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孤岛”的防汛持久战

防汛26天后，7月23日，长江九江水文站水位终于退至20米以下，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结束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防汛防灾预警响应。

在老家江新洲岛抗洪数日的刘幼平也回到了武宁县城。7月3日，在玻璃门上留了句话，刘幼平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匆匆上路了：“接老家通知，返乡防汛，歇业几天。”吃了闭门羹的老顾客将之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刘幼平一时成了最火的“Tony老师”，江新洲岛也因此被关注。

江新洲岛位于九江市柴桑区东北隅，赣、鄂、皖三省交界处，是长江流域第三大居住岛，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小岛四面环水，有41公里长、高高的防洪堤，犹如长江中的一个巨盆，“盆”里装着6.8万亩基本农田和江洲镇、新洲垦殖场的7000多常住人口。

今年的汛期很不同寻常，江水涨得又快又猛。从6月18日开始，九江市连续降水15天，累计降雨量是往年同期的两倍多，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江新洲岛上游10公里处的九江水文站，在6月28日14时突破了20米的警戒水位，“长江2024年第1号洪水”形成。

此后，水位以每天至少20厘米的速度飞涨，水势最大的时候，一天就涨了67厘米。5天内，防汛应急响应连跳4级。

江新洲岛上，有着4133个常住居民的江洲镇，在水位达到21.62米时，连夜发布了《防汛家书》：“乡亲们，当您看到这封信时，家乡再次需要您……未来一段时间长江中下游还将持续强降雨，水位必将继续上涨，防汛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持续上涨的水位以及34.56公里长的巡防堤坝，我们的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人员调配十分紧张。”

江洲镇的户籍人口超过4万，但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务工维持生计。如今江洲镇除了村干部，常住人口年龄基本在60岁以上，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500名。

“一到汛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巡堤。”谈起洞庭湖、鄱阳湖等重点区域的防汛，许多水利专家忧心忡忡，人手短缺带来的防汛压力长期存在。

一周的时间内，2925名“江洲儿郎”，从九江、南昌甚至外省赶回家乡。水位下降后，他们又四散离去。但经历过1998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的老一代们始终忧虑：没有大洪水记忆的下一代，能否接替老一辈人保卫家园？

返乡

“快，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回江洲。”7月3日13时，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李雅琴莫名其妙：“回江洲干吗？”

“抗洪呐！”电话里，刘幼平火急火燎。

从县城出发，4个小时后，他们在长江南岸的柴桑区新港渡口赶上了18时的渡轮。这是抵达江新洲岛的唯一交通方式。船一靠岸，骑着摩托车返乡的江洲男人们倾泻而出。而在码头边，长江水已经漫过了三圣庙的围墙。这意味着“盆身”的90％已没入水中，江面比堤内地面已经高出一层楼。

回到江洲那天，车子开上堤坝不久，透过车窗，刘幼平看到江面上有个水泡，“起码有脸盆那么大”。坐在副驾上，他急忙喊停妻子。

这种江西人叫“泡泉”、湖北人叫“翻砂鼓水”的险情，学名管涌。

长江中下游平原冲积地层，上面是粘性土，往下是粉砂、细砂，再往下是与江水相通的砂砾、卵石构成的强透水层。汛期水位高，江水从透水层向堤内渗透，堤坝数百米范围内，粘土层下方承受很大的水压，高水压最终会打穿土层薄弱的地方，使得粉砂、细砂随水流出，就形成了最易引发溃坝的管涌。

回家这一路，刘幼平都在安抚从没经历过洪水的妻子，告诉她防汛就是巡堤查险，就是找这种往外冒浑水的拇指大的小孔，只要及时处置，堤坝就不会垮。但看到水泡的瞬间，刘幼平心里毛了：“那么大个泡，还得了？”

到刘幼平这一代，亲眼见证某个泡泉酿成溃坝大祸的人已经不多了。但经验代代相传，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着关于泡泉威力的传说。“别说脸盆了，巴掌大的泡泉都不得了！”刘幼平已经在岛外生活了20年，但泡泉出现，依然能立刻激出心底的恐惧。

下车后，刘幼平直奔堤坝背面，在堤脚那一大片棉花地里仔细察看。确认没有冒出浑水的孔洞，刘幼平松了口气。24米高的堤坝上，冒泡的江面附近已经聚了几位巡逻的村民，确认有人值守、上报、处置，刘幼平才回到车上。

直到后来返回武宁，李雅琴仍是一头雾水，搞不懂丈夫那天为什么突然下车。没有与洪水争过高低的人，无法理解那十几分钟里，刘幼平经历的内心风暴。

1998年8月4日晚上，岛上很热，邻居聚在一起看节目，想吹江风乘凉，就把一台电视机搬到屋外。21时15分，电视屏幕灭了又亮，闪了三次——这是大堤决口的信号，一旦决口，就以鸣锣和闪灯为号，供电所拉闸三下，每个村的信号员就出门敲锣。那天铜锣恰好轮转到刘幼平家，12岁的刘幼平提着大锣，沿着村里的泥巴路敲了一路。

当时，举全岛之力守堤44天后，江洲大堤决口。两天前，九江水位达到23.03米的历史极值，比警戒水位高出3.53米。团洲村老支书王品超记得，几代江洲人肩挑手扛，一筐一筐挑出来的大坝，经过几十天高水位的浸泡，到处都在渗漏，“已经软得像豆腐”。

洪水有多可怕，年幼的刘幼平还没领教过。赶在洪水淹没自家房屋前，父亲带他拆掉了三间房子，取下房梁，用铁丝将它们捆好，绑在杉树上——房子可以不要，房梁值钱，得留着。

有父亲和哥哥在，守堤还轮不到刘幼平。他原本要被转移安置到九江市区，但一群鸡鸭好不容易养大，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走，刘幼平只好跟着她，与避难的邻里们一起上了房顶。

起初大家还说说笑笑，但到了晚上，风大了，江浪重重地拍在房子上，屋顶摇摇欲坠。那时刘幼平才知道，原来长江水吞掉江新洲的时候，不是悄无声息，而是会发出虎啸般的巨响，一排排房子被洪流冲垮时，轰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是挨了轰炸。刘幼平家的房子没倒，但屋顶正从外圈开始，被洪水一口一口吃掉。人只能往紧贴着房屋的大杉树上挪。但上去才发现，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蛇，早就盘踞了仅有的避难空间。

25天里，肚子饿了，就用带上屋顶的豆子和生豆芽充饥，有时水里会漂来南瓜、青菜，刘幼平就游过去捞上来。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会水的鸭子跑远了，刘幼平用一只木澡盆当船，要帮母亲追回。那天风大，澡盆倒扣在水里，他没了方向，游了好久才回到避难的地方。

巡堤

今年一入汛，江洲大堤上就遍插红旗。贴坝而建的民房外墙上，“战胜洪魔”这样的红底黄字标语随处可见。

但充满豪情的对抗只是一种浪漫想象。36℃的高温里，一旦进入哨所，看不到尽头的枯燥、重复、疲惫和蚊虫叮咬才是防汛常态。

从7时开始，穿着救生衣在陆地上走来走去，到第二天7时结束，这就是刘幼平返乡第一天的工作。

经验老到的江洲人知道该看什么。整个江新洲岛有20处穿堤工程，包括10座排涝站，7座提灌站，3处涵闸，其中有9处或是自身有隐患，或是与堤防的接合部出现过渗水。此外，堤坝上还有10处经过处置的低洼渗水险情地段，这些险工险段均为巡查重点关注部位。

“防汛工作里，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哨所值守人员的巡堤查险。”江洲镇镇长汪子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水位越高，堤防承压就越大，薄弱处也就越容易出险情，“巡查的核心是找到新的泡泉，能在险情较早、较小的阶段及时处理，就能保证大坝的安全”。

找泡泉有许多诀窍。从福建泉州返回江洲防汛，55岁的李忠元会用长棍或双脚打探土地的软硬虚实，如果土质虚软，就要立即警惕。34岁的六号村村支书罗阳则说，外人眼里稀松平常的积水，碰上了，他都会用手探探，“如果水温低得冰手，绝对是长江渗过来的水”。经验在岛内流传，可能来自哥哥、父亲或者任何一位长辈。

但经验积累只能靠实践，新手能犯的错误太多了。对泡泉做反压渗处理时，石子究竟倒多少，怎么压，都有讲究。接受采访前，罗阳刚刚处置了一处渗水险情，清障挖土时，他挖多了，挖出一个直角，老人教他做一个斜坡，否则下雨时泥土就会坍塌滑坡。

那些看似会使夏天更加难熬的工具和装备，也没有一样是多余的：真有已经来不及处置的大泡泉，水砂喷涌或者堤坝决口，穿着救生衣，才能提高生存概率；堤脚泥泞，不穿胶靴，就要绕开水沟和泥地，被绕开的地方，就成了巡查盲区；草丛既能藏蛇，又会遮蔽视线，拿着长棍，才能探查到被草盖住的地方。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拇指大小冒着浑水的小洞，它藏在暗处，可能在草丛里，水沟里，或者棉花地里。无论一个人多有经验，多尽心尽力，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保堤坝安全。“在江洲，从古至今，防汛都是有组织的。”李忠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穿上长胶靴、救生衣，拿着长棍，6个人一组，以5米到10米的间距，排成一条与堤坝垂直的直线，像梳子一样，在长400米、宽300米的巡查面上24小时不间断地巡查，这是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启动后的巡堤强度。

到了夜里，岛内漆黑一片，但堤坝上灯火通明，每隔200米就有一只功率100瓦的电灯，贴堤而建的民房外，家家也都有一盏明灯。发生过险情的地方，一排绿竹竿歪斜地插进地里，为24小时值守在那儿的人，撑起临时布置的照明。

按照规定，巡堤期间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即便是在哨所休息，大家也只是静坐着，顶多聊几句巡堤见闻。中暑的事时有发生，哨所里按规定备好了解暑药，救护车也在堤上绕圈待命。到了晚上，趁两轮巡堤的间隙，哨所的一张小床上，横着躺满了打盹的人，睡不下的，只好找块空地或者砂石堆凑合躺躺。

刘幼平又困又累，可蚊子太多了，根本无法入睡。巡堤第一天，刘幼平就因为中暑呕吐不止。但巡堤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走了，空出来的位置谁来临时顶上呢？他还是坚持值完了一天的班。

轮班

在世代抗洪的江新洲，总长41.36公里的堤防，按照江洲镇和新洲垦殖场两个行政区划的面积大小，作了划分。

2021年以前，汪子峰在城子镇任职，也负责过那一段长江干堤的防汛。调任江洲镇后，汪子峰发现，自己的防汛责任翻了几倍：城子镇长江干堤是二级堤防，防洪能力远高于江新洲的四级堤防；此外，作为一座被江水环抱的孤岛，江新洲的堤防长度是城子镇的7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