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椒”之困

回忆起在高校的经历，卢冬觉得那时的自己“被卡住了”。

2016年，卢冬入职了南方一所高校。那一年，恰逢该校开始实施“预聘—长聘”制度，也就是不少老师口中的“非升即走”。第一个三年聘期考核结束时，因没有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她收到学校人事部门将其从副教授降为助理教授的通知。第二个三年聘期结束后，卢冬仍没有拿到国家基金项目，她选择了离职。

近年来，随着博士毕业生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高校推行“非升即走”制度，青年教师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同时，烦琐的行政事务进一步增加了老师们的职业负荷。

8月29日，山东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海增，因突发心梗去世，年仅34岁。媒体报道称，据李海增的社交媒体内容及朋友回忆，近年来他多次表达“焦虑”“好累”“卷不动了”的情绪，也因为工作强度大而疏于运动、透支身体，有时甚至连续工作36个小时。

高校青年教师被称为“青椒”。在日益抬升的考核标尺下，有人将自我鞭策化为常态，唯恐考核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下；有人在日复一日的努力后仍未取得预期成果，逐渐与自己和解；有人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看似寻常的某一天。

“年夜饭上也想着改‘本子’”

高校对教师的考核主要体现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方面。其中，科研是压在每一位青年教师身上的“大山”。

依据卢冬此前供职高校的规定，“预聘—长聘”制度下，一个聘期为三年，教师在预聘岗位上最多只能签两次合同，合同期内有且仅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经过两次申请仍未获得长聘，将被解除聘用关系或被要求转岗。

卢冬说，根据她与学校签订的合同，她需要每三年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下简称“国自然面上项目”）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以下简称“国社科一般项目”）。所谓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广的一类项目资助类型。

在职期间，卢冬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不乏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的文章，谷歌学者的页面显示，其文章总引用次数超过670次。但过去七年，卢冬申请国自然面上项目/国社科一般项目一直被拒。

“国自然”“国社科”项目拿了多少，影响着一个学科、一所学校的排名。当学校冲击排名的压力被拆解之后，冲击项目的焦虑便落到每一位教师头上。但国家基金项目是稀缺资源，2023年，国自然面上项目资助率仅有16.99％。

今年的新变化使得项目竞争更加激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取消面上项目“申二停一”，即科研人员连续两年申请该项目未获得资助后，接下来的一年需暂停申请，之后才能继续申报。这使得构成分母的入局者骤增，但作为分子的资助总量变化不大，2024年国自然面上项目资助率仅有11.66％。

“职称降级看起来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卢冬回忆，当时，学校要被降职的老师不在少数，后续学校陆续撤销了一些降职通知，自己才又签订了下一个三年聘期。

申请项目“僧多粥少”的竞争压力不是卢冬辞职的最终原因。“这些年我曾参与过大佬们主持的项目，让我写的‘本子’（科学基金申请书的俗称），一字没改投上去，一个拿到了国家重大项目，另一个拿了面上项目。”卢冬说。多位老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拿项目，不排除有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几年前，潘洋入职了一所“双一流”高校，用了五年，她从准聘助理教授晋升为长聘副教授。“这一晋升，需要5篇左右顶刊文章和一个国自然面上项目。”她说。

潘洋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人。在她看来，项目评审环节“打招呼”并不罕见。“‘本子’进入上会环节后，评审专家会按照A/B/C给‘本子’打分，三个等级分别代表‘优先资助’‘可资助’‘不予资助’，且ABC三个等级都是有比例的。比如一个专家收到十二三本‘本子’，其中有6本都非常优秀，但由于比例限制，只能给3个‘本子’A的等级，遇到这种情况，评审专家非常关键。”

评审专家在考查“本子”本身的质量时，同时也会评估申请人能否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因此，申请人的科研经历、代表作乃至所在单位等都是评审专家考量的因素。基于上述要求，国家基金项目评审并不采取“双盲”的方式，而是使得评审专家可以看到申请者信息，但申请者不知道评审专家是谁。

这套评审机制并不能杜绝“打招呼”现象。“各个学科方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都是分口评审的，大家大概知道，比如自己所在方向的‘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获得者）会经常审面上项目，那些有‘打招呼’想法的人就知道要打实这些关系。”潘洋说。她透露，更常见的情况是“第一个院士的学生的‘本子’在第二个院士手里，第二个院士的学生的‘本子’可能在第一个院士手里”。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2024年第二批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通报。通报称，陕西某高校教授刘建妮等存在请托问题。2021年，在面上、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过程中，刘建妮泄露自己的评审专家身份，为项目申请人提供帮助并泄露评审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刘建妮被取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资格5年。

每年4月到7月，也就是基金项目申请季结束后，项宏察觉到身边的学术会议疯狂地开。项宏2022年从海外高校博士毕业，回到国内一所“双一流”高校任教。“感觉学术会议变味了，大家互相扫微信，其中一部分人都在问‘本子’的情况。”项宏说，有些人把学术会议变成了社交会议。

根据项宏与学校签订的人才合同，他必须在五年之内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在海外读博期间，项宏没有接受过国内基金项目申请的科研训练，“国内外的基金申请书写作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包括技术路线、写作风格、配图等”。连续两年申请，他觉得自己仍没有“摸透”国家基金项目的写作“套路”。

每年寒假，也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提交前的那一个月，项宏心里时时绷着一根弦，“每天吃不好睡不好，绞尽脑汁构思‘本子’，连在年夜饭上也想着怎么改”。

今年6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发文称，要扩大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9月28日，在南方科技大学举行的第四届青年科学家50？？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谈及青年科学家面临的“35岁焦虑”现象时建议，继续增加青年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的份额，规定重大科研项目骨干成员中青年科学家所占的比例等。

项宏表示：“30—40岁是青年科学家最有科研活力和爆发力的时候，希望可以适当倾斜资源给青年学者。”

“生” 还是“升”？

2019年，任星博士毕业后回到家乡一所地方“双非”高校当老师。入职那年，任星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也正因如此，他承担了许多以“锻炼年轻老师”为名义的工作——高考季结束后，学院派他前往其他城市协助招生宣传；临近毕业季，他被安排为学生做升学就业指导；当学院需要与业界建立合作关系，任星奔波省内各地，和业界负责人打交道。

按照任星对高校教师的最初设想，他应该有充裕的时间钻研学术，指导学生。然而，入职以来，自己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被耗费在了行政工作以及各类杂事上。

最耗费精力的是那些烦琐的填表工作。学校面临各种评估时，他被要求整理和提供各种材料：教学大纲修订表、地方协同合作表、一流学科评估表、教师培训记录表……任星戏称自己是“填表教授”。

高校的人事制度、行政团队效率等构成了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土壤。当青年教师难以从中汲取养料时，便只能选择离开。

赶在35岁这个关键年龄线之前，苏明旭做出了一个重要抉择——从省内一所市属高校跳槽到一所省属高校，“来新的单位是因为之前学校的行政团队太不给力了”。苏明旭解释说，两个学校的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他决定离开是因为之前承担了太多行政工作。苏明旭庆幸做出的决定，因为国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对男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在35周岁。

对女性青年教师而言，她们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几乎每一位女性学者都会在学术道路上面临“生”还是“升”的纠结。

佟梦苒如今在一所“双一流”高校任职，当年博士后出站，她有机会留在本校就职。学校为她提供两个选择：一个是有编制的讲师，另外一个是“非升即走”的副高。考虑到所在城市不低的生活成本，佟梦苒选了后者，但这意味着，她要在六年内评上正高职称，否则只能面临转岗或离职的命运。幸运的是，佟梦苒在入职前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生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我不太擅长规划，但作为老师生小孩没法完全顺其自然，必须提前做好规划。”

某种程度上，女性青年教师选择合适的时间生育是一个步步为营、不容出错的过程。普通博士一般是四年制，在佟梦苒看来，读博前两年读文献、做实验需要专注与积累经验，对于接近毕业的最后两年，如果想继续留在学术圈，必须趁热打铁多产出成果。

佟梦苒选择在博后最后一年生娃，“当时我已具备了出站条件，还没有入职，不会因为生育耽误考核”。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青椒生娃观”。各类社交平台上，聚集了不少年轻的女教师，她们分享着自己如榫卯般严丝合缝的“生育计划”。

李晓光几年前入职了国内一所研究型高校，面对生育，她能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我在成为PI（Principle Investigator，即独立研究者）之后，才有选择生育的机会。”李晓光从事的科研方向免不了和各种化学物质打交道。“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这对男性影响不大，但是对女性影响很大。”直到结束了两段博士后工作，在回国入职并组建了自己的科研团队后，李晓光才把生育提上日程。

生育后尽快投入工作，是女性青年教师做出的共同选择。佟梦苒曾接了一篇期刊约稿，但由于孕期身体不适和注意力涣散，迟迟没有动笔。生娃两个月后，她再也坐不住了，拎着包去办公室埋头苦干，在截止日期前把文章投了出去。

“整个怀孕生产期间，我一直和科研团队成员保持着联系。”李晓光四月份生娃，六月就返校工作了，“团队的很多科研任务都需要我去协调，看到男老师们一篇又一篇地出成果，我心想要快点追上来”。即便已经拿到长聘职位，她仍不敢放松科研进展，因为这是一场不进则退的残酷游戏。

李晓光说，理工科特别强调资源划分，“如果一位老师能拿到人才‘帽子’，学校会为其提供更多博士生名额、更多科研经费，这也就更容易产出科研成果，差距在无形中被拉大了”。有老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滚雪球”——当普通老师还在用手搓小雪球的时候，有人才“帽子”的老师已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球，而且，滚雪球的效应会越来越大。

教书育人vs学术KPI

彭卓璇研究生入学一年了，在南方某省一所公办高校，她觉得并没有从课堂上获得什么新知识，相反，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小组作业，她说自己耗费了太多宝贵时间。

“有的老师放着字体比蚂蚁还小的PPT，从头念到尾，或者就是让同学们轮流汇报。”期末，彭卓璇在评教系统上给那些讲“水课”的老师打了低分，防止他们再去“毒害”下一届学弟学妹。

根据多所高校公开的《职称评审及聘任管理办法》，教学考核方面，高校虽然规定了教师需完成的课时任务量，但对教学质量的评估较为宽松。学生评教——也就是许多学生认为能够钳制那些不认真上课的老师的“武器”，实际上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学校对教学工作的考核主要是要求我们完成教学任务量，学生评教只要不在后百分之几就可以。”多位受访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非升即走”对科研绩效的强化延长了老师们投入的时间，不可避免对教学和学生指导造成了挤压。

曾云博士毕业后先在南方一所“双一流”高校做了三年师资博后，按照该校师资博后的出站要求，他需要发表5篇以上核心论文，主持一项市厅级项目。除科研任务外，曾云还必须承担一年360课时的教学任务安排，算下来一学期平均要上四门课。“对新手老师确实很不容易，要从头备课，还要兼顾科研。”曾云说。为了投入更多时间，尽管自己是本地人，曾云做博后期间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晚上熬夜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