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房间里的大象到底是什么？

做中国基础研究选题的过程中，有两个采访细节让我印象最深。

一个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对我说，现在中国对学术界本身的运行模式还没有充分地理解，学术界本身是个荣誉系统，科学家们争的是荣誉，而不是“帽子”，科研靠的是内驱力、好奇心和一点英雄主义。所以，他有时会半开玩笑地说：在北生所，说院士是骂人的话。

另一个是关于基础与应用之争，如果不是这次写相关报道，我不会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原来早在19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就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名义的基础研究成为一种“风尚”。

两个细节看似是两个问题，实则指向同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基础研究？

在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945年提交给美国总统的著名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他认为，基础研究是由最有天赋的科学家通过自由探索的方式完成。然而，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创新与竞争法案》，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项目要“服务于国家利益”。

该法案吸取了此前未在参议院通过的《国际利益科学研究法》的主要内容，后者由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时任主席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倡议，甫一提出，立刻在美国科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多位科学家站出来反对，他们认为，基础研究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在资助早期出现的一些“不促进国家利益的东西”可能会带来下一个科学突破。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金鹅奖”的获奖者，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看似缺乏实际应用的科研工作，但却为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或其他利益”，2014年的第一个“金鹅奖”被授予拉里·斯马尔（Larry Smarr），他原本是为了计算黑洞碰撞的可能性，但这需要巨大的算力，于是他和合作者又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广泛使用的图形网络浏览器。与之形成有趣对照的则是“金羊毛奖”，专门授予那些“疑为浪费联邦资金的无用项目”，比如研究人类为何会坠入爱河。

多位被采访者说，考虑到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强调需求导向有其必要性，但过于强调需求，则会让自由探索型的基础研究被相对弱化，这在现实中具有某种危险倾向。

中国为何没有涌现出具有前瞻性、原创性、足够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回归科学最本质的问题，才能看到“房间里的大象”。

封面反馈

@鱼非鱼：很多科研项目要求二到三年结题，如果结不了题就需要写申请写说明延期。真是很奇葩，有的研究可能研究了两三年只能说明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但这也是巨大的进步啊！怎么办呢？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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