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大：开风气之先

少有一所百岁大学像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一样，校园内百年前的建筑留存得如此完好。规整的红砖绿瓦，中西合璧的建筑，错落地铺陈于校园中轴线的两侧，这里是中大广州校区南校园，也称为康乐园。

从康乐园南门进入，沿中轴线向北漫步不久，就会看到一座孙中山铜像。他面朝北方，右手向前伸出，指尖所及，既寓其“北伐”之志，也正对着滚滚珠江。100多年前，东渐的“西风”从珠江口岸进入广州城，也带来了革命的火种。1924年，“中山手创”的国立广东大学诞生于此。

百年来，这所历经沧桑的老牌名校一代代继承着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传统和革命精神，以大学之身介入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发展与改革。同时，身处“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务实而包容的岭南之风也滋养着中大。今天，中大已稳居“国内高校第一方阵”，并在新时期迎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山手创”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期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做了一个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武”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文”是国立广东大学。

决定的做出，和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多次革命的接连失败有关。孙中山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不能再借助地方军阀等外部势力，必须培养自己的革命军队与理论人才。“可以说，这是孙中山晚年在革命动力方面的革命性转变。”中大历史学系教授曹天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在同盟会的老战友邹鲁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同年11月，孙中山扶病北上。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四个月里，有关国立广东大学的大元帅训令、指令有13条之多，涉及经费、大学宿舍、学生操练等，事无巨细。

孙中山对这所大学最初的定位就很高：“当以该校为全国最高学府。”成立之初，该校就设置了文理法农四科，一年后又增加医科，而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只有文理法三科。1934年增设工科后，中大六科齐备，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有统系的整个的中山大学”。

20世纪20年代，江苏、山东等省都在将高专、高师合并为综合大学，但在多数省区，因为经费和时局变动，综合大学往往遭遇难产、关停与分裂。而国立广东大学得益于“中山手创”，在“六七个月的短时间中，公然闹得轰轰烈烈，风驰电掣”。以争取西方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为例，国立广东大学顺利争得庚款20余万元。邹鲁利用此款从各国购回大批英法日德意等外文原版书，供学生“开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次年7月，为纪念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1927年3月1日，改组后的国立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为戴季陶，实际主持校政者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朱家骅，他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事务的主要领导者。

开学典礼演讲中，朱家骅强调“中大的责任，与别的不同”。“广东是什么地方？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策源地……我们中山大学，使成为中国建设革命事业的中心，使大学与社会结合。”

大学与社会结合，成为中大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总的方向。1924年，孙中山曾颁布《大学条例》八条，作为他心中的大学办学典范，第一条即提出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研讨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

曹天忠认为，其中最核心的一句就是“因应国情”，这是孙中山“知行合一”的个人哲学体现，也是他对中国新式大学使命的概括：既研究高深的学问，也努力解决实际问题。

朱家骅主持校务期间，将中大的使命进一步明确为“一方求学术的发挥，一方求学术的实效”。20世纪20年代的中大，语言文学系“要看见语言与民族是有重大关系的，使中国文学革命化”；哲学“要成为活的东西，不是死的古董”；医学要成立解剖、生理、病理、微菌四个研究所。

某种意义上，中大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办学模式。同一时期，蔡元培在北大倡导“教育独立论”，主张教育独立于政治。当北京的学者想要逃离军阀混战、通缉镇压时，最先想到的南下落脚之地，自然是大革命中心的广州。

1926—1927年，郭沫若、鲁迅、傅斯年、顾颉刚、冯友兰、陈焕镛、郁达夫等学者纷纷来到中大，形成“北雁南飞”现象。郭沫若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兼文科学长。

鲁迅在1927年1月来到广州，立刻发现很多“外省看不见的事物”，如纪念列宁的电影和工会。1927年2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的中大新聘定之各科系主任中，鲁迅排名第一，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欢迎会上，鲁迅甫一出场，就把学生们牢牢吸引住了，他身着布袍，穿“陈嘉庚式”帆布胶底鞋，吸当时最便宜的彩凤牌香烟，演讲完后被簇拥得寸步难行。

随着北伐胜利，革命中心从珠江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不少学者又随国民革命军的脚步北上，将中大时期的学术理念传播至全国。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投入“中山大学建设热潮”，冠名为中大的学校一度有八所之多，除了广州中大，最广为人知的是国立第二至第四中山大学，分别对应今天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与南京大学。这些大学的核心筹办者多曾在广州中大担任要职。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各地中山大学悉易以所在地之名，只留广州第一中山大学，以资纪念总理”。

时至今日，中大仍是纪念孙中山且以中山命名的唯一大学。中大的校史研究者强调，中大为“中山手创”，而非“首创”，取“亲手创办”之意。

曹天忠指出，纵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北京大学象征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学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典范。清华大学则在外来学术文化进入中国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相比之下，地处广州的中大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持续地介入。

“如果说广州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中大就是策源地的策源地。革命性，是中大最特殊之处。民国时多数大学的创办者是教育家，但中大的创办者却是革命家。”曹天忠说。

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式” 

1928年5月，广西深处的大瑶山罕见地迎来了几位山外来客，带队的是中大生物系教授辛树帜。

他们溯西江而上，“在没顶蓬蒿之中钻走着，在满山的竹子之中攀缘着走，在恶蜂、山蛭、毒蛇的巢穴中搏击着走”，前后历时两个月。与寻常的科学考察不同，他们白天采集动植物标本，晚上却“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采集歌谣、标注方音和探问风俗的工作”。

辛树帜还有一个身份：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语史所”）人类学及民族学组的特约研究员。1928年初，语史所成立，首任所长是历史学家傅斯年。傅斯年刚归国不久，由朱家骅聘请出任中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语史所的创立，暗含着傅斯年的宏大学术理想：“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希望用西方语言学的科学方法，让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告别中国传统“从纸面到纸面”的学问方式。

傅斯年请来的帮手，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老同学顾颉刚。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顾颉刚以“古史辨”和“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知名，同时，他也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入职中大前，受学校委托，顾颉刚花四个月在杭州购书五六十万册，除经史子集外，他还专门到小书摊和旧藏家处寻觅杂志、日报、家谱、日记、公文等“个人生活之记载”。

自称生性桀骜不驯的顾氏，此时已形成了此后一以贯之的学术理念：“眼光向下”，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正史叙事，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的发刊词：“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这种描述充满新文化运动气象。从1918年起，北大率先在全国各地征集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民歌。这一新风被顾颉刚带到中大，一起来的还有他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时期的诸多故旧，如容肇祖、董作宾、赵元任、罗常培等。他们发起中大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先后出版了六十余种民俗丛书。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正是在中大，中国的民俗学才逐渐发展为一门真正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