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城”加沙的百年漂流

在加沙4000年的建城史上，百年只是一瞬。

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加沙城是位于亚非文明十字路口的通衢之城和商贸重镇。19世纪的欧洲旅行者说，这里的美景堪比法国海滨。20世纪90年代奥斯陆谈判期间，世界各国的和平推动者说，一个自治、开放的加沙可以建成“中东的新加坡”。

但最近一百年，加沙留给世人的印象始终如一。20世纪30年代，英国托管地当局镇压阿拉伯人起义时，第一代摄影记者在加沙城拍下士兵、战车、空阔的街道、坍塌的建筑，以及哭泣的儿童。

然后，加沙经历了1948年犹太复国战争、短暂的埃及控制期。1956年，以色列军队第一次占领。1967年以来，以色列长期占领和封锁加沙，其间经历了失败的和平进程。2007年，哈马斯夺权。如今，230万居民蜷缩在365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里，人员、物资及燃料的流动被完全封锁。在本轮“被国际社会看到的人道危机”发生前，这里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

“加沙没有一天没发生人道危机，没有一个人不是难民。”阿拉伯哲学家、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席默罕默德·阿里·哈利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一轮危机发生后，加沙在我心中又有了新的形象：这是一片‘混凝土沙漠’”。另一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描述道：“加沙，就是你为过上体面生活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突然付诸东流的地方。”

“十字路口”的第一抹阴影

公元1663年，阿拉伯学者兼旅行家阿亚希跟随从麦加到耶路撒冷的朝圣队伍进入加沙城。他对这座“宽阔城市”的树林、橘园、豪宅及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印象深刻，感慨此地物价低廉，水果丰饶。

但阿亚希很难理解加沙人。他生长于摩洛哥的宗教中心菲斯，这是一座千年古城，自建城开始就是一座穆斯林城市。加沙的历史完全不同。比阿亚希晚三百年到访加沙的法国旅行家皮埃尔·洛蒂从基督徒的视角形容道，加沙是“孤独之地”与“奶与蜜之地”间的致命边缘。

当加沙处于大一统王朝的疆域内，它是“亚非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一旦帝国崩塌，加沙就是战乱频仍的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在这里花五个月打完征服埃及的“最后一役”，然后屠城。12世纪到14世纪，加沙被哈里发汗国、东征十字军和西征的蒙古铁骑来回占领，埋葬先知祖父的清真寺被改成教堂，又被改回清真寺。

只有在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加沙得以喘息。罗马给了这座城市六百年繁荣，并第一次将之纳入“巴勒斯坦行省”的疆域。1980年，瑞士日内瓦大教堂地下出土两件加沙产双耳细颈瓶，证明了加沙在帝国贸易中的地位。这些瓶子用于盛放葡萄酒。高卢史学家、都尔主教圣额我略在6世纪写道：弥撒的最佳用酒就是加沙的葡萄酒，“所有主教都应该努力采购它”。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后期的加沙已不那么平静。在前往加沙的路上，阿亚希遇到了贝都因人的劫掠。当时，加沙的世袭总督里德万家族（Ridwan）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亚非大陆间的朝圣者和商队的旅行安全。

按照帝国的记载，除了贝都因人，加沙还栖居着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努赛里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土地和聚居区模糊交错，因为周边治安的恶化不断向加沙城中心聚拢。这促成了更世俗多元的城市生活，也诱发了族群间的摩擦。

1894年春天，法国军官皮埃尔·洛蒂抵达加沙。虽然奥斯曼帝国已经到了衰落晚期，但相比阿亚希，洛蒂看到了更繁荣和现代化的都市。他首先注意到道路两侧繁茂的仙人掌、无花果树、橄榄树、橘子树和玫瑰花丛，以及穿着各自民族服饰走过的市民。无处不在的珊瑚项链表明这是一座海滨城市。

街巷里有数百种贸易和手工艺产业，以及从城市中心向开罗、耶路撒冷铺去的电话电缆。当伊斯兰世界的传媒先驱创办巴勒斯坦第一份报纸，其订户主要来自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加沙。

“这里有安逸且现代的生活，并与世界其他地方保持联系。”洛蒂第一眼就下了结论，“这里就是应许之地。”和阿亚希不同，法国军官洛蒂显然认为“应许之地”应当由《圣经》“赐予的对象”来统治。在清真寺里，他对着十字军东征时留下的教堂遗址抹泪。

洛蒂的旅程折射了西方殖民者对加沙的觊觎。1841年，英国人绘制了第一份详细的加沙地图，标注了道路、清真寺、果园和农田。洛蒂访问加沙同期，英国工程师麦克比恩提出问题：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该怎么攫取最大利益？麦克比恩画下一张“日不落”蓝图：从埃及、巴勒斯坦到印度，修一条亚非大铁路，未来还可以连通到欧洲，加沙城将拥有一站。

另一批人同时注意到加沙。1891年，“犹太殖民协会”在德国成立，在南美和中东地区购置土地建立定居点，以帮助东欧地区备受歧视和迫害的犹太人开始新的生活。随着金融巨鳄埃德蒙·罗斯柴尔德加入，犹太殖民协会将目标聚焦在巴勒斯坦。他们所购的超过12万英亩土地，成为以色列建国的基础。

彼时，巴勒斯坦没有清晰的土地所有权，只有模糊的习俗和传统。1858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土地法典》，开始土地登记。但各族农民都不愿意向当局提供自己的姓名。主体民族怕征兵，其他民族怕屠戮。于是，人们许可当地大族将整个村庄的土地登记为个人财产，但在族群中仍将之视为集体财产。当这些土地被辗转交易到犹太定居者手中时，对土地归属的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洛蒂抵达加沙时，当地总督正为辖区最北端的小城格德拉的土地纠纷焦头烂额。第一批犹太人定居点中，只有格德拉建在加沙行政区内，绝大多数定居点都在加沙行政区以北的雅法。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苦心经营了和雅法阿拉伯官员的关系，但对加沙无能为力。格德拉由此成为首批定居点中和本地人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定居者也没有深入加沙地带扩张。在洛蒂离开加沙后半个世纪，加沙由此成为全巴勒斯坦难民的目的地。

“露天监狱”的雏形

1948年5月14日，耶路撒冷总督府上的英国国旗降下，近30年的“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代结束。时年5岁的埃亚德·埃尔-萨拉杰是一位托管政府加沙籍官员的儿子。他很快理解了“结束”意味着什么。10月，在以色列军队进攻阿拉伯城市贝尔谢巴前，埃亚德家和大多数本地居民一样，匆匆逃往加沙。

“我还记得母亲把缝纫机也装进了卡车，父亲则不屑地摆了摆手。”埃亚德晚年回忆道，“后来，父亲告诉我：当时他们确信两周后就能回家。”事实上，他们在加沙生活了一辈子。

1917年，英国远征军战胜奥斯曼帝国，背叛对阿拉伯起义盟军的承诺，和法国瓜分占领领土，在巴勒斯坦建立占领当局。1922年，国际联盟以“托管”名义将殖民“合法化”，直到1948年联合国出台分治计划。

作为奥斯曼时代的“都市人”，加沙人对“托管”始终不满。这种情绪在1921年凯末尔拯救土耳其的萨卡里亚河决战后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凯末尔战胜欧洲军队的消息传到加沙，全城的商店被装饰一新，人们点亮尖塔，升起土耳其国旗，并为这个“继承奥斯曼”的新国家捐款。然后，一群代表从加沙前往伊斯坦布尔，寻求成为新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土耳其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接受英国“托管”巴勒斯坦。

此时，加沙已经经历了英国和奥斯曼间的三次加沙战争，开罗、麦加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商路被新的国境线切断。加沙失去了“十字路口”地位。到1930年，英国规划师霍利迪撰写《巴勒斯坦城市规划》，加沙被列为“需要关注的贫瘠城镇”。

今天的历史学家认为，加沙在19世纪就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但托管当局觉得，那是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式”的融入，必须被更“文明”的欧洲方式取代。今天，巴以冲突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至英国托管当局的改革。

比如水的计量方式：欧洲人按体积测算，但巴勒斯坦人以时间衡量，由多个家庭以“天”为单位共享。这与当地雨水分布不均的地理特性有关，并能保证对水源的集体维护。英国官员认为这是“一团混乱”。他们将“水权”变为新兴交易商品，让犹太定居者以金融家手段拿走本地农民的水。

英国人发现，犹太定居者更能掌握“文明”的方式，因为他们来自欧洲。历史出现了讽刺的一幕：在欧洲反犹主义横行的时代，托管地的欧洲官员却和犹太流亡者形成了统一战线。

与占领当局建立同期，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放弃了一年前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承诺，转而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占人口少数的犹太精英垄断了托管政府的高级职务，英国人拿出19世纪测绘好的地理数据，支持犹太金融家兴起集约化农业建设。加沙本地粗放的农业经济就此被淘汰，本地农民则直接被剥夺了升级转型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军事基地。为保证军事供给，全面配给制在加沙城实施，水泥被禁止民用，导致严重的住房短缺。于是，普通巴勒斯坦市民成为托管制结束前的又一个受害群体。

西方新思潮叠加日益糟糕和边缘化的生活，催生了加沙的公共运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托管地阿拉伯报纸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速。加沙城的咖啡馆文化形成，成为政治言论的集散地。1936年4月，被称为“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大规模叛乱发生，托管政府面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一系列照搬其他殖民地的举措迅速出台。《集体惩罚条例》颁布，允许英国军队在无法找到袭击者时拆除袭击发生地的村镇民房。更普遍的行动是搜查和宵禁。搜查意味着将男人和年轻人带到村外集中监管，往往伴随酷刑和殴打。宵禁长达22小时乃至全天。

“这是快速而有效的惩罚形式，也是阿拉伯人所能理解的惩罚方式。房屋废墟就是惩罚的永久纪念碑。”一位英国官员写道。此外，当局首次用签发旅行证的方式将各省民众隔绝，加沙第一次沦为“露天监狱”。

“显然，以色列政府后来的‘借鉴’非常直接，” 西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森指出，“他们从英国人那儿吸收的最重要经验是：要将‘日常生活’作为‘武器’使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