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2》：中国科幻的工业化是这样炼成的

正式上映前，一直处于猫眼专业版想看第一名，预售票房位列前三的《流浪地球2》，在2023年春节档上映6天后的统计显示，总票房为19.64亿，观影总人数超过3648万人次。作为“开启国产科幻电影大门”的《流浪地球》的前传，《流浪地球2》自2020年底宣布定档以来，备受观众期待。

电影上映一周前，导演郭帆看上去颇有些疲惫，制片兼编剧龚格尔有点心疼他：“直到昨天凌晨他还做最后的QC质检，要确保交出去的东西是合格的。可能都没睡，下午直接接受采访启动宣发。”1月13日凌晨5点17分，郭帆在微博宣布“交片”。这部从筹备、拍摄、后期制作历经四年的片子，他鏖战到了最后一刻——预告片都发出来了，有个懂行的观众在下面留言：“好帅，但是你们垂直起降的气流挡板合得太快了，合上去飞机会栽下去。”“马上改。”郭帆当即就拍板了，那天晚上，合作的视效公司就接到了修改方案，大家都懵了，都这时候了，这一点细节还要改，为什么？他说因为“必须让这个世界当中充斥的所有细节都让观众感觉真实。”

已经拍了第一部，有经验傍身，第二部还这么难吗？“难！比第一部更难。”龚格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流浪地球2》走得更远。

“不能老让科学家一见面就聊吃什么吧？”

《流浪地球2》的故事发生在“太阳危机”的初期，地球开始“流浪”之前。面对行将毁灭的太阳，人类曾有过多少计划？不同计划的支持者又是经历了怎样的纷争才最终达成共识？如果说，第一部讲述了地球开始流浪这样一个结果，那么第二部的使命便是将这个人类史上的巨大转折本身加以还原。个体和集体、无私与自私、科学还是愚昧……这些伴随整个人类发展史的恒久命题在《流浪地球2》中被再次问及。从这个意义上看，《流浪地球2》相比于第一部那个相对简单的“抢险故事”，也许更加贴近刘慈欣原著的本意——绝境面前，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复杂与纠结。

当年，《流浪地球》成为现象级影片坐上中国影史票房第二宝座，郭帆选择在半年后做了一次大规模映后调研，他想在热潮退去后，听听观众的真实想法，电影本体到底哪好哪不好。冷静之后，观众提了不少建议，例如“影片中缺少一些真正的科幻思考甚至哲学思考”“相比于让人惊喜的技术，影片的故事和情节相对薄弱”……郭帆把所有观众不满意的点全部记录下来，在第二部中，给出了回答。

刘培强和妻儿、图恒宇和女儿丫丫两条感情线；危机下横跨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天体碰撞、深海潜航、地月分离、核弹爆破等大事件带来的视觉冲击，为观众搭建起了一个更广阔的科幻宇宙和对人类社会、对过去未来的思索。落实到影片本身，“你想增加一个世界的丰富度的话，它是需要各种各样的造型、设计、场景来支撑的。”郭帆说。为此，《流浪地球2》在筹备之初，就参照当下的标准类型片以及好莱坞A级电影的信息密度量，极力去探索他们自己所能达到的信息密度极限。其中包括视觉呈现、听觉呈现，叙事效率，以及在单位时间内能够传达出来的情绪，影片最终的信息密度能否达到理想高度，在各方面都有相当要求。

首先需要完备的就是世界观。拍摄第一部时，郭帆曾请来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方面的教授，编出了从1997年到2075年近百年的编年史，解释了在“流浪地球”年代，世界该以何种面貌呈现。当拍摄第二部，要对几十年的世界变化进行全景式展现，第一部的世界观就显得太过框架性，如今再回看，郭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只是一个编年史，对于真正的世界观，它差距太大了。”

郭帆再次去了中国科学院，请来20位科学顾问，他们的专业涉及理论物理、天体物理、地球科学、人工智能、核能、力学和特殊材料以及航空航天。在他们的帮助下，郭帆带着龚格尔和编剧团队，以百科全书的逻辑重新编写世界观，尽量拓展那个未来世界的无限细节，在那些细节里，他们只能全部从零开始。

大到整个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立法、人文、社会组织架构等大领域在危机降临后的变化，小到人工智能MOSS界面中所有的机器指令、程序编写，太空电梯应用界面、工作原理，各类航天术语，都包含在世界观中。甚至包括特殊名词解释，例如什么是太空电梯，什么是移山计划，什么是地下城，都做了详细深入的设计与探讨。

这还没完，“还涉及人物在这个世界当中遵循的各种规则，都要跟这个世界相匹配。哪怕是背景当中两个科学家聊天，你也得让两个科学家聊得有的放矢，不能老让科学家一见面就聊吃什么吧？这不合适，有时候得聊点专业的。”龚格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物的行为举止、思维逻辑，都需要严谨的世界观支撑，否则角色的行动无法找到驱动力。

在那个距离我们当下并不十分遥远的地球上，每天从24小时变成60小时，由炎热高温的白昼和零下20几度的黑夜组成，农作物的生长变得困难，社会资源的倾斜度也离开了农业。因此刘培强从补给站领到的苹果才会像奢侈品一般包装精巧，他才会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孩子后，自己默默把苹果皮吃掉。龚格尔说：“这场戏如果没有充分的世界观支撑，我们就不知道他该做什么，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必须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实现逻辑自洽。”

如果说第一部《流浪地球》是从零到有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么第二部的任务，是让这个世界变得真实，在郭帆团队看来，后者的难度远远高于前者。

世界观的设定完成，影片才真正开始进入剧本结构的创作。进入拍摄后，又根据需求继续完善，这么一来，新的世界观又写了二十万字。郭帆仍然没觉得它够用了，“这20万字对于世界来讲是凤毛麟角，它不可能涵盖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郭帆有机会继续完善它，毕竟在采访完成后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看看‘二’的票房吧，只要不赔钱，就拍‘三’。”

“每天一睁眼就是困难”

未来世界全景式的展现以及提高每一个场景的信息密度，给影片拍摄带来巨大工作量。第一部展开只有10万平米的布景，第二部翻了10倍，变成了100万，相当于126个足球场。173分钟的影片，一共180个景，意味着不到一分钟就会换一个景。5310张概念设计图、95000件服装、道具……新的场景、技术、道具，原本以为拍摄完第一部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但筹备第二部时郭帆发现，自己又要从零开始了：“每天一睁眼就是困难，就是问题，各式各样的，它们保持一个均衡的密度，出现在每一天。”

影片中的世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比第一部更接近当下，是一个近未来。“观众在影片中接触自己熟悉的元素会更多，其实对我们挑战更高，因为一个熟悉的元素带有科幻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情。例如手机，它就是个手机，跟现在手机差不多，但它又要很科幻，这个度要把握。”美术指导郜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因此，《流浪地球2》的美学体系仍然与第一部一样，强调重工业写实感，但第二部的写实感又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这一部分要归功于《流浪地球2》道具的核心升级。郜昂用桌上的采访机举例子，“一个真的采访机，翻到背后，C码（生产许可证编号）、M码（生产批号）、生产信息、序列号甚至防伪编码什么都有，但道具常常忽略这些，翻到背面，什么都没有。有时候你为什么感觉一个戏假？就是假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郭帆还记得拍摄上一部第一次和维塔工作室合作，被对方发来的道具震惊了，因为它居然可以打开，还有内部结构，内部是完全拍不到的，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里面的东西完全没有必要。”拍摄第二部的时候他理解了，原来这样的方式不但让道具具备全部细节极其逼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像工业化产品一样被拆分，将复杂工艺简单化，随后规模化生产，不断复制。

《流浪地球》的道具曾经有个著名的故事，就是刘培强所穿的宇航服是向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剧组借的。龚格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剧组一共有三身宇航服，一身是管宁浩导演借的，另外两身是找了两个特殊道具艺术家，请他们倾注全力仿制的。结果是，把这三身放在一起，“发现它们仨长得完全不一样，怎么看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每次拍摄穿其中一身没问题，观众看不出来，但是到了第二部，需要20多个宇航员整齐划一地走出去，那怎么办？“已经躲不过去了，我们没有那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可以一个人做一身衣服，做20多身，就算有，做出来的质感也无法保证统一。”

现实逼迫郭帆开始使用国际上同行们制作道具的工业化思维，他去了深圳、广州，向中国成熟的工业制造商和生产链跨界求助。跨界的过程非常痛苦，因为彼此不在一个话语体系。“我们做一个三D模型做得可好了，拿过去人家说‘这没有用，我们需要的是数控机床、数控车床能够认识的模型’，我们出去的东西，他们还得翻译一次。同样的，对方在工业生产逻辑下说的话，我们也听不懂，也需要翻译。”

这次全新的学习体验给郭帆整个团队上了一课，结果就是，《流浪地球2》的复杂道具实现了规模化生产，郭帆和团队对于场景道具的观念，从道具逻辑转变为产品逻辑。观众在影院看到了前所未见的、整齐划一的优秀制作水准。

《流浪地球》后，郭帆被称为国内最靠近科幻电影工业的人，如今他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但这一步在他看来仍然微不足道。四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说，工业化不足的时候都是拿人肉填，《流浪地球》背后团队7000人，这个数字背后是人力对工业化不足的填补。拍摄《流浪地球2》，这个数字扩展到2万以上，如果算人次，可以到达3万。

“说白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干这件事情，我们对这个类型的经验还是太少了。”郭帆说，“第一部当然会有一些经验可以继承过来，这次也是有肉眼可见的进步，只是取得的进步和犯的错误按比例摆一起，马上觉得进步可以忽略不计了。”

正式拍摄的几个月，郭帆和北京电影学院开启课题合作，安排二十多位实习生在不同部门记录每天拍摄犯下的错误。杀青时，记录错误的纸张攒在一起，居然摞了四五十厘米厚。“我没想到我们能犯那么多错，记下来之后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可以让我们去复盘，去整理出一套流程来，可能在下一次拍摄的时候，我们尽量少犯这些错误，少掉在坑里面。”郭帆计划未来把这些错误记录提炼出来，归纳总结，那么也许有一天它可以出版，变成一个教材，让以后想拍商业类型片的孩子们知道“这帮人犯过这么多错误“，他们至少可以避开这些坑。

郭帆并不怕这教程揭自己的短，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因为我们都很健忘，会忘记自己犯过的错误。我们常常在解决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把前面两个问题全都忘了。杀青宴上，一顿大酒喝完，大家一笑了之，等你再拍摄，犯过的错误又重来一遍。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些错误都记录下来。”

“顶多咱算工地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