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大百年：一所边陲大学的光辉岁月

4月20日，云南大学百年校庆。

校庆大会在云南大学呈贡校区“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上万名师生和校友出席了盛会。2010年落成的新校区沿袭了老校区的风格，以红白色调为主，其宏伟建筑和先进设施让很多初次踏足的校友惊叹。

而在33公里之外，云大老校区——东陆校区如同闹市中的一方静土。

东陆园正门处是著名的“九五台阶”，由95级青石台阶铺就，是老校友们当年毕业合影的地方，寓意为《易经·乾卦》中的“九五飞龙在天”。沿“九五台阶”拾级而上，尽头就是云大的地标性建筑——云大人的精神坐标会泽院。

曾经，董泽、熊庆来、周保中、李广田、高治国等老校长在此办公，冯友兰、顾颉刚、姜亮夫、刘文典、费孝通、严济慈等名教授在此执教。“五卅”运动等爱国民主运动时，云大学生都是从这里出发游行声援。抗战期间云大三次遭日军轰炸，会泽院两次被炸弹击中，仍然屹立不倒。

会泽院背后就是贡院建筑群的中心建筑至公堂，这里是明清时期云南和贵州的乡试场所，已有500年历史。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校园中没有理想的学术活动场所，宽敞明亮的至公堂成了全国学术活动中心，各种全国性学术会议、高层次演讲和讲座频频在此举行，至公堂中活跃着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梅贻琦、叶企孙、查良钊等大批知名学者的身影。

那时，云南大学作为一所边陲大学，一度跻身“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列，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罕见的现象。

云大1958级校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原所长孙汉董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云大的辉煌或许难再复制，但今天的云大继承其学术传统，又发挥自己的优势，会走出一条更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小清华”

1937年盛夏，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之邀，熊庆来回滇出任云南大学校长。

云南大学是当时云南唯一一所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922年的私立东陆大学，1934年改为省立云南大学。1937年学潮后，校长空位半年。经龚自知等多位云南知名人士举荐，熊庆来进入龙云的视野。

熊庆来是云南首批公派留欧学生，无党派人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算学系主任，其无穷级研究成果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或“熊氏定理”，他还发现了严济慈、华罗庚等大批人才。

本来，熊庆来略有犹豫。云大地处边陲，经费匮乏，此时只有文法、理工两个学院，共7个系，专任教授11位，在校生302人。但龙云盛情相邀，并应允了熊庆来提出的“增加学校经费，争取改云大为国立，省政府不干预大学教务、人事、行政”等条件，熊庆来颇为感动，决定“敬恭桑梓”，下乔木而入幽谷，回乡办学。

1937年8月1日，熊庆来正式就职。他的目标是将云大由省立升格为国立，办成“小清华”。甫一上任，他就提出慎选师资、严格考试等五项治校举措。他汲取清华经验，由教授兼任学校教务、训导、总务三大处长和五院院长、系主任，实际上建立了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

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翠湖湖畔建立，学校不设校首，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校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与之相隔百米的云南大学，他们的老熟人熊庆来正求贤若渴，视之为延揽人才的良机。

西南联大在初期禁止教师外出兼课，熊庆来为此与联大校务委员会沟通数次，终于达成教师互借协议。当时通胀日益严重，很多联大教师对外出兼课赚外快求之不得。国内众多院校都在向联大借聘教师，但云大“近水楼台先得月”，有32％的师资是从联大聘请的，其中包括多位联大学科带头人，如文科的钱穆、刘文典、刘崇鋐、潘光旦等，理工科的华罗庚、殷宏章、孙云铸、冯景兰、谭锡畴等。

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一些云大知名学者也被西南联大聘请，闻一多、陶云逵等成了云大与联大共同的教职工。两校同专业学生也时常集中一处共同听讲。云大很快发展为学生千人以上的名校，最多时有专任教授187位、兼任教授40多位。

那时，云大的综合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由名教授讲授。如冯景兰开设普通地质学，吴文藻开设社会学，林同济开设政治学，朱炳南开设经济学，吴晗开设中国通史，严楚江开设普通植物学，崔之兰开设普通动物学，赵诏熊、吴富恒开设大一英语。在文史系，闻在宥开设文字学概要，楚图南开设历代文选，白寿彝开设中国史学名著选读，吴晗、胡小石、施蛰存等开设各体文习作；在数学系，高等数学分析、函数论先由熊庆来后由庄圻泰开出，数论由华罗庚开出。

为了使院系设置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国立大学标准，熊庆来根据云南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丰富、植物繁茂、民族众多等特点，将文法学院中的“中国文学系”改为“文史系”，增设“社会系”；将理工学院分为理学院、工学院，听从严楚江建议争取植物系留云大并发展为生物系；在工学院中加强矿冶系，充实土木系。1938年7月1日，“省立云南大学”正式改为“国立云南大学”，学校经费由国家核定支出。

熊庆来说：“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他设立学术讲座，支持“云大宪政研究会”“西南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研究会”等研究团体以及《中法文化》《战国策》《云南大学学报》《西南边疆》等学术期刊的组建，云大学术地位空前提高。

熊庆来聘请教师只重学术水平，不问学派政派，因此楚图南、周新民、华岗、费孝通、马曜、杨春洲、光未然、赵沨、郭佩珊等学术水平高的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在云大受到荫蔽。学生也受到教师影响，抗战后期，左翼和右翼师生两军对垒，熊庆来常常面临“上下夹击”，处境困难。

在他的默认下，云大成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受到国民党警告时，学校只在会场堆放木料表示要维修，让学生另找场所，而不直接阻止。

1946年夏，李公朴被暗杀。他的追悼会在至公堂举行，闻一多发出最后的怒吼：“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随后闻一多走出至公堂，在回住所的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昆明学生被国民党特务炸死炸伤的“一二·一”惨案发生时，昆明只有云大附属医院敢免费收治，医院还垫支医药费达270多万元。惨案发生后，熊庆来多次与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善后会议，与当局谈判，大学校长就只他一人。国民党提供的进步师生黑名单，他要训导处公布出来，以督促这些师生自首为名，曝光了黑名单。国民党多次企图将他撤职，但惮于他的地位和影响力而未实行。

就在这战乱难平、国无宁日的12年，熊庆来作为云大任期最长的校长，创造了云大历史上公认的“黄金时代”。20世纪40年代，云大成为美国国务院所指定的中美留学生交流项目的5所中国大学之一。1946年，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大列为中国15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狂人”刘文典

1943年11月，刘文典受聘到校，自此在云大扎根。当时刘文典与西南联大解聘，陈寅恪将他推荐给熊庆来，熊庆来“如获至宝”，认为刘文典的缺陷与其学问和民族气节相比只算白璧微瑕。

刘文典号称“民国第一狂人”。他曾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可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说世上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两个人是他和庄子本人，其他所有研究者加起来算半个。不过，他的《庄子补正》的确是公认最权威的《庄子》研究专著。

那时云大教授的薪俸大多在300至500元之间，熊庆来给刘文典开了600元的校长级薪俸，专门为他盖了三间房，成立了由他出任主任导师的文史研究室。刘文典在低谷期得此礼遇，颇为动容。他新开了很多课程，如王维诗、“温李”诗、慈恩法师传、汉魏六朝文选、庄子等等，使云大成为国学重镇和古典文学高地。

1948年秋，张文勋考入云大文史系。迎新会上，被称为“叔雅先生”的国学大师刘文典是被隆重介绍的对象。

张文勋第一次听刘文典讲课是讲“温李（温庭筠和李商隐）诗”。只见他穿一件半旧青布长衫，戴一副圆形黑边眼镜，手执一把紫砂小茶壶慢步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坐在椅子上，对学生微笑示意，不讲话，只顾喝茶、抽烟，过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课。他先问大家：“诗是什么？”又问：“什么叫作诗？”学生们面面相觑。

刘文典说，诗者，观世音菩萨是也。“观世”是要观世察物，也就是体验生活，这是最主要的，杜甫就是阅世很深的诗人。“音”是说诗歌要有音乐美，要讲平仄和押韵，所谓调声协律。“菩萨”是佛家语，“觉有情”的意思，写诗要有特殊的悟性和情感，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好诗的。这三者是诗的三要素，缺一不可。他总是用安徽桐城腔先把全诗吟唱一遍，还要求学生模仿，说诗不吟怎知其味？

他还是一位骈文圣手，三四十年代就写过多篇流传广远的碑记骈文。张文勋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骈文，多年之后也成为一位在学界首屈一指的骈文专家。

那时的云大有“听课为辅，自学为主”的风气，老师自由排课，学生自由选课。刘文典开的一门“校勘学”只有3个人选修，但他照样认真上课。他的课上不允许超过30人，超额就会当场离去。

云大学生对刘文典是“爱恨交加”。他说话口音重，喜欢闭着眼睛讲课，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自言自语。他讲课闲话很多，有时一个字可以讲几小时，有一个学期他只讲了半篇西晋木华的《海赋》。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云南唯一的一级教授，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短暂的“第二黄金时代”

194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开会，熊庆来作为中国代表去参加，此后滞留在法国。

由于熊庆来千方百计保留师资，刘文典、白寿彝、费孝通等40余位知名教授或因云大诚意挽留或因研究课题的地域性选择留在云大。由此，新中国成立前夕，云大仍有140多位教授，立于全国知名学府之列。

院系调整中，云大多个院系被划出。工学院独立为昆明工学院，医学院独立为昆明医学院，农学系和林学系独立为昆明农林学院，航空系与清华航空工程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法律、政治专业并入西南政法学院，园艺、桑蚕专业并入西南农学院……到1958年，云南大学仅剩文理两科，共6个系。8月，云大由教育部划归云南省政府管辖。

很多人认为，云大经此调整元气大伤。一些人则认为，要以历史的眼光辩证来看，云南当时工业基础较差，一些学科留在云大未必会发展得更好。云大原副校长洪品杰也认为，云大在院系调整中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整合作出了贡献，是云大“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使云南大学因此突出了办学特色，加快了统计学、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优势学科的发展。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刘文典承认自己缺点多，还把鸦片戒了。他宣称：“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1954年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刘文典没有为这位昔日挚友说公道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但他还是差点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这位顽固派学术权威成了中文系的“家常便饭”。年老体弱的他身心俱疲，回家便睡，一言不发。

后来，他查出患了肺癌。1958年7月14日深夜，他突感头痛，很快昏迷。第二天下午4时半，他离开人世，没留下任何遗言。

熊庆来一手培植的数学系也有人受到冲击。王学仁1953年考入云大数学系时，熊庆来、陈省身、华罗庚、何鲁、庄圻泰等权威已离开，张燮和张福华两位教授被学校教务长兼系主任王士魁称为“数学系的两个车”。这是指他们在教学中的作用犹如象棋中的车，所向披靡。1957年底，在温泉疗养的张燮不听校长李广田的劝阻坚持回校，对运动发表不同意见，被“补课”成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