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院”进化史

据说，广院名师苗棣有句名言：“广院每年都长得不一样。”

的确，假如一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回到母校，从北门进来，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连一条路、一栋楼都不认识，直到快走到南门才会如释重负地看到熟悉的主楼。但其实它早已归某个学院所有，虽然墙上“主楼”二字犹在。

今年9月，由“广院”（即北京广播学院）进阶而来的中国传媒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学校70年专注于广电乃至传媒教育，如今在校生规模已近两万人。有人戏言，你只要在一个媒体人扎堆的屋里随便一打听，十人里可能少说有三四人出自这所学校。

每个人心中对这所学校的印象可能大不相同，甚至不乏我的广院、你的中传互不买账者，然而多数人还是觉得，尽管时代在变，一切都在改变，但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

“我觉得再卷，广院也应该有点儿开放的基因在。”白岩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又加重语气补充道，开放一定伴随包容，否则“不行”说多了，“行”也就没了。

两度撤销，两度复校

无论哪一代人提起广院，即便是近些年刚进中传的新生，都会在一点上找到共同语言，那就是“小”。

1959年是广院开办本科后第一次招生。整个学校就是一栋灰色五层楼，一层是食堂，二层是办公室，三四层是教室和实验室，五层是学生宿舍。“大灰楼”呈马蹄形，中间环抱着的篮球场就是全部场地。难怪天津来的同学惊呼：“这是大学吗？简直是个小饭锅！”

然而，就是这口广院起家的“小饭锅”，已是“三级跳”的成果了。

1954年3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在北京良乡发射台成立，就设在原来存放旧设备的大仓库内。这里，才是广院70年进化史的真正起点。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开播，电视这一新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上。培训班顺势升格为“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学历为大专。

1959年上半年，借着广播事业“大跃进”的东风，学校获批扩建为本科院校。至此，北京广播学院正式诞生。

59级共招收573名本科生，分新闻、无线电和外语三个系。其中，新闻系四年中竟然分了六次班，可见初创时期的跌跌撞撞。但新闻系学子们的集体记忆却被一个人点亮，这就是温济泽。

温济泽原是中央广播事业局主管对外广播的副局长，温文尔雅，一派学者风范。他被划为右派，1960年调到广院新闻系。有一次，青年教师吴军听见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左荧称他为“温济泽同志”，感到吃惊，私下问左荧，左荧诡秘地笑笑说：“你太年轻，还不懂……将来总会弄明白的。”或许，正是广院创建者们多的这一分通透，使得包容文化一以贯之地传递下来。

很多人回忆，温济泽讲课旁征博引，语言干净生动得像一篇可以直接播出的稿件，一堂课下来就像一场知识和精神的盛宴。他还出面请来吴晗、许涤新、任继愈、王子野、韦君宜、赵树理等大学者做讲座，让同学们大开眼界。

59级新闻系的姜平章称温济泽是点燃他们生命之火的人。他感叹，温济泽任何时候都不惊不惧，眼里有光，仿佛“内心有某种矿源”。有人说，温济泽被打成右派的不幸，成就了59级、60级、64级、65级新闻系学子们的大幸。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中间缺了几级。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广播电台压缩，电视台偃旗息鼓。按照要求，广院1961年和1962年没有招生。更严重的是，上级通知广院于1964年结束办学。

广院人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存在理由：对外广播缺乏人才，尤其是小语种人才。经力争，加上1963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到1965年，广院已开设23个小语种专业，成为全国培养非通用语人才的五大基地之一。

早期的广院实在太小太轻量了，每当暴风骤雨来袭，根深叶茂的可能只是“遭遇严重困难”，于它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但这似乎也给它带来了一种很强的韧性，严冬一过就重新冒头，春天一来就赶紧生长。

同样的一幕，“文革”中又重演了一次。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北京广播学院。不久中美关系破冰，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周恩来的过问下，1973年3月广院又恢复了。

一口“小锅”是无论如何支撑不了学校的发展的。学校四处觅地，几次与理想地段失之交臂，1965年终于趁着北京石油学校整体迁往东北之际盘下了它的校园，作为东校区。复校后，学校整体迁入东边，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定福庄东街1号。

广院之春

如果灰楼时期广院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小”，那定福庄时期则是“偏远”。北京高校集中在西边的海淀区，广院却几乎孤悬于东五环外，很长时间周围全是农田，路上跑着骡马车，交通极其不便，十足的荒郊野外。

或许因为这种偏远荒凉，一到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萌动感就愈发强烈。尤其是，广院还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83级电视系学生、学生会文艺部部长陈临春发现，不知是不是春天来了引起荷尔蒙变化，他无论走在路上，穿过小树林，还是在食堂和水房，都能听到播音系男生们在“咿咿啊啊”地练声，练着练着就用他们充满中气的声音引吭高歌起来。

这届学生会是新近换届成立的，各部门暗自较着劲。外联部请来谢晋等大咖做讲座，听者趋之若鹜，文艺部也组织了一次校园吉他大赛，却反响不大。陈临春想到，既然有播音系这样的天然优质资源，搞个“‘广院之春’学生歌手大奖赛”能不能扳回一局？

开局并不理想，只有十四五个人报名。陈临春心想，观众能把小礼堂坐满就算成功。结果观众不断拥进来，很快把788座的小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要知道全校学生也不过一千来人。

新落成不久的小礼堂实际上是间大教室，讲台又低又浅，与观众席几乎没有界限。舞美和音响都很寒碜，只有舞曲当伴奏带，有的选手也唱得实在不敢恭维，引来阵阵哄笑。有人把喝完的空饮料瓶子随手扔上去，没东西可扔了甚至脱下鞋往台上扔。有这样的“珠玉”在前，现场报名参赛的排起了长龙。

当晚39个选手唱了四个半小时，几乎没有观众中途离场。比赛结束后，陈临春与张歌东等人收拾完筋疲力尽往寝室走时，已快凌晨1点了。平时7号楼和8号楼（当时广院仅有的男女生宿舍楼）早已漆黑一片，那晚却灯火通明，笑语喧哗，今夜无人入睡。那一刻给陈临春带来的震撼，隔着40年的岁月依然鲜明无比。

那一天是1985年4月26日。从此，纸飞机漫天飞舞、哄台声震耳欲聋、创意不绝的“广院之春”时代正式宣告来临。康辉曾回忆，有一次他和叶蓉一起担任主持人，上台前对自己说的话是：“不管怎样，把话说完。”

陈临春认为，“广院之春”如果在科班艺术院校可能就得挨骂，会被认为是胡闹，是亵渎艺术，但广院的土壤不同。就以陈临春自己所学的专业“电视剧导演”而言，那时电视剧刚刚兴起，没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所有东西都是从戏剧和电影那里移植过来的。“你怎么天马行空，老师都鼓励你。广院的教育特点就是鼓励创新。”

白岩松正是在“广院之春”启幕这一年考入广院新闻系的，他称之为在最好的年华与一个美好的年代正面相遇。

新闻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国际上最新鲜的案例。那时正是“文化热”时期，新思潮层出不穷，每隔几天就有讲座，每个人都憋着写诗。白岩松是学生会外联部成员，他记得有一次和同学跑去北影厂请梁晓声来做讲座，向门卫问到地址，敲门无人，就坐在阳光下等他回来。就是这么简单，人就请来了。

1987年，丁俊杰从新闻系毕业。他本想去媒体工作，被老师曹璐一番“能解决北京户口、适合当老师”的说辞留了下来，成了白岩松的班主任。

新闻系在广院是个“母系”，1980年后它先裂变出了播音系、文艺编辑系、电视系，又裂变出了新闻研究所。赵玉明、王振业和曹璐这三位系领导年龄加起来超过150岁，却把目光投向了最前沿的广告学。那时广告刚进入中国不久，每每引起现象级传播，如雀巢咖啡的“味道好极了”就成了流行语。

丁俊杰参与了广告专业的筹建。他们面向社会举办广告短训班，把周传基等大牌教授请来授课，自己也拿着小本在下面“偷师学艺”，转身就教给1989年招进来的第一届广告专业本科生。

曹璐等人眼光很准，中国广告业一路高歌猛进，但形成悖论的是，一些老师反而接连流失。1992年，丁俊杰也想走。一家广告公司聘他当策划总监，月薪税后3709元，赶上他一年的薪水了。回到学校，他开始办理辞职手续。曹璐约他，他躲着不见。但一天傍晚，曹璐来敲他的宿舍门了。不用说，这一次他又没走成。在巨大的收入落差下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除了曹璐打的“感情牌”外，还有一个原因。

丁俊杰毕业那年暑假，有一天曹璐气喘吁吁来找他，让他赶紧拿上笤帚和桶跟她去7号楼。原来，丁俊杰班上一个同学离校前在宿舍墙上写了一句骂学校的话，被人举报了。他们赶在学校保卫人员到来前及时擦掉了字迹，这个学生的工作分配才没受到影响。

这样的老师和系领导，让丁俊杰信服。多年后回头看，他觉得曹璐是对的，学校确实适合他。1998年他成为最年轻的二级学院院长，2005年当了副校长，现在仍在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工作着。

王纪言也是这样一位影响了很多人的老师。他20世纪80年代曾担任电视系主任，此后又当过6年副院长。用88级外语系女生陈鲁豫的话说，王纪言为人随和，但“再吊儿郎当的男生在他面前也是挺胸收腹的”。

陈鲁豫讲的一个故事是，有一年夏天男生流行敞着穿衬衫，只在肚脐上面勉勉强强系一个扣子。一天几个男生就这样晃着走过来，迎面碰上王纪言，王纪言指着其中一个说：“哎，一点儿胸毛都没有，就别敞着了。”男生们的扣子就这样系上了。经向王纪言本人求证，故事基本属实，但扣子没有那么低。

1996年，王纪言离开学校，参与创办了凤凰卫视。凤凰卫视节目管理的关键岗位主要是由广院人搭班子的，钟大年是电视系主任，刘春是王纪言的研究生，程鹤麟是电视系毕业生……数不胜数。

奇特的是，在学校里没人管王纪言叫院长，年轻的叫“王老师”，年长的叫“纪言”，但在凤凰卫视“院长”倒成了他的官称，连台湾地区来的吴小莉都跟着这么叫。王纪言自己也挺喜欢这个很特别的称谓，因为有跟母校的连接感。

熟悉王纪言的人说，他长袖善舞，“走到哪里都能把人招呼起来”。他的研究生王峥说，自己在广院学到的最经典的教学案例可以叫做“人脉对于人的职业生涯有多重要”，在这一点上她和同门师兄张绍刚都深受王纪言影响。

王峥研究生毕业后在王纪言的推荐下进了中央电视台文艺部，2000年创办了《艺术人生》栏目。她说，自己这辈子好像一直在与同学一起工作，不是师兄就是师妹，“特别容易攀亲戚，活儿特别好干”。大家就像长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产学研一体，同呼吸共命运，这一点与其他高校都不太一样。

上“211工程”的车

但是传媒这个生态系统是说迭代就迭代的。1993年，就是这样一个重要节点。

1993年1月，广院领导班子换届，院长常振铮离任，54岁的党委书记刘继南兼任院长。也许是命运的巧合，2月国家就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拉开了“211工程”的大幕。刘继南反应迅速，3月就在学院党代会上提出了向“211工程”迈进的目标。据时任副院长周铜山回忆，当时广电部教育司领导表示怀疑，你们连个博士点都没有，在校生只有一千多人，七八年后就要进入“211工程”行列，这不是白日做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