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容得下“厂二代”吗

作者: 孟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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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希谊(中)与厂二代社群成员参访汽车零配件厂。

今年是姜妍回自家工厂工作的第4个年头,她对第一次在酒桌上谈生意的情形还记忆犹新。那时她第一次与副总去应酬就被吓到,“我那天开车不用喝酒,但我目睹她是怎么喝掉一瓶白酒的,上洗手间的途中就在走廊里吐了”。她心想,原来做生意那么难吗?

实际上,姜妍并不想回厂接班。前几年她的直播电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个月能入账几万元。但父亲对她说:“如果你在外面,我就当作没有生过你。”作为独生女,姜妍在无奈之下开启了接班之路。一开始,她去外面谈生意经常会挑客户,因为有些客户往往是一上来就“喝大酒”的老一辈人。但经历了疫情后订单减少、利润下滑以及裁员,她已经不再挑剔。2023年,她平均每周应酬两次,喝到吐成为家常便饭。

“我爸每次看到我这样,就会很自责,经常说是不是应该把工厂关掉,不让我回来。”姜妍家的工厂每年产值在3000万元到6000万元之间,主要生产建材,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净利往往只有几个点,甚至可能面临亏损。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姜妍也不确定自己能带工厂走多远,“能养人、让大家吃饱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姜妍的经历是数以万计“厂二代”接班的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厂二代”的父母们凭借胆识,白手起家,从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开始,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制造”的输出强劲有力,共同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厂一代”的老去,制造业的接力棒正传递到二三十岁的“厂二代”手中,路透社曾报道,如此大规模的代际转变在中国民营经济领域还是首次发生。

这些工厂大多不知名,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制造业各个细分领域,然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形成的优势正在消失,不少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抢夺市场,这意味着工厂必须要转型升级,否则有可能被淘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指出,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上台阶的过程。怎么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提升,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这可能是新一代管理者需要做的事情。

“逃不开”的工厂

“‘厂二代’俗称家族打工仔,固定月薪5000元”,在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厂二代”接班的各种梗,但背后却有不少挣扎和辛酸。主人公大多有海外留学背景,做过白领进过世界500强,但最后却“被迫”为家族打工,四处碰壁、困惑不断。

黄希谊家中做数控机床已有40多年,但她和哥哥从小都没有接受过“接班”等理念的灌输。此前黄希谊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在巴黎做时装策展工作。本打算在巴黎定居留下的她,因疫情回国后进入家里的工厂,最开始她跟着总经理巡转工厂、了解业务,但流水线和车间始终吸引不了她,最终决定向工业互联网发展。

在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黄希谊经常感到孤单和迷茫。为了在孤独的接班路上寻找到一样的人,她组建了一个名为“厂二代GOGOGO”的社群,吸纳了3000余名“厂二代”抱团取暖。“我想到会有人进入社群,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黄希谊的初衷就是大家一起探讨接班,互惠互利,一起做生意。

姜妍就是这个社群的一员,于她而言,加入这个社群是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接班的,同时看看有没有生意资源。在外面工作几年,被父亲逼着回到工厂后,姜妍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前她每天穿戴名牌,现在是从淘宝淘的几十块钱的衣服;以前她在世界500强上班,在明亮的办公室里穿梭,现在要去脏乱差的工地里拜访客户;以前更多和同龄人休闲娱乐,现在则经常和叔叔伯伯打圈敬酒。最让姜妍难受的是,至今未婚的她基本24小时扑在工作上,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强势,“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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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厂二代社群“厂二代GOGO”的简介。

提起接班,姜妍的怨气随之而来,“大家都想在外面创业,不想承担那么重的担子。但我就被困在工厂里,刚开始我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这两年有业绩了才提到8000元,但我要跑业务,车费、油费都要自己付。现在基本是月光的,完全没有我自己赚钱赚得多”。

毕业后她和朋友合伙创业做了直播电商卖奢侈品,晚上直播卖货几个小时,白天还有一份知名企业的财务工作。赚双份钱的日子成为进厂后她最为怀念的时间,她总会说“待在直播行业里说不定比现在有钱得多”。

多个调查数据也表明,这些“二代”们的接班意愿并不强烈,不过黄希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期间回国的“二代”们形成了一股浪潮,这些人到了真正考虑要不要进入企业的年纪,接班问题变得紧迫起来。

冯佐星小时候经常在父亲的门窗销售门店做作业,从小就感受到创业的痛苦和挣扎。“每天都要熬得很晚,小时候放学我妈总是全校最晚一个接我们的,我们要在保安处待到八九点。”2017年,在英国留学几年后,冯佐星迫切地想要独立谋生,不再问父母拿钱。

回国半年后,他决定回厂帮助父亲,到工厂中做一名基层员工。年仅23岁的“厂二代”冯佐星就这样进厂了。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8个月后他就“逃离”了工厂。

“我当时打过螺丝,组装过零件,体验了切割和冲模,还经常去送货,生产的每个流程和环节都熟悉了一下。”冯佐星回忆,那时候的职位是生产助理,就意味着什么活儿都得干。他早上六七点起床,夜里十一二点睡觉,每天灰头土脸地干活。但苦和累并没有让他产生离开的想法,而是因为“身份”问题,让他“逃离”了工厂。

“我是老板的儿子,同事肯定和你保持距离的,有时候聚会都不会喊你。”让冯佐星感受最深刻的是,在工厂经常会有一种孤独感,而工厂又在郊区,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朋友”了。

待到第8个月的时候,冯佐星形容自己的状态好像是“困在笼子”中。“我留了一手,就是没有读研究生”,冯佐星不想自己年纪轻轻变得“沧桑无比”,于是就赶快跑到国外,深觉还是读书潇洒。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范昕宇接触过大量的接班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二代”天然会有自己不同的兴趣,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规划。但是在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工作精神认可下,“二代”们会更愿意接班。

工厂的经历,让冯佐星也成长不少。疫情时期,再度出国留学回来的冯佐星看到父亲年纪大了,公司因为建厂负债几亿元,发现自己是“逃不掉的”,才下定决心要走上接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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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是一场硬仗

接班人的意愿只是影响接班成功与否的一方面,接班能力则更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经营。

制造业自有其特点。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家学院副院长朱建安曾分析,中国制造业大多是“时间密集型”,决定了“父子共治”的时间会更长。制造业对新生代的要求更高,需要懂市场、懂技术,自然也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沉淀。从全球来看,制造业更容易出现百年老店,所以接班传承也需要长期导向。

姜妍家的工厂此前主要为大工厂做代工业务,但是她认为很多大工厂的处境都十分困难,假如哪天把单子都抽掉,那么工厂可能就危险了。于是她进入公司后就注册了自己的商标,用自己的品牌进入各个公司的采销库里,开始做一些地标建筑的供货商,比如规模较大的医院和大学。凭借着这种迷迷糊糊的认知,姜妍慢慢接到了一些订单,说话也变得有了一点分量。

今年以来,外部经济环境回暖,姜妍开始进军海外,通过自己的品牌打入东南亚的建材市场,并取得一些成绩。“接班四年,我更加成熟了,在种种压力之下,被逼着学习很多新知识,在待人接物方面同样长进不少。”

“很多员工都是跟我父亲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老员工,他们开始都不听我的,当我谈下业务后,这种情况才有好转。”姜妍最开始是“光杆司令”,经常一个人跑去谈业务。她感慨:“只有你自己跑出业绩了,才会有人听你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指出,“二代”需要通过实际工作向父辈、管理层、客户、供应商以及银行等利益相关方不断证明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自身获得的授权才会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只有不断打胜仗,才能赢得更大的权限。他强调,这是“二代”们获得父辈信任的途径,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而不是凭空拿到。

黄立正处于这样的自我证明过程中。与一般工厂不太一样的是,黄立家的工厂利润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20年来都在生产销往非洲等地的美白膏,这门生意算是小众市场,供不应求。生意对供应链端要求较高,黄立的父亲未雨绸缪很早就打通了供应链并做到了行业第一。然而去年美联储加息之后,非洲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减少了采购量,受此影响工厂订单下降超过五成。黄立的父亲一下子衰老了很多,每天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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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佐星在展会上带德国供应商参访。

从国外留学回来后,黄立一直在上海的咨询公司工作,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和父亲商量,自己辞职回家开辟第二战线,打开内销通道。黄立选择做自己的品牌,产品包括护手霜、鼻通和香薰等。他说,其实工厂一直有国内的生产许可证,但是并没有生产过在国内销售的产品,所以就想跑一跑试试看。

黄立坦言,当下做品牌困难很大,“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哪个产品还都没跑出来”。他带着三四个人的小团队,目前处于小步试错的阶段,一点点投钱测试市场反应。他心里很清楚国内消费市场“卷疯了”,但为了抵御风险,不能再像此前那样只做海外市场。“我可能会给自己5到10年的时间,尝试做一个稍微知名的品牌,通过这个品牌把产能填满,如果出现去年那种黑天鹅事件,我们不至于坐以待毙,活不下去。”

冯佐星同样选择“另起炉灶”来做业务。20多年前,父辈从承包室内门窗生产开始,转向推出自己的门窗品牌。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门窗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多见,父亲一直亲力亲为,抓生产抓销售。2021年,冯佐星的父亲建设了500亩智能化工厂,解决生产效率问题。“大兴建设”背后也是大手笔的投入,冯佐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项目累计投资会达到13亿,目前投入已过半。当背上贷款后,整个家族都感受到了压力。

冯佐星回到公司后负责营销方面的工作,主要做电商、研发新品。回到公司时,公司线上销售几乎是零起步状态,并没有太多业绩。他筹钱、搭团队、做新零售,跑到电商平台上课,针对“90后”“95后”消费者习惯,用多种营销方式从线上引流,最终将这部分业务量从几十万元做到了一亿元。此外,他还将研发重点转到智能门窗中,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他的设想是,让未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自动开关窗;在铝材表面设计莫兰迪色等年轻人喜爱的颜色,实现品牌的年轻化和潮流化。“我爸现在都不参与研发了,因为10年前他参与研发对标的是自己的群体,现在则需要靠我们了。”

“这叫军功,不叫成绩。”冯佐星很清醒地意识到在内卷的环境中,在企业搞生产就类似于打仗上战场,带上军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定要“爆改”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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