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山西，回望华夏“根基”

夜幕降临前的凉爽时分，山西运城的市民喜爱在城南的湖水边散步。远处山气氤氲，湖上空蒙一片，隐约传来咸湿气味。湖水与岸边连接处，结晶体漂浮在水面。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盐湖，有“中国死海”之称。

运城盐湖，便是史书中出镜率相当高的河东盐池。

在盐税占据财政收入重头的封建时代，河东盐池的盐税曾独占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明代晋商兴起，也因这片盐池。民国初年，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总数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盐税是重要担保条件之一，随后，运城盐池95％税款流入五国银行团。直到20世纪90年代，运城仍是中国最大的无机盐工业基地。

如今在风平浪静的湖区，已经难以想象曾经的风云激荡。4年前，盐湖停止产盐，转身成为生态湖，运城盐湖的制盐史就此终结。这段历史长达四五千年，几乎贯穿中华文明史。

“从夏商周三代王朝直至北宋，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游移于豫陕晋河谷平原所在的大中原地区。中原文明的形成与成长，除了河谷平原广袤沃土利于发展农业、山林川泽便于渔猎采集，以运城盐湖为主所提供的盐业之利，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考古学者戴向明说。

探寻中原文明的源头，要回到这片盐池。

盐与铜

今天，盐湖边最具古意的景观，是湖岸几十米开外一些断续的土堆。土堆底部露出整齐的砖墙，顶部已长满杂树。这是明朝修建的禁墙，环池120里，为防止私人采盐。禁墙的修建，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运城因采盐而生，古称盐氏、监盐城、司盐城。如今的这个“运”字，元朝时取自“运司”，就是将盐运往各地的意思。

戴向明说，与河东池盐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上，刻着铭文“惟十又一月，井叔来盐，蔑霸伯历”，记载井叔来霸国经办盐事，表明西周王室对盐池的重视。而王朝对盐业的控制由来已久，甲骨卜辞中，便记载过商王室设立的治盐官员“卤小臣”。

“现在来看，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时期，盐池就开始有明确利用的证据。到了陶寺文化时期更不用说了，陶寺人往南发展也跟盐池有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高江涛说。由此判断，盐池的利用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

在距离盐池几十公里的夏县，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盐。那座古城，或许就与盐有关。

在一片麦田里，考古发掘揭露出40多座圆形房屋基址，直径长达10多米。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发现，其功能一直众说纷纭。直到近年，有考古学者在实验室分析了建筑基址的土样，发现钠离子、钙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浓度很高，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一个结论浮现出来：这些圆形建筑可能是商朝的盐仓。

这些建筑位于夏县东下冯遗址，是晋南一处著名遗址。关于圆形建筑的功能，也有另一种说法。根据测算，这些圆仓如果存满盐，总量可达1.2万吨。当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盐，生产规模能否达到这么大？2019年，在河南偃师商城，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形制几乎一模一样的圆仓，总数可达100座，功能是国家粮仓。

“所以也可能是粮仓，也有可能储盐，都是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东下冯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0年开始，沉寂了40多年的东下冯遗址重启发掘，旨在更清晰地揭露遗址面貌，继而探究晋南与夏商王朝的关系，乃至夏商政权更替等问题。去年，这里有一项重大发现：多达三四千块铜矿石和炼渣沉睡在泥土里。那是夏朝晚期的遗存，人们已经在此垒灶建炉，焚火炼铜。东下冯位于中条山山脚下，中条山正是一座富含铜矿的山脉，当地至今仍有冶金企业。

在东下冯人生活的时代，不远处的洛阳盆地里，二里头王朝正在崛起。二里头遗址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晚期都城。晋南和豫西距离不远，中条山的铜矿和河东盐池的盐，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战略资源，东下冯极有可能是夏商王朝控制资源的桥头堡。

崔俊俊认为，商王朝对东下冯的控制十分明显，比如东下冯与商都有几乎相同的日用器物，基本可以说是商王朝在西北方向的属地。而夏王朝与东下冯或许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时而结盟，时而对抗。东下冯这个夏商王朝政权中心西部的聚落，保存着夏商之变的痕迹。东下冯就像一个小切口，折射着大时代。

“关于夏朝和商朝的分界，原来都在河南探讨，从二里头到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但似乎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难有新的进展。”崔俊俊说，而东下冯这样的周边遗址，或许能提供新的证据。

商朝时晋南地区有多座城池。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和垣曲商城是其中三个重要遗址。2018年启动发掘的西吴壁遗址，更是直接找到了夏商冶炼铜器的地点。

西吴壁冶铜遗址活跃在公元前1600余年到公元前1200余年间，对应于史书，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夏商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故宫大小，与夏商特别是商代青铜产业的规模相匹配，可以视为当时一处大规模的重工业基地。

西吴壁遗址距离中条山仅数公里，从山中铜矿炼好的铜料，便源源不断输送到夏商的都城，在都城内的铸铜作坊，铸成将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如今博物馆里那些著名的夏商青铜重器，或许就源自西吴壁人制备的铜料。

从晋南到河南，盐和铜就像两把精巧的钥匙，撬动中原这把锁。

“金三角”

5月底，晋南已经进入炎夏，麦子熟了，遍地金黄。今年，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正在发掘的手工业作坊区遗址，就在麦田包围之下。被考古队雇来发掘的农民，一边挖着4000年前的陶窑，一边也在计划收麦子了。

考古队员与农民作息同步，早上7点进发掘区，中午躲过最严酷的日头，漫长的午觉后，下午4点钟才能返回现场。但4点的阳光依然毒辣，必须用草帽和长袖衫裹得严严实实。最多到6月底，就必须停工了，等夏天过去。

晋南陶寺遗址，已经持续发掘了近半个世纪。这片广阔的史前遗址，曾是4000年前黄河流域最宏大、最威严的城，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有4个故宫大小。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如此判断。

在襄汾，至今流传着很多关于尧的传说。古史记载“尧都平阳”，平阳便是此地旧称。

“几”字形黄河的最后一个大拐弯，分割出了3个省份。北部是山西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西南部是陕西关中渭河平原，经渭南到达西安；东南过河南三门峡市，可达洛阳盆地。紧密相邻的运城、临汾、渭南、三门峡四市，抱团成“黄河金三角”。

时间拨回到四五千年前，晋陕豫交界的晋南、豫西和关中，也是一个交流密切、发展迅速的“金三角”。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展程度很高，仰韶文化的彩陶，就发源于三门峡和晋南。可以说，这片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黄河金三角”的三个方向都有发达的文化，如西安的半坡遗址、三门峡的庙底沟文化、河南巩义的双槐树遗址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魏兴涛说，仰韶文化分布区中心的晋陕豫交界地区及渭河流域，恰处华山（古代华山是对秦岭山脉的统称）北麓，存有丰富的关于黄帝和炎帝的古史传说，“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与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以及华夏民族之‘华’族的形成关系密切”。

5000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几支高度发达的文化，现在被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而中原地区当时并不突出。直至距今4000年前后，那些老牌文明次第衰落消亡，历史舞台转到了北方，晋南成为最亮眼的星系。

陶寺发掘区的土坑之下，经验丰富的技师和高校考古专业实习生蹲在地上，用手铲刮着泥土，寻找不同功能区之间的分界线，俗称“找边”。古代地基内外、坑里坑外，被全部埋入地下后，依然会显示出颜色的差别，但这需要专业的眼睛来辨认。比如队里的高级技师冯九生，干了几十年考古，他的眼睛就是尺。而真正称得上学者的，一支考古队里通常只有两三个人。

高江涛肤色被晒得黑红，每年在襄汾和北京之间上演双城记，至少8个多月待在襄汾考古一线。过去两年，他带着考古队员，新发掘出一个600平方米左右的宫殿基址，命名为二号宫殿基址。殿内有一些圆形坑，其中一个坑内，有一只狗的头骨。另一个坑的壁上，埋着一具人骨，身边也有一具完整狗骨。“还说不清楚什么用途，或许跟祭祀有关。”高江涛说。

二号宫殿位于陶寺宫城的宫殿区。2012年开始，陶寺遗址的发掘专注于寻找宫城。此前几十年对陶寺遗址的认识，从中心性聚落升级为都邑，但这个都城性质的城邦，究竟有多大范围、宫殿在哪里、有没有城墙……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事关对这座城的宏观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