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中国科幻的工业化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 李静正式上映前,一直处于猫眼专业版想看第一名,预售票房位列前三的《流浪地球2》,在2023年春节档上映6天后的统计显示,总票房为19.64亿,观影总人数超过3648万人次。作为“开启国产科幻电影大门”的《流浪地球》的前传,《流浪地球2》自2020年底宣布定档以来,备受观众期待。
电影上映一周前,导演郭帆看上去颇有些疲惫,制片兼编剧龚格尔有点心疼他:“直到昨天凌晨他还做最后的QC质检,要确保交出去的东西是合格的。可能都没睡,下午直接接受采访启动宣发。”1月13日凌晨5点17分,郭帆在微博宣布“交片”。这部从筹备、拍摄、后期制作历经四年的片子,他鏖战到了最后一刻——预告片都发出来了,有个懂行的观众在下面留言:“好帅,但是你们垂直起降的气流挡板合得太快了,合上去飞机会栽下去。”“马上改。”郭帆当即就拍板了,那天晚上,合作的视效公司就接到了修改方案,大家都懵了,都这时候了,这一点细节还要改,为什么?他说因为“必须让这个世界当中充斥的所有细节都让观众感觉真实。”
已经拍了第一部,有经验傍身,第二部还这么难吗?“难!比第一部更难。”龚格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流浪地球2》走得更远。
“不能老让科学家一见面就聊吃什么吧?”
《流浪地球2》的故事发生在“太阳危机”的初期,地球开始“流浪”之前。面对行将毁灭的太阳,人类曾有过多少计划?不同计划的支持者又是经历了怎样的纷争才最终达成共识?如果说,第一部讲述了地球开始流浪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第二部的使命便是将这个人类史上的巨大转折本身加以还原。个体和集体、无私与自私、科学还是愚昧……这些伴随整个人类发展史的恒久命题在《流浪地球2》中被再次问及。从这个意义上看,《流浪地球2》相比于第一部那个相对简单的“抢险故事”,也许更加贴近刘慈欣原著的本意——绝境面前,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复杂与纠结。
当年,《流浪地球》成为现象级影片坐上中国影史票房第二宝座,郭帆选择在半年后做了一次大规模映后调研,他想在热潮退去后,听听观众的真实想法,电影本体到底哪好哪不好。冷静之后,观众提了不少建议,例如“影片中缺少一些真正的科幻思考甚至哲学思考”“相比于让人惊喜的技术,影片的故事和情节相对薄弱”……郭帆把所有观众不满意的点全部记录下来,在第二部中,给出了回答。
刘培强和妻儿、图恒宇和女儿丫丫两条感情线;危机下横跨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天体碰撞、深海潜航、地月分离、核弹爆破等大事件带来的视觉冲击,为观众搭建起了一个更广阔的科幻宇宙和对人类社会、对过去未来的思索。落实到影片本身,“你想增加一个世界的丰富度的话,它是需要各种各样的造型、设计、场景来支撑的。”郭帆说。为此,《流浪地球2》在筹备之初,就参照当下的标准类型片以及好莱坞A级电影的信息密度量,极力去探索他们自己所能达到的信息密度极限。其中包括视觉呈现、听觉呈现,叙事效率,以及在单位时间内能够传达出来的情绪,影片最终的信息密度能否达到理想高度,在各方面都有相当要求。
首先需要完备的就是世界观。拍摄第一部时,郭帆曾请来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方面的教授,编出了从1997年到2075年近百年的编年史,解释了在“流浪地球”年代,世界该以何种面貌呈现。当拍摄第二部,要对几十年的世界变化进行全景式展现,第一部的世界观就显得太过框架性,如今再回看,郭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只是一个编年史,对于真正的世界观,它差距太大了。”
郭帆再次去了中国科学院,请来20位科学顾问,他们的专业涉及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地球科学、人工智能、核能、力学和特殊材料以及航空航天。在他们的帮助下,郭帆带着龚格尔和编剧团队,以百科全书的逻辑重新编写世界观,尽量拓展那个未来世界的无限细节,在那些细节里,他们只能全部从零开始。
大到整个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立法、人文、社会组织架构等大领域在危机降临后的变化,小到人工智能MOSS界面中所有的机器指令、程序编写,太空电梯应用界面、工作原理,各类航天术语,都包含在世界观中。甚至包括特殊名词解释,例如什么是太空电梯,什么是移山计划,什么是地下城,都做了详细深入的设计与探讨。

这还没完,“还涉及人物在这个世界当中遵循的各种规则,都要跟这个世界相匹配。哪怕是背景当中两个科学家聊天,你也得让两个科学家聊得有的放矢,不能老让科学家一见面就聊吃什么吧?这不合适,有时候得聊点专业的。”龚格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物的行为举止、思维逻辑,都需要严谨的世界观支撑,否则角色的行动无法找到驱动力。
在那个距离我们当下并不十分遥远的地球上,每天从24小时变成60小时,由炎热高温的白昼和零下20几度的黑夜组成,农作物的生长变得困难,社会资源的倾斜度也离开了农业。因此刘培强从补给站领到的苹果才会像奢侈品一般包装精巧,他才会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孩子后,自己默默把苹果皮吃掉。龚格尔说:“这场戏如果没有充分的世界观支撑,我们就不知道他该做什么,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实现逻辑自洽。”
如果说第一部《流浪地球》是从零到有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么第二部的任务,是让这个世界变得真实,在郭帆团队看来,后者的难度远远高于前者。
世界观的设定完成,影片才真正开始进入剧本结构的创作。进入拍摄后,又根据需求继续完善,这么一来,新的世界观又写了二十万字。郭帆仍然没觉得它够用了,“这20万字对于世界来讲是凤毛麟角,它不可能涵盖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郭帆有机会继续完善它,毕竟在采访完成后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看看‘二’的票房吧,只要不赔钱,就拍‘三’。”
“每天一睁眼就是困难”
未来世界全景式的展现以及提高每一个场景的信息密度,给影片拍摄带来巨大工作量。第一部展开只有10万平米的布景,第二部翻了10倍,变成了100万,相当于126个足球场。173分钟的影片,一共180个景,意味着不到一分钟就会换一个景。5310张概念设计图、95000件服装、道具……新的场景、技术、道具,原本以为拍摄完第一部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但筹备第二部时郭帆发现,自己又要从零开始了:“每天一睁眼就是困难,就是问题,各式各样的,它们保持一个均衡的密度,出现在每一天。”
影片中的世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比第一部更接近当下,是一个近未来。“观众在影片中接触自己熟悉的元素会更多,其实对我们挑战更高,因为一个熟悉的元素带有科幻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例如手机,它就是个手机,跟现在手机差不多,但它又要很科幻,这个度要把握。”美术指导郜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因此,《流浪地球2》的美学体系仍然与第一部一样,强调重工业写实感,但第二部的写实感又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一部分要归功于《流浪地球2》道具的核心升级。郜昂用桌上的采访机举例子,“一个真的采访机,翻到背后,C码(生产许可证编号)、M码(生产批号)、生产信息、序列号甚至防伪编码什么都有,但道具常常忽略这些,翻到背面,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你为什么感觉一个戏假?就是假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郭帆还记得拍摄上一部第一次和维塔工作室合作,被对方发来的道具震惊了,因为它居然可以打开,还有内部结构,内部是完全拍不到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拍摄第二部的时候他理解了,原来这样的方式不但让道具具备全部细节极其逼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像工业化产品一样被拆分,将复杂工艺简单化,随后规模化生产,不断复制。
《流浪地球》的道具曾经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刘培强所穿的宇航服是向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剧组借的。龚格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剧组一共有三身宇航服,一身是管宁浩导演借的,另外两身是找了两个特殊道具艺术家,请他们倾注全力仿制的。结果是,把这三身放在一起,“发现它们仨长得完全不一样,怎么看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每次拍摄穿其中一身没问题,观众看不出来,但是到了第二部,需要20多个宇航员整齐划一地走出去,那怎么办?“已经躲不过去了,我们没有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可以一个人做一身衣服,做20多身,就算有,做出来的质感也无法保证统一。”
现实逼迫郭帆开始使用国际上同行们制作道具的工业化思维,他去了深圳、广州,向中国成熟的工业制造商和生产链跨界求助。跨界的过程非常痛苦,因为彼此不在一个话语体系。“我们做一个三D模型做得可好了,拿过去人家说‘这没有用,我们需要的是数控机床、数控车床能够认识的模型’,我们出去的东西,他们还得翻译一次。同样的,对方在工业生产逻辑下说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也需要翻译。”
这次全新的学习体验给郭帆整个团队上了一课,结果就是,《流浪地球2》的复杂道具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郭帆和团队对于场景道具的观念,从道具逻辑转变为产品逻辑。观众在影院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整齐划一的优秀制作水准。

郭帆导演在《流浪地球2》拍摄现场。


《流浪地球》后,郭帆被称为国内最靠近科幻电影工业的人,如今他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一步在他看来仍然微不足道。四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工业化不足的时候都是拿人肉填,《流浪地球》背后团队7000人,这个数字背后是人力对工业化不足的填补。拍摄《流浪地球2》,这个数字扩展到2万以上,如果算人次,可以到达3万。
“说白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干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类型的经验还是太少了。”郭帆说,“第一部当然会有一些经验可以继承过来,这次也是有肉眼可见的进步,只是取得的进步和犯的错误按比例摆一起,马上觉得进步可以忽略不计了。”
正式拍摄的几个月,郭帆和北京电影学院开启课题合作,安排二十多位实习生在不同部门记录每天拍摄犯下的错误。杀青时,记录错误的纸张攒在一起,居然摞了四五十厘米厚。“我没想到我们能犯那么多错,记下来之后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去复盘,去整理出一套流程来,可能在下一次拍摄的时候,我们尽量少犯这些错误,少掉在坑里面。”郭帆计划未来把这些错误记录提炼出来,归纳总结,那么也许有一天它可以出版,变成一个教材,让以后想拍商业类型片的孩子们知道“这帮人犯过这么多错误“,他们至少可以避开这些坑。
郭帆并不怕这教程揭自己的短,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因为我们都很健忘,会忘记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们常常在解决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把前面两个问题全都忘了。杀青宴上,一顿大酒喝完,大家一笑了之,等你再拍摄,犯过的错误又重来一遍。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些错误都记录下来。”
“顶多咱算工地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