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松：新百年，中山大学要从“大”到“强”

刚到广州时，中国科学院院士高松立刻感受到岭南之风的特别。他对广东的开放、包容与务实印象深刻，他发现，浸润在这样的土壤里，岭南的大学也有同样的气质。

2021年11月，高松南下广州三年后，调入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开始执掌这所“华南第一学府”，担任校长、党委副书记。彼时，他才第一次有时间沉下心来逛一逛康乐园，这里是中大在广州的南校园，校内有着众多保存完好的百年老建筑。

红砖绿瓦的怀士堂落成于1917年。2023年4月，高松和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堂前合影。再往回溯源100年，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曾在怀士堂作长篇演讲，勉励学生“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做事的文化”自此成为中大重要的精神传统。

1924年，中大的前身国立广东大学于中华危难之际由孙中山亲手创办，百年来，这所大学已发展成为广州、珠海、深圳三校区五校园办学，拥有文理医工农艺齐全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大学。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与AI浪潮的冲击，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提出，今日的中大也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南下之前，北大化学系出身的高松，曾担任北大常务副校长，分管北大的学科建设、本科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起，高松结合中大自身特点，把北大的一些改革经验结合实际融入中大，同时开始推进多项针对教师、学生和院系的改革。

2024年11月12日，中大将迎来建校100周年。近日，围绕本科教育的通专结合、“预聘—长聘制”改革、中大未来的学科布局挑战，高松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好的专业教育一定也是好的通识教育”

《中国新闻周刊》：到今年11月，你任中大校长正好三年，能否谈谈你眼中的中大有何特殊的风格与气质？

高松：中大校友陈平原曾经总结广东的风格是“生猛且务实”，能开风气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中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我刚来学校，就立刻从文化层面，感受到整个学校的包容、开放与务实，这既是受岭南文化影响，也与中大自孙中山先生处继承的精神传统有关。

《中国新闻周刊》：调任中大校长后，你曾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在各校区与院系调研，调研结果是怎样的？中大存在哪些优势与短板？

高松：我调研后发现，中大的学科布局很齐全，但是不同学科间的发展并不均衡，在学科布局、本科教育和教师队伍这三个方面有较大改进空间。

大学的中心任务是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要依靠教师。所以，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际上就应围绕两点，一是学生的健康成长，二是教师的学术发展。各项制度和改革的最终目标，都是尽可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科研兴趣。2022年5月，我到中大后的第一次春季工作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重点问题，就是本科教育改革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首先是本科教育。我到中大前，中大实行跨院系大类招生、大类培养。所有一年级新生都在广州南校园按照学科大类学习一年，然后分流至各校区的具体专业。近几年，国内很多大学都从原来的按专业招生，改为按大类招生，但是，因为中大的招生规模比较大，学科体系非常齐全，有的大类比较大，大类下的具体细分又不尽合理。

美国的本科一直采取前两年大类打通的通识教育模式，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也有成熟的条件来实行这一模式？我们国内的专业教育传统目前仍然比较深厚，非要“打通”形成一个很大的所谓“类”来划分学生，老师、学生与家长都还很难适应。而且，“打通”只有一年时间，一年级末要再进行分流，许多学生形容经历了一次“高四”。

这种情况下，大类招生没有真正体现出通识教育的优势。我认为，对中国的很多大学来说，实行过于大类的招生还有些“超前”。中大从2022年秋季开始，取消了跨院系招生，回归按照院系口径招生的传统模式，但同时，全校一年级还是采用集中大类培养方案，这是我们的坚持。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在兼顾专业教育的情况下进行大类培养，如何通过本科教育改革来实现通专融合？

高松：我很赞同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说，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是“均值高、方差小”，也就是平均水平不低，但杰出人才不多。我们当下的人才培养思路，一定程度上仍延续着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的苏联模式，总的思路依然是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有组织地培养当下所急需的专业人才，这种模式，在当时是有效的，为国家工业行业体系的建立培养了马上可以派上用场的人才。事实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当前人才培养的最核心挑战，是培养学生应对不确定未来的“一般性能力”。

何谓“一般性能力”？首先，是自我学习的能力，即学习力；其次，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思想力；最后，是行动力。这三者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相乘，其结果便是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激发学生去形成这些能力？钱颖一曾有一个公式：创造力=知识×好奇心和想象力。好奇心可以作为动力的来源，但仅有好奇心不够，还要有价值追求。因此，我们要塑造更好的通识教育体系，引导和培养学生更高远的价值追求，特别是把通识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也就是通专融合。

对于通识教育，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误区，觉得开几门通识课、增加一些导论性的课，就算是通识教育了。实际上，通识教育应当融入专业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我认为，即使是一门专业课，只要有助于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对他形成价值判断和独立思考有启发，也就达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因此，学校在遴选通识课程时，也要关注不同院系的核心专业课程。好的专业教育一定也是好的通识教育，通识课和专业课不是割裂和对立的。

具体到改革上，学校正在研究建设若干全校性核心通识课程。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人工智能，这是面向未来社会的必备知识技能；二是逻辑课，从小到大，我们缺乏专门的逻辑教育课程，但逻辑对于各科学生都是很重要的基础素养；三是写作课，在老师短缺的情况下，也许AI可以提供些辅助。我们将从校级层面集中力量去推进这三方面的核心通识课程。

另一项很重要的改革，是核心专业课的开放共享。我们原来的课程体系比较封闭，一个院系好的专业课很少开放给别的院系学生共享，因为无论人才培养还是教师科研，都是以院系为基本单元，其他院系的学生来选课，涉及本院系老师的贡献、绩效等切身利益问题。目前，中大正推动分步开放共享，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我们鼓励院系间更多地合作与融合，比如可以共同建设一些学科交叉的教育模块项目。这些做法的核心目的，是给学生更多主动选择的余地。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理解“选择的余地”？最近很多学校放开转专业的限制，是否也是一种可行的做法？更进一步说，如何让学生尽量跳出现有专业和院系框架，做出更多元的探索？

高松：中大目前已经放开了对转院系专业的限制，实施“零门槛”转出制度。过去，成绩不好的学生不能转专业，但他们学不好，可能正是因为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在转入上，中大仍有一定考核标准和程序，重点考察学生对转入专业的学术志趣，及其相应的专长和发展潜质，不再简单设置原专业绩点排名等门槛。同时，放宽转专业的接收名额限制，学校已明确规定，各院系接受转入的学生人数占本专业（类）同年级人数比例较以往增加一倍。学生选择权的增加，也给院系带来了压力，如果本科教育做得不好，学生就容易流失。因此，改革的成效之一，是促使各院系更加重视一年级的本科教育。

我在北大担任教务长期间，2013年的教学研讨会上，大家总结归纳过去二三十年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这一人才培养理念同样也适用于中大。其中的尊重选择，关键是要给学生更多选择的自由，包括学部内的自由转专业、全校自由选课和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等。这么做的前提，是专业学分的“减负”。因此，我们强调，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要进一步凝练，不要把学生的时间塞得满满的。

理想情况下的改革，是实现完全学分制，即学生按照一定的规则和要求自主选择课程、学业进度和毕业专业，学校根据专业培养方案要求审核毕业资格。这在欧美部分国家是通行做法，但在国内推行，时机还不成熟。除了课程和教师的资源限制外，另一个比较大的限制来自学制，我们现行四年制学制，超过四年的学生如果比较多，学校的资源包括宿舍等都会不够。

实际上，这种培养模式要以健全的选课制、导师制、目标管理和弹性的学习年限为保证。当下，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正处在转型期，虽然完全学分制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我认为，这应该会是未来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比较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实现因材施教的高质量培养。

“‘非升即走’的重点不是‘走’，而是‘留’”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本科教育改革外，中大目前在推行的与国际接轨的“预聘—长聘制”（tenure track）改革，进行到了哪一步？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青椒”（青年教师）开始反思“非升即走”的利与弊。对此，你如何看？

高松：“预聘—长聘制”，现在常被称为“非升即走”，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并未触及其实质和目的。实际上，“预聘—长聘制”的核心理念，是在提供充分资源保障的前提下，吸引和支持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让他们在一个较长的评估周期内，独立而专注地发展新的学科与研究方向，成为这个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2023年改革前，中山大学新引进的青年学者一般认定硕士生导师资格，改革后所有理工医科的青年学者，即使是预聘助理教授也可以担任博导。对所有新引进人才，学校都提供较高的科研启动经费，不少院系还提供配套支持。

和北大稍有不同的一点是，中大的“预聘—长聘制”允许预聘助理教授在到岗的第2—4年，申请晋升预聘副教授，获得岗位等级和薪酬的提升。网上有评论说这是“两次‘非升即走’才能拿到长聘”，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个制度设计，是为了给青年学者在预聘期内多一次晋升机会，坦率说，也是为了增强中大对顶尖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近年来，国内高校为了吸引人才，在“预聘—长聘制”的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各种办法，有一些学校在预聘期直接给青年学者“教授”或“研究员”头衔，但是本质上还是处于“预聘”阶段，他们必须要通过届满（tenure）评估才能获得“长聘”职位。

我始终认为，对于“预聘—长聘制”而言，“非升即走”的重点不是“走”，而是“留”。2023年，我去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访问交流，该校全面实施“预聘—长聘制”已超过十年，新体系引进的教授已超过全体教授的1/4。校长托马斯·霍夫曼教授说起这个制度，还是很兴奋，说在该校预聘的青年学者里能留下获得长聘职位的人在80％左右，这个比例应该和北大差不多，也是中大未来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一条关于中大六年引进8000人的新闻，后来在青年人才中引发了热议。他们认为淘汰率太高了，而认为中大是在“割年轻博士的韭菜”。这背后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