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炬者锺叔河

这一生中，曾经后悔过吗？

锺叔河闭上眼睛，摇了摇头，用混沌的口音回答：“没有。”

愤怒过吗？

“有。”

床头升到合适的35度，他半躺半坐着，左手垂在身侧，右手在床上的矮桌上写着字。盛夏下午4点，他从午休中醒来后继续校对书稿，每天如此，直到深夜。

锺叔河已经93岁，3年前的一次中风将他击倒在病床上，能活动的仅剩右手，吞咽和表达能力也受到极大损坏。有时，为了说清楚一句话，他需要静止半晌、积蓄体力，似乎使出了全身力气。“死掉了一半。”他调侃自己，但思辨能力没受影响，他指指额头，这是他如今还相当得意的地方。

作为出版人的锺叔河，事业始于1979年，时年48岁，刚刚被从劳改队释放、平反。26岁那年就被打为右派，开除公职，长达22年不能做文字工作，其中9年身陷囹圄。恢复工作后，他争分夺秒，编出一套套大书。他对家人说，我耽误了太多时间，要与时间赛跑。

现在，他没法赛跑了，只能与时间顽强地拉锯。他被困在床上，喝一口水都可能被呛得大咳，但依然全力扯住绳子，不肯松手。在任何一个时代，即便在他当年最低谷的日子里，他始终对中国、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念楼上

偌大的客厅里无人走动，清凉冷寂。三面书墙上码着一套又一套恢宏的丛书，有锺叔河自己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100种）、《周作人散文全集》 （14卷），也有他当作资料的《清实录》《四部丛刊》等等。最新的一套是2023年出版的十卷本《锺叔河集》，他一生绝大多数文章收录其中。

但新书依然一本接一本地出，这两年又出了几本重编文集，每个字他都亲自审校。手头正在编辑的一本是故人书札集，收纳了555封已去世的师友写给他的信，第一封来自周作人，其余不乏钱锺书、杨绛、舒芜等名人来信。但有人的遗嘱执行人不愿意发表，最终也许只能以内部资料形式印一些，不至于散佚。

锺叔河心里不太痛快，但也没法子。去年出版社出了一本《范用存牍》，收入11封他写给出版家范用的信，并没有事先请他授权，但他毫不在意，还非常支持。“因为我的这些信也是有些学术价值的，”他亲自编好了目录，手指在目录的名字上一一滑过时，仿佛在摩挲记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本重要的书。”

编了半辈子书，锺叔河以硬骨头著称。改革开放后，他选编出版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的新书，接着，他又着手重印《周作人自编文集》。质疑声、反对声、怒斥声纷至沓来。争议声中，他在北京的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起首一句：“人归人，文归文。”如今回想，老人露出些微狡黠的表情：“那是我自己的‘说辞’。”怕别人听不清，他把“说辞”两个字写在纸上。

他原来就不爱下楼，现在更是连床也不能下了。2021年8月，他突然中风，2022年年底，他感染新冠，进了ICU。今年上半年又得了带状疱疹，到了夏天，则不时发烧。岁月不善待老人，他却闯过一关又一关。“我有事没做完。”他对女儿们说。小女儿钟先鲜觉得，编书校稿这些事，为父亲顶着一口气。

这套20楼的房子是2000年搬进来的，是湖南出版局的老干楼。廿与念同音，锺叔河给屋子起名“念楼”。离休后，他在报刊开设专栏“学其短”，选出一些百字以内的古文，附上翻译和解读，后来结集为《念楼学短》，成为他最畅销的书，“念楼”随之名声在外。他戏谑地“反省”过，念之深，思之切不一定是好事，念念不忘也未必有益，因为马克思说过：“思考使人受难。”

锺叔河一生所受苦难，确实多由思考带来。

1957年，在《新湖南报》工作的锺叔河被划为右派，罪名多达四十八条，被编成了一本小册子。报社里被划为右派的人为数众多，其中还有同事朱正。

朱正与锺叔河同年同月生，只比锺早三天。他们同批进入《新湖南报》，至今相识70余年。今年上半年，朱正还拄着拐杖去看望了锺叔河。朱正1985年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却以鲁迅研究闻名，他写的《鲁迅传》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再版。快90岁时，他总结自己对湖南出版界的功过，认为最大的贡献，是推荐了锺叔河。

1979年，锺叔河结束牢狱之灾，回长沙那天，他的妻子朱纯和朱正一起去车站接他。已经在湖南出版局工作的朱正，向出版局局长推荐锺叔河，局长犹豫了：“听说锺叔河这个人很骄傲，不好领导。”朱正正色道：“我是给你推荐一个能干的编辑，又不是推荐一个有修养的完人。”局长与锺面谈后，立刻拍板录用。其实性格温和的朱正，也是内心骄傲的人，年轻时文章锋芒毕露，看过他书稿的鲁迅研究专家冯雪峰在信中提醒，不要那么骄傲。一生挚友，同气相求。

没有经历过那种动荡和恐惧的人们，或许很难理解：一个人遭受如此严酷的连番摔打，如何还能安之若素，如此骄傲？何以能够活得如此有力量感？锺叔河艰难地笑了好几声，回答：“我其实是最无力的，我只知道，错的不是自己。”

“你也只好走向世界”

1958年的长沙街头，书生锺叔河寻找着靠力气谋生的机会。他看到拖板车送货也是一个行当，这是最不需要文化知识的体力活了，便去做板车夫，但发现很难以此维生。妻子朱纯也被划成右派，他们已经有三个女儿，肚子里还有一个。他逐渐锻炼出街头求生的本事，学会了刻油印钢板，又做过木模工、电镀工、制图员等。晚上回家，依旧夜夜闭门读书。“不读书，人会窒息。”他说。

直到22年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48岁的锺叔河重新拿起笔，坐在一个22年前的老同事身边，学做图书编辑。大把时光已被虚掷，好在重新焐热的心气尚未减损。

1979年，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那一年，《读书》杂志复刊，第一期发表头条文章《读书无禁区》。锺叔河迫不及待开始了自己的宏大计划，着手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内心还酝酿着周作人的那些文字。

小时候，在家里的书架上，他在父亲藏书中看过一本《西学东渐记》，那是晚清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睁眼看世界的自传。少年锺叔河不会想到，袒露在这本旧书中的困惑、追问、探求与所得，在未来的另一个时代，将再次在他身上萦绕不去。被划为右派入狱以后，他都千方百计找书读，补上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课，也持续留意此类晚清著作。在漫长的、隐秘的阅读生涯中，他经眼过300多种晚清人物的海外记述，在这个小众的历史领域，他已经成为专家。

当他开始做书，第一个想法就是遴选100种此类著作，推出《走向世界丛书》。1980年冬天，丛书第一本——李圭所著《环游地球新录》上市。1876年，作为清朝工商界代表的李圭，受邀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为纪念美国建国100年举办的世博会，继而游览了纽约、伦敦、巴黎等都市，穿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完成环球航行。在他出国之前，没有几个中国人相信地球是圆的。到1986年，《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35种陆续出齐，几年间在文化界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此时锺叔河已经调任新成立的岳麓书社总编辑。

他编书，也找答案，以做学术的劲头做起了研究。他为每一本书撰写详细的序文，短则七八千字，长则三四万字，一些篇章原文发表于顶级历史学术期刊。很多前辈鼓励他将序文单独出版，其中就有钱锺书。钱锺书看到他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主动请人引荐，邀请锺叔河到家里聊天。《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出版之时，从不给人写序的钱锺书主动作序，有感而发：“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

20世纪80年代是丛书的年代，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各类哲学、文学译丛纷纷出炉，引入国外思想资源，一时洛阳纸贵。《走向世界丛书》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在故纸堆里找药方。

锺叔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编这套书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只是感兴趣，也有些资料。但都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我没有重复别人，我不愿重复”。他喜欢法国诗人缪塞的一句话：“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1989年，他当了5年岳麓书社总编辑后卸任，《走向世界丛书》出版中断，他将剩余的资料全部运回家保存。直到20多年后项目重启，他再次担任主编，2016年出版了剩余65种。历时30余年，百卷合璧。

不料一生沉浮，皆在此中

作为一名编辑，他的知名度也并未超出出版界。直到《走向世界丛书》出齐的次年，2017年，他获得韩国坡州图书奖特别奖。自此，年近九旬的出版人名气越来越大，登门拜访、慰问、采访者络绎不绝，散文集不断重印。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位老人，以及他身上所保存的老派知识分子精神。

“我读书时虽爱读文章，爱写文章，但不曾想过以文字为业，”他曾总结说，“不料一生沉浮，皆在此中。”

他一生见过太多惨剧，但他从未动过那个黑暗的念头，在狱中，最困顿的日子里，他写信勉励妻子朱纯：“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

“我住二十楼，想死的话，跳下去就行了，”他指指两米开外的阳台，“但现在我想去也去不成了。”说着又艰难地笑了起来。

“此中”有苦难，亦有收获。读书与思考，也让他遇见了一生挚友。早在1955年，鍾叔河与报社其他三位同事朱正、张志浩、俞润泉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原本交情并不太深的四个年轻人，反而因此结为至交。

“我没有编过一本获奖的书，”在四壁塞满旧书的客厅，朱正笑着说，“但锺叔河做的选题都很好。”相比于出版，朱正真正的热情和进取心在于学术。他曾经对锺叔河写《念楼学短》颇有微词，认为他不应该写小文章，要做更重要的研究。但锺叔河觉得老友高看了自己，自己擅长的并非学术。两年前，朱正出版了一本百万字的研究著作，之后已无太多未竟之志。锺叔河以赞叹的语气为他题词：“喜见巨著成，照夜光如炬。垂死惊起呼，朱子今再遇。”

在这个被奶茶、夜市和娱乐节目不断强调着要活在当下的网红城市里，这两个老编辑代表着另一种眼光：人不仅活在当下，也活在历史中。

锺叔河曾引述一段外国人评价容闳的话，来阐述做《走向世界丛书》的初衷：“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会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他也谈到过晚清人物黄遵宪的心境：“他始终在紧跟着历史的潮流，关心着天下的大事。尽管自己名列株连黑籍，却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相信四亿人民是一定会从二千多年的魇梦中醒来的。”

沉沦的日子里，周作人激励过他。1963年，在街头谋生之余，他邂逅了一本署名周遐寿的旧书，被文笔感动，后来才知是周作人。他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认为里面有“诚实、冷静、积极”的态度。他到小店中买了几张红色横格的材料纸、一小瓶墨汁和毛笔，郑重地给周作人写信。

竟然得到了回信。周作人按照这位湖南板车夫的请求，寄来一本书，还为他抄写了英国作家蔼理斯的一段话，有这样一句：“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曾国藩则以另一种方式启发了他。对于这位湖南老乡，锺叔河认为曾国藩的能力和学问都是一流的，是中国旧文化的最高代表。

这与编纂《走向世界丛书》的初衷是一以贯之的。他曾经写道：“不找出潜伏在我们大脑皮层和心肝血管里的病根，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过去的文化积淀，我们都有责任加以清理……从孔夫子到胡适之都是如此，曾国藩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