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造船如何保持全球第一？

登上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是什么感受？

距离上海市区一小时车程的长兴岛上，标记着“CSSC江南長兴”标志的龙门吊正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巨型船坞里，一艘24100TEU集装箱船正在建造。甲板上层建筑的最高处相当于地面22层楼高，站在这里俯视，地面的人显得十分渺小。

去年11月18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江南造船已经有一艘24100TEU集装箱船下水。当天3号船坞开启闸门，两艘巨型新船被缓缓拖拽出坞，另一艘是93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船（VLGC），两艘船均为当前各自船型中的“世界最大”。外高桥造船负责建造的首制国产大型邮轮预计今年5月出坞，7月开启试航，年内交付。

“接下来的3-4年，中国船企将迎来交船的高峰期，其中高技术船舶占比将大幅提升。”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预测。2023-2024年，中国计划交付44艘15000TEU及以上大型集装箱船，占当年造船完工量20％以上。2025-2026年，为大型LNG船集中交付期。

在疫情反复的2022年，中国造船的国际市场份额连续第13年稳居世界第一。从三大造船指标来看，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50％左右，以修正总吨计，则分别占43.5％、49.8％和42.8％，同样保持全球领先。

“在2022年取得的诸多成绩中，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的大量承接是中国船舶工业的最大亮点。”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仅是LNG运输船份额不断攀升，还有大量接单高端客滚船、风电安装船以及双燃料船舶等，中国造船产品结构不断调整，正向高端制造迈进。

1978年5月，日本三菱重工高级顾问古贺繁一到中国造船厂考察后曾评价，“中国的造船水平至少落后世界25年”。但到2010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先后超越日本、韩国，成为世界造船第一大国。从国内无路可走到国际上“下海试水”，中国造船业的道路开始行稳致远。

“推船下海”

2022年，中国有6家造船企业进入了全球造船三大指标的前10强名单。然而，在40年前，当胡可一刚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毕业，进入江南造船厂时，世界船市上几乎看不到中国船企的影子。

当时国内造船市场正经历寒冬。计划经济体制下，军工企业比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有更强的依赖性，当时刚历经动荡十年，六机部（第六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军工企业长期赖以生存的军品任务骤减三分之二，民品基本为零。基层船厂船台闲置，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船厂“要任务”的信函不断寄送到六机部在北京的办公地。

国际船市同样低迷。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造船量连年下滑，英国《经济学人》认为，同需求相比，世界拥有的造船设备已“过剩30％到40％”，大批中小船厂破产。当时，日本借助政府支持以低价优势从欧洲这群猛虎口中夺食，成为造船产量第一的国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完整的造船配套体系，但在这场危机中，到1978年，日本40家船厂平均开工率也只剩下39％。

针对国防工业躺在国家身上要饭吃的积弊，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军工体制还是同苏联的一样。苏联的体制证明是吃了亏的，主要是不能带动民用工业，不能带动整个经济。因此，我国的军工体制要改革，否则也要吃亏。”他指出，国防工业要以军为主，以民养军。

1977年12月6日早上8点半左右，邓小平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国防工办主任和三位即将履新的部长。听完汇报后，他对刚从外贸部副部长调任六机部部长的柴树藩说：“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后来被形象地称为“推船下海”。

为什么首推船舶工业进入国际市场？

“造船行业是十分国际化的行业，船厂的船东来自世界各地，船舶运输航线遍布全球。”全国政协委员、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委主任、原总工程师胡可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和其他传统制造工业不同，造船行业的竞争更充分、商业化程度更高，相对来说，在改革开放后进入国际市场的阻力更小。

造船工业可谓中国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位于渤海湾的大连造船厂当时创建近百年，上海江南造船厂已走过一个多世纪。但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造船水平却远远落后于世界，三十年中仅出口船舶16万吨，其中大多数是“无偿援助、性能落后的小马力拖轮、渔轮和驳船”。

《大国起航：中国船舶工业战略大转折纪实》中记录，那时，有的拖轮还没开到被援助国家的码头，就得停下来修理，有的驳船才经过几个月的海水浸泡和海风的侵蚀，便已锈迹斑斑，被弃之不用。

从1977年到1982年，邓小平12次谈到船舶工业。“我们造的船，比日本便宜，我们的劳动力便宜，一定可以竞争过日本。”邓小平在1978年6月28日在听取六机部和海军汇报后断言。邓小平还建议，“要多造船，出口船，赚外汇，主要多搞中小船，以民养军。”“造船工业最大的问题是技术改造，要积极引进技术。”“引进技术应该是全面的，包括管理在内。”

1978年后，中国船舶工业通过引进技术、合作生产、设备进口等多种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按照“推船下海”的指示，在国内无路可走的中国船舶工业要去国际市场上寻找出路，问题是突破口在哪？

“长城号”的从0到1

“先争取香港船东到国内订船。”六机部经过反复调研，得出一致意见。作为最繁华的国际贸易航运中心之一，香港聚集着上百家船东，其中不乏爱国人士，且地理距离近，语言相通，便于设备维修和沟通联系。几经斟酌，最终将首选船东锁定在了包玉刚、包玉星兄弟身上。

包氏兄弟祖籍浙江宁波，系英籍华人，在香港航运界举足轻重，尤其是包玉刚，其船队规模达2000多万吨，号称“世界船王”。如果包氏兄弟能在国内船厂订船，中国船舶进入世界市场将事半功倍。经过联系，包玉星很快做出回应，将原计划在日本建造的2艘2.7万吨散货船改在中国建造。但对方也提出，“要按国际规范和国际标准建造，由英国劳氏船级社监造。”这两艘船就是后来的“长城”号和“望远”号。

1980年春天，从广州飞往北京的航班带来了一张又一张国际订单。3月15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六机部部长柴树藩等人迎接到了素有“世界船王”之称的爱国华侨包玉刚，商谈订造船舶和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两个月后，包玉刚的弟弟包玉星赴京，签订了第一艘船舶合同，这是六机部自营出口船舶的第一个合同。7月30日，第二艘船舶合同签订。此间，六机部又争取到李嘉诚的支持，于当年先后两次签署了4艘2.7万吨散货船订单。短短几个月间，六机部连续签订了6艘出口船合同。

不过，首艘出口船订单的谈判就给刚迈入世界船市的中国造船行业上了一课。中国的船舶设计建造标准沿袭苏联模式，以英国劳氏船级社为代表的国际规范要求严苛，甚至闻所未闻。从前谈合同，只有一张纸，但这次谈判，光《技术说明书》就有三本，大到主机、辅机、舱室、发电机，小到床铺壁灯、床下鞋柜，都有详细技术说明。交货期、违约赔款合同也定了：18个月交船，优惠期1个月，每拖1天罚款4500美元，超期150天，船东可弃船，如达不到《技术说明书》中的任何一项，船东可要求返工和赔款。

订单有了，谁来造船？柴树藩为此单独约谈了原大连造船厂厂长孙文学，孙文学后来曾对媒体回忆，当时之所以敢接下任务，也是铤而走险，“船厂两万多人要吃饭，要干活，怎么能不接订单？”

难题接踵而至。国内从未设计建造过符合英国劳氏船级社规范的船舶，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相关图纸，但时间紧迫，要7天完成报价设计，38天完成合同设计，33天完成技术设计中的送审图纸。考虑到费用、时间、技术积累等问题，设计团队放弃了从国外购买图纸的方案，决定自主绘制，由上海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负责。

一千多公里外的大连造船厂严阵以待，对照新规范，提出了380多条待解决难题和对应措施，但真正动手造船时，还是屡屡碰壁。“长城”号要符合20多种国际公约和规范，要具备32种航运证书，与之相比，当时船厂的工艺技术、管理规范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当时江南造船厂也面临同大连造船厂一样的困境，设备技术落后，管理观念陈旧。以焊接为例，日方的焊接方法有34种，其中33种得到了英国劳氏等船级社的认可，而江南造船厂能够提请劳氏认可的只有4种。1980年8月，江南造船厂与日本三菱重工签订了在涂装、焊接、切割、质量检验、管理、机舱单元舾装等10个方面的技术合作协议。

大连造船厂开办了技术培训班，根据外国船级社的验收规范，制定了系统化的工艺标准和校验细则。1981年9月14日，“长城”号终于通过严苛的验收，在大连造船厂顺利下水。首航300多天，“长城”号在世界三大洋航行了52000多海里，全部仪器仪表正常。当“长城”号安全返回时，“望远”号已经开始了在大西洋的首次航行。

在“长城”号合同签订的同一年，包玉刚又追加了6艘总价1亿美元的建造合同。尽管后来有2艘货船因国际航运市场变化而取消，但中国造船就这样从香港开始，打开了国际市场。

1982年，胡可一进入江南造船厂工作的第一年，恰好赶上包玉刚订造的第2艘散货船 “世谊”号完工。当时包玉刚专门邀请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上海为“世谊”号命名剪彩。

而对国内造船行业来说，“建造第一批出口船舶的深远意义在于健全了行业规范，打破了原有的经营管理理念，并建立起一套与世界接轨的设计建造标准。”胡可一回忆说。

超越欧洲，跻身全球前三

进入世界船舶市场后，中国面临的第一道关卡是学习、适应国际规范。“国内船厂当时在工艺流程、建造方法等很多方面与国际主流标准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