华书局“新的使命刚刚开始”。但好景不长，1964年古籍整理出版数量锐减，很多古籍只能内部发行。

这年10月，齐燕铭在文化部领导改组中调离，任济南市副市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停顿。金灿然脑瘤手术后勉强恢复工作。

“文革”时，除“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外，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停顿。

从1966年5月到1971年，中华书局除一部《周书》外，只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章士钊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从1960年即着手撰写《柳文指要》。近百万字初稿送到中华书局后，大家知道章士钊曾在反右时作过检讨，也知道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都感到难办。章士钊将书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很好，同意出版。

书稿再次送到中华书局是1966年，这次是程毅中负责审读。待排校完成已到5月，风雨欲来，书稿的出版搁置下来。

1971年，经周恩来批示，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印3000部。当时已取消稿酬，周恩来指示此书作特殊处理，付给章士钊一万元，但不用稿酬之名，用“赠与”或“生活补助”之名。第二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向尼克松介绍了这部书，还赠送同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费里曼一套。

1976年5月，出版口负责人下达指示，毛泽东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于1971年合署办公，社领导动员加急点校，指派周振甫和程毅中负责。他们不等全书定稿，分卷发排，流水作业，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上送了近十卷。

9月8日22点，程毅中和校对科的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逝世，那时印厂还在印刷。程毅中后来说：“这次我是急事急办了，可惜还是没赶上。”

新古籍整理规划的执笔者

1979年8月，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自恢复了建制。中华书局设置了文学编辑室、历史编辑室和哲学编辑室，程毅中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

那时文学编辑室有12人，除了周振甫等老先生外，主力就是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黄埔三期”（1959到1961级）毕业生，1961级毕业生许逸民也在其中。

程毅中把厚厚一大摞《先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出书时定名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书稿交给许逸民审读。许逸民之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大稿，程毅中耐心告诉他，入手这类稿子后要参考必要书目，看文学总集，仔细核对，还提出了细致明确的审读要求。许逸民这才有了信心。

编辑看完稿需要撰写详细的审稿意见，交编辑室主任过目后寄给作者。一开始许逸民的审稿意见写得很直接，程毅中提醒他，有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尊重老先生的著作权，措辞要文雅，与人为善。

中华书局总编室前主任黄克曾说，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古籍整理稿件，程毅中翻阅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提出切中肯綮的审读意见。中华书局档案中保存着他写的这些审稿意见和给读者回信的底稿，厚数尺，篇篇一丝不苟。

1981年，程毅中开始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主要负责古籍整理项目。文学编辑室的工作由许逸民接手，中华书局副总编傅璇琮分管。

这一年，陈云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批示。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直属于国务院，由李一氓担任组长。

在李一氓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国家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

柴剑虹198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经导师启功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参加了在京西宾馆举行的这次会议。他回忆，新的古籍整理规划的主要执笔者是程毅中，但程毅中为人低调，在现有材料包括中华书局的大事记里都没有关于他执笔的记载。

对柴剑虹来说，程毅中既是敦煌学研究的前辈，也是他进入敦煌学研究的引路人。

1982年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程毅中受邀出席。他30岁时撰写了文章《敦煌变文的几点探索》，1962年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上，其研究在敦煌变文研究中论述周全且有创意。

程毅中认为中华书局应该培养年轻编辑做敦煌学的接班人，因柴剑虹此前在新疆做过十年教师，就推荐他与会。程毅中告诉他，中华书局的规矩是，编辑参加学术讨论会必须写论文，在会上要有发言权。

那次会上，全国各地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几乎悉数出席。会后，柴剑虹担任了王重民 《敦煌遗书论文集》等重要敦煌学书稿的责任编辑，是1983年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成为学会秘书长。

许逸民1992年担任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回忆，1985年到1995年是古籍整理出版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全国有十几家专业古籍类出版社，小组办公室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些出版社制定的出书计划。

这些古籍出版社中，学者型编辑众多，其中傅璇琮和程毅中是年轻编辑的偶像。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和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宋元小说研究》等都被视为传世之作。

20世纪80年代起，由中华书局承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几乎每期都刊登各地学者、读者撰写的点校勘误短文。程毅中写过很多古籍整理的勘误札记，他说这是编辑匠的职业病，也是中华书局的传统。

为总结古籍整理经验，傅璇琮和程毅中召集会议讨论后，由程毅中执笔写出了《古籍校勘释例》，许逸民执笔写出了《古籍标点释例》。文章发表后，逐渐形成了业内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