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之路
作者: 张馨予7月15日至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锚定到2035年要实现的改革目标,重点部署未来5年,明确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二十届三中全会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既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十年后的2023年4月21日,中南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
当时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改革?据新华社报道,当时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不断积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的国际竞争形势逼人,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当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跨越新的重要关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次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在考虑这次三中全会议题时,就提出要制定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而不是只讲经济体制改革,或者只讲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这样考虑,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
而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撰文指出,回顾这段改革历史,对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约两万字的文件,包含60项具体任务,336项改革举措。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原副所长周天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决定》是一份总结了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写成的文件。
《决定》涵盖了各领域改革的方方面面。林兆木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把各个方面改革作为一个整体协同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等多项改革部署,勾画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沈传亮说,“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
在人们的印象中,三中全会总是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都围绕这一主题作出决定和部署。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强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正因为三中全会被赋予了改革的议题,因此历届三中全会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他中央全会,比如关于党的建设的中央全会、关于依法治国的中央全会,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改革、推动改革,最终目标还是改革。”
周天勇则指出,40多年来,中国经济每次从短期的下行转为上行,都由改革开启。
以1978年为例,从1957年到1977年,GDP年均增速为5.5%,部分年份还是负增长。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之后通过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改革,中国经济实现了1978年到1988年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22%。
周天勇认为,当下需要温故而知新,通过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新一轮上行周期。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465.3万辆,其中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近65%。过去十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从2014年的7.85万辆和7.48万辆飙升至2023年底的959万辆和950万辆,增长了约126倍。
强舸说,许多影响力较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都成立于十年内,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效果。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这一论断,显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将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一个起点,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型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迭代升级。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写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初稿”。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并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重大论断。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区别,是资源配置手段的不同。”鄢一龙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从计划轨道往市场轨道转变,中国则一步一步向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他强调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们不搞‘休克疗法’,因为不可能从计划轨道一下子就转换到市场轨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此前指出,市场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通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持以市场化改革为重点,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从2013年到2023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此外,国内生产总值从57万亿元增长到126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2.3%提高到18%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

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得到完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持续得到完善。
“国有企业还要不要?”2016年10月10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个问题。总书记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就出现过关于“国有企业还要不要”的争论。强舸说,经过这些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舆论已经不再争论这个问题,“国有企业不仅要,而且一定要办好”。
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十九大把深化国企改革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2项任务之首,且篇幅最长,指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审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正式拉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大幕。
强舸说,近几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治理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完善。强舸说,十八大之前,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制度很不完善,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董事会,但在十八大之后,各级国有企业基本实现董事会应建尽建、外部董事原则上占多数。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已有1.3万户中央企业子企业和2.5万户地方各级国有企业子企业建立了董事会。
其次,十八大之后,落实了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的要求,推进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同时,国有企业国资监管效能增强,强舸说:“十八大之前,国企的国有资产流失、腐败问题是很严重的,现在已经得到有效改善,形成了国有资产监管新模式。”
再次,国有企业定位作用更加明确。强舸说,除了获得经济效益,国有企业还应该发挥一些功能性作用,“例如疫情期间,很多国有企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口罩等物资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3年2月,央企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营业收入占总体比重超过70%。
此外,十八大以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就,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该文件从发展环境、政策支持、法治保障、社会氛围等方面提出31条具体举措。一个月后,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围绕促进公平准入、强化要素支持、加强法治保障、优化涉企服务、营造良好氛围五方面,提出了28条具体措施。
上述文件是继国务院于2005年和2010年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后,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更高规格的文件。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刘培林近期撰文称,国家在发改委内部新设立了“民营经济发展局”,立法机构也在酝酿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多个部委也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多项配套政策,“可以说,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最高决策层表现出了鲜明的态度”。不过,他也指出,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仍有改善空间,应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进行一致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