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百年：追寻父辈的足迹

20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70岁的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副会长、解放军退役少将陈知庶的行程十分繁忙。

5月26日，他率黄埔军校同学会部分代表回到湖南省湘乡市，寻访父亲陈赓大将的足迹。陈赓是黄埔一期生，那时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

父亲病逝时陈知庶只有七岁，对黄埔军校几乎一无所知。但冥冥之中，他与黄埔军校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总会在不经意间相遇。

陈知庶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他担任解放军驻港部队副司令员，有一次参加特首董建华举办的春节嘉年华，座中一位老人很高兴地与他攀谈，说与陈赓是黄埔同学，还笑着连连自称“手下败将！手下败将！”。

退役后，陈知庶开始积极参加与黄埔军校有关的活动，对父辈的理解更深了，也更加理解黄埔精神当下的现实意义。他说，重温黄埔百年历史，就是要清楚地知道，黄埔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陈赓的腿”

陈赓家一门三少将，二哥陈知建也是少将，比陈知庶大九岁，也比他更早接触到父亲的这段黄埔往事。

陈知建曾回忆，父亲是个深沉的人，在子女面前不会过多表达情感，但关于他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却提过很多次。

陈赓是黄埔一期生，这一期共有600多名学员，名将辈出，共产党方面有徐向前、陈赓、左权等，国民党方面出了胡宗南（上将）、杜聿明（中将）、宋希濂（中将）、黄维（中将）、郑洞国（中将）、李仙洲（中将）等。陈赓毕业后留校，担任第二期入伍生队的连长、第三期步兵科副队长，与早期黄埔生大都很熟。后来陈赓经常感慨，这一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和同学打仗。

陈赓与蒋介石的渊源，更是一言难尽。

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眼看陈炯明的部队直扑指挥部，正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自尽的心都有了，陈赓情急之下背起他就拼命跑，过了河才脱险。陈赓救了校长一命，在黄埔军校里一夜成名。

陈赓曾告诉陈知建，那次蒋介石是一时吓傻了，等过了河，“他跑得比我快”。陈赓只有一米六七的个子，却背起蒋介石跑了十几里，因此黄埔军校流传着一个说法：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赶不上陈赓的腿。这三人被并称为“黄埔三杰”。

在黄埔军校时，蒋介石每周都到军校来，找十来个学生谈话，观察他们的特点，对看好的一些学生还会给一笔资助。他对陈赓印象很好，在新生花名册上批注道：“此生外形文弱，但性格稳重，能刻苦耐劳，可以带兵。”这条批语至今还陈列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里。

事情没有到此为止。1926年的“整理党务案”后，陈赓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蒋介石在他的名字旁又加了一条新批注：“此生系共产党，不可带兵。”几年后，陈赓因被叛徒发现在上海被捕，蒋介石也放了他一马。

与哥姐们不同，尚在幼年的陈知庶并没有听过父亲讲这些往事。他开始对黄埔军校有更多了解，已是改革开放后了。

那时他经常陪母亲傅涯去看望陈赓的故人，其中不少都是父亲的黄埔同学。让陈知庶印象深刻的，是与陈赓同为一期生而且经常打架的李仙洲。

李仙洲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1947年被解放军俘获，改革开放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陈知庶记得，他军人气质很重，即便病重，也腰杆笔直地坐在病床上。

在黄埔军校，李仙洲和陈赓是“死对头”。陈赓是左派学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成员，牵头成立了“血花剧社”，与右派学生的“孙文主义学会”及“白花剧社”经常面对面干架。李仙洲则属于“国家主义派”，自称“醒狮派”，陈赓等唤其“狮子狗”。那时几方经常打架，食堂里盘子碗筷横飞。与陈赓打架最多的除了李仙洲，还有蒋介石最得意的门生胡宗南。山东人李仙洲身形魁梧，陈赓打起架来吃亏，就抄起板凳打，但彼此并不记仇，不伤私交。

李仙洲后来曾给陈赓写信，陈赓及时给他回了信。1960年11月，李仙洲获特赦后回到山东。仅仅几个月之后，1961年3月，陈赓病逝。老友终究未及相见。

黄埔藏家

同样是黄埔后代，作为国军将领之后，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单补生依然对父辈的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此前家人从未对他透露过家族的背景，还在“文革”时将一直秘密保存的大量黄埔资料烧毁，他自幼一直对自己的家庭出身感到模糊。

转折发生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之后。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立与徐向前元帅密切相关。徐向前和陈赓一样，一生都怀有浓厚的黄埔情结。

徐向前也是黄埔一期生。他与十几个山西同乡青年一起前往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数学几乎交了白卷，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张榜时这批山西考生却全部被录取。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投考黄埔军校六期政治科女生队，语文试题是《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她绞尽脑汁只写出了一百零八个字，什么“革命是人为的，社会进化是自然的”。与她同桌考试的是个女大学生，语文试卷写了好几张纸，没想到被录取的却是黄杰。复试那天黄杰鼓起勇气小声问老师会不会搞错了，老师微笑着递过她的试卷，只见上面用红笔批着四个大字：孺子可教。

对此，徐向前之子徐小岩中将认为，切合实际的招生方针正是黄埔军校成功的重要原因。黄埔军校以“革命的价值取向”为首要标准，吸纳、凝聚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孺子可教”四个字就生动体现了这一招生方针。此外当时军阀割据，黄埔军校创办者心怀统一中国之志，招生工作十分注意各地区学生数量的平衡，所以山西来的考生都被录取了。

早在1941年，徐向前就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延安分会会长，陈赓任理事。改革开放后，徐向前审时度势，提议黄埔师生抛弃前嫌、为民族大义携手合作，得到黄埔人的热烈响应和党中央的支持，邓小平也给予大力支持。

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纪念母校60周年华诞之日正式成立。那时，大陆还有四五万名黄埔同学健在。徐向前担任了首任会长，这是晚年身体不好的他担任的唯一职务。

徐向前还给中央写信，建议各省分别成立同学会，引起中央重视。1988年3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先后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

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于当年成立，单补生的父亲单培新随即登记入会。他首次郑重向儿子介绍，自己是黄埔军校七分校16期生，其父单懋统也是黄埔一员，曾担任黄埔军校四期、五期政治大队教官。

遗憾的是，单补生还没来得及与父亲深入交谈，单培新就于1990年1月去世了。当年4月，单培新的四弟、黄埔20期生单觉民第一次从台湾回到大陆，为兄长奔丧。他在八宝山公墓抱着兄长的骨灰盒大哭一场，对侄子回忆起往事。

单培新1939年从河南信阳师范学校毕业，前往延安途中路过西安，遇到黄埔军校七分校招生，投考获录取。1948年，他担任了北平警察局保警总队少校中队长，1949年随傅作义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黑龙江等地工作。单觉民则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单觉民带回了单培新的一些旧物，但其中仍然没有单懋统的照片。单补生向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等几家机构写信求助，得到的回复都是无影像记录。

单补生只能寄希望于淘到同学录了。黄埔军校每期学生毕业时都会编印同学录，人手一册，上有师生的姓名、年龄、籍贯、通信处和照片等。他奔走于各古玩旧书市场，尤其是北京的潘家园和报国寺。

2001年一天清早，报国寺市场刚开门，单补生终于从一位操四川口音的摊主那里淘到了一册黄埔四期同学录。

这册同学录为铜版纸16开本，共520多页，1926年由黄埔军校政治部编辑，广州启明公司承印，印数为3000册。因为历经沧桑，封面和版权页都没有了，偶有短缺页，但大致完好。

单补生如获至宝，急切地翻阅。翻到教职员第58页时，爷爷的照片赫然在目，下面的文字注明：“教练官单懋统，（号）锡嘏，年三十二，河南新蔡，通信处新蔡李庄桥。”单补生即刻买下。

他继续追寻爷爷在黄埔的来龙去脉，在《新蔡人物志》等史籍中陆续找到有关介绍，得知单懋统是活跃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被同志称为“智、仁、勇三得郎”。

单补生还了解到，单懋统任教的第四期1926年3月开学，10月毕业，学生人数2654人。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期学生相继被编入军中，担任基层领导职务。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历练，黄埔四期人才济济，共产党方面的林彪、刘志丹、伍中豪、李天柱、袁国平、曾中生等，国民党方面的刘玉章（一级上将）、胡琏（一级上将）、李弥（二级上将）、张灵甫（中将）、文强（中将）、潘裕昆（中将）、谢晋元（少将）等知名将领都出自这期。

在这个过程中，单补生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沉迷于黄埔的历史，开启了收藏黄埔文物的“疯狂”模式。

他尤其想要收藏的是黄埔五期同学录。黄埔军校在大陆的办学历史分为黄埔、南京和成都三个时期。黄埔时期指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的第一至五期，其中第一至三期校名是“陆军军官学校”，第四至五期则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收藏讲究成双配对，如果能收到黄埔五期同学录，与四期就珠联璧合了。更重要的是，单懋统也是五期教员。

一个夏天的下午，单补生接到一位书友的电话，告知有人到市场来卖一册残本的黄埔五期同学录，要价很高没能出手。他听后立刻与卖家联系。卖家姓王，湖北武汉人，这是其外祖父留下的，外祖父是黄埔五期步科学生，现在为解生活困难，只好忍痛割爱。见到朝思暮想的黄埔五期同学录，单补生怦然心动，与卖家各让一步后成交。

黄埔五期是命运极其特殊的一期。这期分为步、炮、工、政治、经理五科，共六个大队，于1926年11月15日正式开学，几乎与北伐同步，并历经了“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

这期学生也被一分为二。其中随北伐进军的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千余人，经南昌迁至武汉，1927年5月和7月由恽代英在武汉主持了毕业典礼，只颁发毕业证书，没有印制同学录；留在黄埔岛的步兵、经理科近1500人则开赴南京，1927年8月由代理校长何应钦在南京主持毕业典礼，颁发了毕业证书、证章和同学录。黄埔军校的国共合作办学时期也就此画上句号。

单懋统的命运正是这种时代巨变和撕裂的最真切写照。他带领着政治大队学生来到武汉，积劳成疾，更兼忧心如焚，在“七一五政变”的风口浪尖上，于1927年7月在武汉病逝，年仅35岁。

此后，单补生又陆陆续续收藏到不同版本的各期同学录，还有军校教材、刊物、证章、照片等。这些藏品都用塑料膜包好，整齐摆放在他的书柜中。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黄埔后代纷纷与他联系，甚至慕名登门拜访。这些来访者会向他介绍自家情况，他则会在同学录中找到其亲人的照片，提供给亲属。他还会将搜集到的这些资料整理成文，发表在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的双月刊《黄埔》杂志上。十年来，他每期必发表文章，一期不落。

单补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校训“亲爱精诚”是黄埔军校的灵魂，一经孙中山提出，至今仍然适用。黄埔军校是军队化、家庭化的学校，黄埔人情同家人，言无不尽。他觉得，这种感受也延续到了黄埔后代的交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