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艺术史上与众不同的一笔

从河北邯郸出发，向南再向西行驶50多公里，就到了峰峰矿区。过去的几十年，它一直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上百年间，更是盛产“黑金”的北方“煤城”。但如果你有耐心，愿意顺着历史继续向前，会看到古赵邯郸重要的区域中心，它站在太行山滏口陉的东口，处在山西进出华北大平原的要隘之上。

当年，曹操到山西讨伐高干得胜归来，便是从这里返回邺城——“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到了北魏末年，高欢经营邺城，奠定了东魏、北齐两个朝代的基业，滏口是邺城的门户，又是晋阳至邺城的交通要冲，权臣和皇室贵族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滏口陉正是必经之路。他们在这里整修道路，修建行宫。东魏武定末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命人在鼓山之腰，开凿石窟，雕刻佛像，中国艺术史上一部分最精致的佛教造像就此诞生。

出峰峰城不远，便是响堂山石窟了。石窟分南北两处，相距15公里。之所以称为“响堂山”，据说是因在石窟幽深的洞中，人们击掌、甩袖等动作都能发出洪亮的回声。南北响堂山石窟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5000余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

北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动荡、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暂的王朝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汉族或非汉族的佛教僧侣，外族商人，乐伎以及官方使节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化、宗教、商业乃至政治舞台。不同文明、文化彼此影响而后交融，创造了崭新的艺术样式。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响堂山石窟留下了与众不同的一笔，是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与云冈、龙门并称中国三大皇家石窟。

北齐享国28年却历经6帝，在那个南北对峙、纷乱动荡的年代，这个位于北齐都城邺城边的石窟，给予身处乱世的人们精神上的抚慰，它也因为吸收了源于不同民族的文化精华和凿刻成就，被今天的学界称为“北齐造像模式”。

建窟之谜

抵达响堂山石窟是一个雨天，石窟内光线微弱，佛像却因此更显沉静。这个阴雨的工作日，仍然有不少游客和石窟爱好者来参观，甚至需要分批次轮流进入洞内。40年前，18岁高中刚毕业的赵立春进入当地文物保管所到石窟工作时，这座曾经辉煌的皇家石窟还是满目疮痍，几近埋没在山野。

那时，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学起步不久，极度缺乏专业石窟寺考古工作者。今天已是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学术院长的赵立春回忆：“那时候文物保管所有几位老同志在看管石窟，基本上谈不上研究。”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知名学者马世长带研究生到响堂山研究，赵立春每天跟在他们身后，拿着尺子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工具，绕着响堂山石窟雕像测量、记录。马世长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愿意学习，同年，引荐赵立春参加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主持的全国首届石窟考古研修班，这批学员被称为石窟寺考古界的“黄埔一期”。

培训一结束，赵立春迫不及待地赶回峰峰，他自称那时为“觉醒年代”，“原来守着千年瑰宝却不自知”。当他再看向响堂山石窟，一幅历经千年的“画卷”展开了。

公元534年10月的一个傍晚，洛阳阊阖门上最后一次颁布了皇帝诏书，刚经历过北魏分崩离析的东魏孝静帝被权臣高欢挟持，下令迁都邺城。没给人们任何时间准备，城中官民接到诏令后必须立即收拾行装启程。迁都十七年后，公元550年高欢的次子高洋废掉了孝静帝，建立北齐。同一年，鼓山西向的半山腰处，响起了穿云裂石的斧凿声。

如今，根据山下常乐寺立于1159年的石碑内容，北响堂石窟始建于北齐开国的文宣皇帝年间（550—559），可惜本应该记录石窟开凿过程和窟主身份的题记，没有保存下来。在北响堂石窟洞窟入口附近有一些大型石碑的残迹，学者们推测上面很可能曾经刻有这些信息，但同样也被毁去。因此，与另外两座皇家石窟云冈和龙门不同，响堂山石窟的功能性质、建造目的和供养人归属等问题一直是历史谜题。

关于这个谜，《资治通鉴》曾有记载：“（八月）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高洋称帝后，追尊已去世的父亲高欢为高祖献武皇帝，他怕父亲的灵柩在战乱中遭到损毁，开凿石窟并将灵柩藏在石壁中。然后又杀了所有建造石窟的工匠，从而隐藏了皇陵的秘密。可惜，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仅仅二十多年之后，北齐王朝灭亡。一个石窟修建者的儿子，顺着父亲生前的暗示找到了皇陵，并且盗走了里面的宝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队对石窟进行过勘察，无意中发现有几只鸽子飞到了北洞顶部的佛龛上，然后一转眼的工夫，鸽子就不见了，由此发现了一个佛龛背后的空洞。空空如也的洞穴既没有棺椁，也没有任何的陪葬品。这个小室的存在，与《资治通鉴》的记载似乎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尽管《资治通鉴》所记，极具传奇色彩，但因为符合曹魏以来“秘藏”的风俗，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北洞为高欢虚冢的说法被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

然而，仔细思考“崖墓说”却又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不少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唐仲明就曾撰文说，《资治通鉴》高欢葬于鼓山石窟之说为孤证。例如，二十四史之《北史》只记高欢“葬于邺西北漳水之西”。而且既然齐亡之后，石匠之子就剖石取金而逃，说明这个秘藏已经不再是秘藏了。但后世之人，仍然没有把石窟与高欢陵墓联系在一起。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高齐神武皇帝陵，在（滏阳）县南三里”。相比之下，《资治通鉴》成书在宋代，时代更晚，记载又过于传奇，不知其所据为何。

从时间和工程技术难度的角度看，北洞为高欢陵墓也不大可能。根据正史记载，高欢在547年玉璧之战后忧愤而亡，从去世到下葬，中间仅隔八个月。在一年内为高欢下葬而开凿如此巨大的石窟，显然不可能完成。赵立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业内专门针对石窟寺的开凿做过研究估算，以一千五百年前的技术手段，开凿一座与北响堂大佛洞差不多体量的大型洞窟，最少需要五年，这五年还不能兵荒马乱，必须是太平盛世，这在高欢去世战争频发的东魏末期，不可能实现。

何况，大佛洞中心柱南侧顶部的洞穴面积非常有限，长3.43米、宽1.28米，这样狭小的空间，即便只放一具单棺也相当局促，难以想象以高欢献武王的身份，用如此低规模葬具的可能性。更不要说在石窟中心柱一侧的狭小空间内，将一具单棺平地举升至十多米高度，再横向放入小室，难度也相当之高。

1978年，距离响堂山石窟约50公里的磁县曾发掘茹茹公主墓，茹茹公主是高欢的儿媳，在其墓葬中出土的墓志除了说明茹茹公主的生平外，还记录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葬于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指明茹茹公主葬在高欢陵营以内。随后，考古队员们果然在公主墓西南方向300米的位置，发现了依然高大的一座“封土”。虽然这座大墓至今尚未发掘，但赵立春认为，这很可能是真正的齐献武王高欢墓。

从18岁进入考古学科40年，如今赵立春忍不住感慨：“考古学是研究的基础，但也有一定局限性，以往，我们习惯以文献为依据，或是去印证文献，假如文献记载有误呢？用这有误的文献来印证实物，就会产生误读。”

可是，如果响堂山石窟不是为高欢墓葬而建，那它为什么而建？公元6世纪，整整40万官民匆匆搬迁到邺城又征战连年后，为什么要修建这样大体量的公共建筑？

石窟之美

不仅建窟原因成谜，响堂山石窟的装饰纹样、洞窟形式、造像样式都有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奇特之处，甚至每每研究到此就“卡住”。以云冈石窟为滥觞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是普倡佛法的北魏孝文帝早期的产物，随着北魏迁都洛阳，龙门石窟继承并发展了云冈的艺术特征，再由高欢将东魏迁都邺城，按理说，响堂山石窟应该承接云冈和龙门艺术传统并继续发扬光大。可是，它却展现出与前两者都不尽相同的个性。

云冈石窟早期开凿的石窟，有个典型的洞窟形式——中心方柱，四面开佛龛。无论云冈还是龙门，所有早期洞窟中的大小造像均琳琅满目，布满石窟。但响堂山石窟具有颇多留白，有些洞窟是三面开佛龛，有些只有单面，一些墙壁并无雕刻，而是空在了那里。例如北响堂最重要的大佛洞，中心方柱就只有三面开龛。石窟内的主角是高3.5米的大佛，大佛结跏趺坐（亦称“金刚坐”）于帷幕帐形龛内，身着双肩式袈裟，衣纹疏宕，均向腹部平缓中垂。大佛体态圆阔，面容丰满，高鼻长目，面带微笑，这种浑圆敦实的体态造像与北魏时期“褒衣博带、瘦骨清像”的风格大为不同，整体造型给人一种厚重有力之感。

响堂山石窟研究院北朝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李利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秀骨清像”是典型南朝汉人所推崇的风度，为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果。响堂山石窟明显进行了改革，人物体貌不再刻意汉化，在衣纹的表现上，可以看到“曹衣出水”的神韵，这是受当时绘画风格明显带有异域色彩的画家曹仲达画风的影响。“曹衣出水”这种薄衣贴体、襞褶稠叠、如出水中的西域样式，在4世纪前开始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向内地传播。

响堂山石窟中的菩萨造像开始展现出女性的美感，更具真实的质感。例如大佛洞左壁主尊的左胁侍菩萨，尽管头部已被盗凿，但依然能看出身躯造型之美——右腿直立、左腿微曲、胯部向一侧挺出，腹部微隆，臀部至腰部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仪态与印度女神像“三曲法”的动态颇为相似，而不是北魏之前传统僵直瘦削的风格，这种特点直接影响了隋唐以后的造像，开启了唐代造像“浓艳丰满，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自汉代佛教的石窟寺艺术传入中国，经历了北凉、北魏、东魏几期之后，明明已经与中原文化越来越融合，外来艺术风格逐渐减弱，却在响堂山这里转了弯。“佛教艺术在北魏时期经历了大幅度汉化，后来也许因为高欢、高洋经历过中原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导致的征战和分裂，他们更加开明地接受外来思想，响堂山石窟出现明显的‘复古’。”李利元说，他们“复古”了汉化之前早期的印度石窟寺艺术风格。

在西天梵境古印度，佛教初兴时并没有塑造供信徒礼拜的偶像，而是把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为向已涅槃的佛陀礼拜的对象，塔即其中之一。早期印度佛教建筑的基本造型是一个大圆馒头一般的塔体，塔顶中心竖立带相轮的刹，因为塔体像一个覆扣的圜底钵，故习称覆钵形塔，这是后世佛塔的前身，因此，覆钵形塔的图像常出现在佛教雕像中，逐渐演变成塔形龛。这种保有佛教最初礼拜象征意义符号的形制，虽然在中国石窟雕刻中有所传承，但从未像响堂山这般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