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

1906年夏末，清廷派去日本等国考察立宪的大臣载泽刚刚回国，日本考古学家、古建筑研究奠基人关野贞此时也西渡来到中国。他在河南、陕西一带考察、拍摄古建筑，当他站在龙门石窟前，被其壮观华美震撼，与跟随着他的摄影师拍下百余张照片，记录了龙门石窟百年前的旧影。

那时，浮雕名作、曾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魏孝文帝礼佛图》和《文昭皇后礼佛图》（简称《帝后礼佛图》）尚在；距今已有1500年历史、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石窟古阳洞中，代表北魏佛像艺术最精华的十几尊主佛像头部也大部分保存完整。

这些珍贵的老照片，成为如今的学人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将流散的文物碎片和被破坏的原址进行数据聚合的重要依据。现在正在河南洛阳博物馆进行，直至2023年5月10日结束的龙门石窟流散文物数据聚合成果专题展上，流散的文物终于“身首合一、数字复位”。

历经盗凿磨难，又跨越岁月更迭，失落在历史中的珍宝恐难再追寻，而现存的造像，还来得及延缓它们的生命。在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眼中，考古才是对石窟寺最好的保护，因为它们终有一天将老去，只有最大程度地汲取文物的数据信息，才能以数字复位的方式将石窟永远地留给后人。

这座开凿于山水相依之间长达1公里岩壁之上的石窟，至今仍存有编号窟龛2345个，造像近11万尊，碑刻题记2890余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它是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完成之地和集大成者，那些经历过沧海桑田却依然优美的造像身上，记载了岁月的创痛哀伤，也承载着中原文化根脉和黄河文明的记忆，更烙下了不同文明交流、交汇又融合集成的丝路文化印迹。在那里，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都可以在相遇、碰撞、对话后找到自己的归所。

“中原风格”

从洛阳市区驱车向南12公里，远远就可以看到伊河两岸相对而立的龙门山和香山，两山相望，像一座天然的门阙。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被称为“伊阙”。两岸峭壁上，数千座壁龛静静矗立，大大小小的佛教造像沿河次第铺开。

站在作为龙门石窟名片、通高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脚下，再仔细端详关野贞教授当年拍摄的脸上身上伤痕累累、裂缝颇多的佛像，今天的卢舍那大佛相较一个多世纪前，不但没有增添“皱纹”，反而变“年轻”了。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马朝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1年开始，卢舍那大佛所在的奉先寺曾首次进行过系统性加固和修复，时隔50年后，2022年7月，奉先寺再次完成了历时228天的大型渗漏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保护。50年后的又一次大修，龙门石窟研究院同时借机进行考古研究和数据采集，依托脚手架，一架三用。

利用难得一遇的“满堂架”，2022年6月到7月，龙门石窟研究院历史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路伟带队对奉先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由此取得了龙门石窟的最新考古成果。在卢舍那大佛身体表面，发现了绿色、红色、黑色等彩绘颜料残留，在面部检测到金、银元素，并发现有金箔。一千多年前在唐代初建时，卢舍那大佛很可能“金箔贴面”“身着霓裳”，可以想像是何等的华美样貌。

卢舍那大佛右侧胁侍普贤菩萨表面保留的白色物质，厚度均匀，与岩石结合紧密。经过X射线荧光分析，其成分主要为铅白，即碱式碳酸铅，古时称为胡粉、铅粉、水粉……《天工开物》《本草纲目》中有确切记载。铅白是古代画图和化妆品的重要颜料，不但为颜料附着、金箔黏结提供良好界面，也为后期抵御自然风化发挥了一定作用。

普贤菩萨右眼保留了完整的眼珠，经检测，质地为琉璃，而左眼采用两块拼合而成，靠近鼻子的那一半已经脱落、遗失。这次近距离的观察，路伟发现普贤菩萨两眼略微不对称，右眼狭长，大眼角（靠近鼻梁位置）角度很小，约为30°，眼珠形状规则、对称，而左眼大眼角角度较大，大约45°，大眼角一侧眼珠略为梯形。“此乃工匠有意为之。”路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普贤菩萨胁侍卢舍那大佛，身形略微向左转动，不对称的眼珠，极有可能是考虑到透视效果，“这无法不令人感叹古人的巧妙构思与雕塑工艺”。

可以说，奉先寺代表着初唐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常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石窟造像艺术也随之兴起，佛教石窟艺术的建造热潮和艺术高峰发生在北魏和唐代，中国几大石窟寺中，唯有龙门石窟在两个艺术高峰期都处于重要历史地位。

根据碑刻题记，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孝文帝拓跋宏是在中国历史中留下重要一笔的皇帝，南北朝初期，鲜卑族政权北魏一统北方，孝文帝革俗汉化，强令鲜卑人改用汉姓，穿汉服，说汉话，以雷霆手段加速民族融合，也深刻影响了汉文明的发展。

公元493年，孝文帝在当时的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召集群臣宣布出兵讨伐南朝。其实，南征只是他的一种借口，举国南迁洛阳才是真实目的。后来孝文帝私下诏见任城王说，鲜卑人从北方大草原走出来，徙居平城，虽然拥有了丰富的物质，但平城只能是个用兵的好地方，文治却不具备条件。

这一年，孝文帝突破鲜卑守旧势力的阻挠，从偏远的平城迁都到中原洛阳。正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开始迅速发展。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在北朝，则盛行开凿石窟。迁都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善谈庄老，尤精释义”的孝文帝大力扶持佛教，将平城云冈石窟的能工巧匠迁至洛阳，龙门峡谷的上空，开始响起了穿云裂石的斧凿声。

开凿于公元493年的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可能是孝文帝倡议营造的，一批支持孝文帝迁都的王公贵族、朝中重臣、军队将领，也率先在古阳洞中凿龛造像。由于孝文帝迁都后正式推行汉化政策，此时正在龙门洞窟中石雕的造像具备明显的汉化特征，不再似云冈石窟一期、二期造像那般雄健、粗犷，而是趋向活泼、温和、清秀，脸部瘦长，胸部平直，双肩瘦削，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是典型的南朝汉人所推崇的“秀骨清像”。后来被称为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精华的《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在此洞中。

公元499年，迁都不过6年，年仅32岁的孝文帝去世。次年，宣武帝为父亲孝文帝祈福做功德而开始凿建宾阳三洞。人物众多、顾盼神飞、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代表作，又因此而日后历经劫难的《帝后礼佛图》浮雕，就在宾阳中洞。浮雕中的衣冠仪仗，忠实记录了孝文帝推动汉化后的服饰特征。洞内正壁中央供奉的释迦牟尼佛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作"U"字形开胸，露出内袍的斜领及结带，巨大的袈裟下垂，几乎覆盖了整个方形台座。与同期南朝出土的文物相对比，便知这是典型中原服饰，这种服饰一改云冈石窟的“偏袒右肩式”。造像中的变化，是孝文帝改制的直接结果。

“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这种适合中原地区汉民族审美和文化的造像艺术被称为“中原风格”，不仅龙门石窟，从洛阳出土的北魏永宁寺塔基残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等文物中均可见到。这种风格一经形成，便以洛阳为中心向外传播影响，成为了南北统一的时代风格。

孝文帝成功了。这一次迁都，将100多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融入了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乃至亚洲的文化中心，并为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龙门石窟为期数百年间的营造，也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大唐风范

当历史行至孝文帝的孙辈孝明帝，朝中爆发内乱，几番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之后，公元528年，19岁的孝明帝被生母毒杀，北魏土崩瓦解。之后，佛教虽然仍受帝王崇信，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也仍然在中国化的进程中继续发展，但洛阳先是沦为东魏、西魏不断征战的战场，后来失去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理想中的辉煌工程宾阳三洞修建就此废止，只完成了宾阳中洞。

龙门石窟第一次大规模开窟造像始于公元493年，止于528年间，前后历经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和孝明帝三帝，共计35年。北魏没有完成的宾阳南、北二洞，需要在伊河畔的石壁中静待一百多年，直到唐太宗时期才得以完工。

进入唐代，佛教艺术的发展已至巅峰，唐太宗恢复了洛阳东都的地位。那时，太子承乾不被李世民重视，众皇子觊觎皇位蠢蠢欲动，嫡次子李泰表现最为突出，他知道长孙皇后离世后李世民十分怀念，于是在龙门石窟为长孙皇后祈福而续凿宾阳南北两洞……也许因为此举只为积累政治资本，工程求快不求精，初唐完工的宾阳南、北洞，无论工艺水平还是艺术价值都与北魏时期的宾阳中洞不可同日而语。

李泰不会想到，因为“用力过猛”，这两个洞窟未能助他夺嫡成功，但北洞中因为有一尊拇指、食指、中指皆朝上后因拇指断缺而意外形成“剪刀手”的佛像，在一千多年之后火遍互联网。而龙门石窟大规模开凿的第二个阶段，由他而始，却在他的弟弟唐高宗李治以及武则天的手下达到巅峰。

此时人们的审美已与北魏的“秀骨清像”大不相同，崇尚健美丰腴的体态，因此，唐代造像通常脖颈有褶，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到了唐玄宗之后，造像体态面貌相比初唐，更显丰腴。

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汲取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又进一步创造了生动自然的写实作风。例如不少浮雕中的“伎乐天”形象，北魏时期衣饰已经汉化，但她们常飞舞翱翔于窟顶、佛的背光及龛楣处，优美的舞姿与生活中舞人的姿态有很大不同，她们的下半身，尤其是腿部，像天空中漂浮的云朵。而唐代开凿的洞窟则让这些天女们回到了人间，站在地上舞蹈，健美的舞姿更接近现实与世俗生活，佛教石窟艺术已经与当时的中国文化、审美与实际生活完美融合在一起。

唐代造像中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无疑是卢舍那大佛，这是龙门石窟中形制最大、最能代表龙门石窟的佛造像，被称为“相好稀有、如月如日”。据卢舍那佛像座北端唐玄宗开元十年（722）补刻的《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述，先造大佛，后修佛寺。在开窟石雕佛像时，没有采取全部开凿洞窟的方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九尊大型雕像露天依山凿石而成。

佛像落成于公元675年，由于准确的始造年份不详，考古界对工期有多种说法，3年、5年、10年至20年，难以统一。路伟考证后认为，10年是比较符合史实的估计。

天后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于咸亨三年（672年）拿出自己的两万贯脂粉钱资助这一浩大工程，用当时的粮食价格换算，相当于现代六百多万人民币，此举成为她极其信奉佛教的标示。相传，卢舍那佛就是依照武则天面貌雕凿而成。而以武则天日后称帝的政治抱负来看，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不认为她会有多么笃信宗教，赞助修建卢舍那大佛是为政治目标服务——为当皇帝一步步做精神上、信仰上的铺垫，但要说大佛完全按照她的相貌雕刻，那又小看了她的智慧，“应该是把她的形象糅进去了一部分”。

梵语中，卢舍那为光明普照之意。公元684年，武则天为自己取名“武曌”，意为日月万里晴空，大佛不但形似武后，连名字的含义也与武则天的名字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