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模式”,往何处去
作者: 王诗涵今年上半年,深圳光明区的招商团队来到上海,前后2次考察了汪鑫所在的生物医药公司。
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深圳与长三角城市间竞争激烈。
“我们正寻找长期产业化发展的落地点。”上海隆耀生物首席技术官汪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的研发药品CD20靶点CAR-T即将进入临床二期,需要政策和资金支持。深圳则在去年新设立5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基金,广泛寻找项目,“这是个好契机”。
随着股权投资成为地方招商引资的关键,为发展本地“20+8”产业规划,深圳探索了新路径:分批设立产业直投基金群,垂直投资方向,并遴选专业GP(基金管理人)管理。
谈及风投创投,深圳具有先发优势。这里是人民币基金的大本营、中国创投的发源地:1999年,诞生国内最大VC(风险投资)深创投集团;2003年,颁布全国首个地方性创投条例;2015年,市、区级政府引导基金开始落地。
一直以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安全性要求,往往会使风险性的股权投资运作陷入难题。“深圳国资一直遵循市场化投资机构的规律,我们也试图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非市场化的问题。”龙华资本董事长李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耐心资本”的提法对国有创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的当下,这座诞生了“深圳模式”的“创投市场化”之城,怎样解题“耐心资本”?
产业基金“放大招”
6月底,汪鑫来到光明区,参与这只生物医药产业基金推动下的首场路演。
他第一个上台发言,台下坐有百余位投资人、企业高管、专家学者、产业园代表。“一直在加微信,比起发商业计划书,现场交流能更深入了解我们。”会后一个多月,公司与该只基金的GP复健资本展开各层次团队的沟通;其他投资机构,南山、罗湖等区也递来“橄榄枝”。
“深圳的资金配套模式非常灵活。我们期望能加入受当地政府重视培养的一批企业中,起到产业带头作用。”汪鑫说,相比之下,上海和苏州的产业链相对成熟,公司密度更高。
“长三角也经常来深圳挖项目,彼此都在追赶,整体压力挺大。”谈及竞争,一位国资背景创投机构的投资经理向《中国新闻周刊》评价。据了解,深圳早年间的国企改革使国企大量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投入基础建设力量受限,例如半导体、生物医药产线,国资开始承担更多融资功能。
复健资本也始于上海,由复星医药控股,聚焦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资。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刘晓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投资团队常在深圳、广州、香港挖掘项目,但遴选幕后“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故事”。
去年1月,复健的团队注意到深圳首批“20+8”基金公开遴选消息时,离截止已不足一周。团队 “加班加点”展示优势,获得公示后,构建了3000多家深圳本地生物医药企业的项目库和产业图谱,指出产业链弱环。今年6月,团队管理的鹏复基金正式备案,50亿元的目标规模,要求全部投资于生物医药、基金和细胞等领域,全部投资于在深圳注册登记的企业。
让GP们争相来到深圳的“诱惑”是,2022年,深圳出台系列文件,提出“一产业集群、一专项基金”理念,以围绕“20+8”产业发展政策,即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八大未来产业。
在已公示的两批名单中,共有9只基金找到了管理方。被招来深圳的不止复健资本,去年12月,被遴选为高端装备产业基金GP的招商致远资本迁入福田总部,还与光明区合作募集首只7亿元基金,投资区内产业。所涉GP还包括在深圳的创维投资、松禾资本、深创投旗下私募、深投控与基石资本的合资私募,以及总部在北京的金石投资、中金资本。
这些都是“过关斩将”后的胜出者。拿到30亿元新材料产业基金、15亿元合成生物产业基金管理权的深创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有十余家机构申请合成生物产业基金,尽调初筛后,8家进入复试和最终答辩阶段。新材料产业基金则对机构历史投资业绩设置了较高要求。“基于深圳新材料领域在产业空间、资源要素方面的挑战,拟优先筛选科技含量高、资源要素不敏感的企业落地。”深创投所管理的市引导基金,资金围绕“20+8”的投资项目超过2900个,金额超2300亿元,均占总数的超八成。
此外,基金还覆盖智能传感器、新能源汽车、细胞与基因、数字创意装备、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领域,规模10亿—50亿元。每一个资金规模并不算“惊人”。实际上,2023年起,全国接连出现千百亿级产业基金,深圳围绕“20+8”的设置相对更垂直。
截至去年,深圳注册国家、地市和区县级产业基金分别认缴约1564亿、1585亿和422亿元,远高于创投基金。如何避免内卷和同质化竞争?深创投表示,各类引导基金应完善差异化定位。“各地应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确定行业定位,警惕新兴产业的标签和跟风式过剩,防止各地都有链主的情况发生。”
深圳模式的做法是,要求市区联动出资。在鹏复基金的首轮募资中,来自市引导基金、坪山等5个区的国资占比70%。
这在深圳的基金生态中较为常见。例如,深圳天使母基金的82只子基金中,超三成有区引导基金参与出资。“市区联动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无序竞争和盲目内卷。”已重点参与“20+8”产业集群基金中4只基金的宝安区引导基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市级组织更专业的研究力量牵头研判招商项目,区级则能聚焦区域产业,使招商更精准。
政府LP如何尽“本分”
GP能否灵活管理,也有赖于政府“放权”。复健资本CEO李凡表示,深圳基金的特色在于,政府仅在合规性上对项目有一票否决权。
2018年后,政府引导基金成为一级市场最大资金供给方,深圳的比例更高。据清科研究数据,截至去年,深圳共设立9只市级、13只区县级引导基金,总目标规模2220.3亿元,认缴比例达98.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5年8月,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福田区引导基金先后设立。市级规模1000亿元,交由深创投管理。所投基金投资事件达5013起。其中约31.2%的企业位于深圳,如长盈精密、比亚迪、华大基因、迈瑞医疗、中科飞测等。

福田区引导基金总经理汪云沾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政府要尽力做好LP(基金投资人)的本分”。“做投资的专业门槛非常高,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他表示,“市场上可能会有国资LP提出‘非本分’的要求,甚至要参与GP。应当让机构发挥专业特长,这需要我们减少非正常的干扰或干涉,除返投以外,基本没有太多要求。”
需要承担金融中心定位的福田区引导基金,专注于挖掘GP形成聚集,并撬动社会资本。这只引导基金实缴资金94亿元,据胡润《2024全球独角兽榜单》,截至去年累计管理子基金规模超1661亿元,放大近13倍,与子基金集群共投出122家全球独角兽,总估值2.29万亿元。“实际上是分散风险的策略,背后是我们3500多个项目的投资。”汪云沾说。
谈及经验,他认为首要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市场化的子基金遴选制度,并得到执行。关键在于“选人”:选对GP,既能帮助风险控制,也带来良好的投资效益。
因而,福田引导基金最初选择了一批本地的头部创投机构,如深创投、达晨财智、松禾资本等,“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摸熟业务后才敢进一步拓展”;接着选择新锐投资机构,扶持行业创新的同时追求超额收益,“创始人往往在行业里耕耘多年,更有动力把业绩做好”;第三步选择CVC(产业资本),借力有产业和实体经济背景的上市公司和知名企业,“在招商引资、并购退出方面具备优势”;第四步则是投资国家和省市大基金,并要求其落地福田,形成放大效应。
李傲所在的投后管理部,平时与区政府产业部门联系紧密,负责对接企业在场地、人才、商业场景、业务拓展等方面的诉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子基金的协议中,主要强调了产业方向,以及要在投资期内完成1.5倍返投,“但只要项目本身没有很大的问题,都交给GP决策”。协议也明确约定,LP仅对项目的合规性进行审核,对项目本身不进行研判和干涉。在全国,政府引导基金基本在投委会设有席位,在实操中,主要区别在于一票否决权的使用频率和范围。

位于龙岗区的新能源企业亿兰科,主营模块化光储系统。公司已在去年接受Pre-A轮融资。联合创始人辛海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团队曾接到来自华东、华中和西南等地的邀请,最终选择扎根深圳,原因之一在于“投资机构的约束和对赌条件相对宽松,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发展”。
但市场化有时也会为政府的招引需求带来堵点。龙华资本一位投资经理表示,政府的很多产业培育项目,由于周期长、财务回报有限,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足。
“为此,我们想把市场化和招商导向的投资区分开来。”龙华资本董事长李瀛表示,团队在去年新推出一只规模1亿元、以招商稳商为导向的基金。在国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上,则新设置6方面指标,“如果只考虑利润、返投和退出,实施起来像‘紧箍咒’”。
而由于早期项目估值较低、更有利于带到区内,目前引导基金的出资也偏于早期。汪云沾对此评价,“投早投小所带来的即时效应不明显,导致中小企业多,‘四上’企业偏少,但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砸钱投大项目’的模式,对产业和规模的带动效应明显,但风险也不小,风险与收益对等。”
拓荒“投早投小”
由于具有风险厌恶的天然属性,许多人认为国资“投早投小”是个“伪命题”。
一位硬科技赛道的投资人坦言,许多名义上早期的政府基金更倾向于配资概念,仅有一部分资金投于早期,更多资金仍然靠后投。
早期投资有多重要?在深圳缔造了“无人机奇迹”的大疆创新,如果没有创始人汪涛的导师李泽湘,便不会有如今的成绩:消费级无人机全球市场份额超80%,胡润2024全球排行榜第40名,估值800亿元。2007年,大疆在创业次年因股权和管理等原因,员工纷纷离职,最后仅剩一名出纳。港科大教授李泽湘联合哈工大博导朱晓蕊投了100万元,并动员一批毕业生加入。2013年,红杉资本注资数千万美元,投出A轮。
“投早投小”就在于抓住万里挑一的奇迹。据清科研究数据,2014年,种子、初创、扩张期企业获投资金额占当年总投资额的45%,今年上半年,这一比重已增至74.5%。
想孵化出更多的腾讯、大疆,政府需要“想办法”引导。
2017年,一则深圳市人大代表议案指出,“天使投资不够发达”是当地创新创业事业的突出短板。随后,深圳天使母基金于2018年落地,规模100亿元。其典型性在于:市财政100%出资、限定100%投向天使阶段、政府部门不参与投决。天使阶段指“首两轮融资或成立5年之内”。“更重要的是培育营商环境,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初创企业培育成长。”深圳天使母基金总经理李新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