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同体的创生与毁灭

《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

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译者：王晨

出版社：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定价：148元

读罢《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竟然让人对当下纷扰的世事有几分释然，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固然过于轻巧，但历史的循环往复确实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尤其涉及文化共同体的创生、毁灭和再生。

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在书里描述了19世纪欧洲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与式微。诸多推手中，比较突出——如今看似平淡——的意象是坐着火车到处“卖唱”的歌剧演员。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关于文化共同体得以生成的信息，比如铁路及其代表的交通便利性和市场可达性、铁路尽头的文化市场及其操盘手，以及带着渴望之情的诸多愿意买单的观众。这些离我们已有百余年之久的文化元素，以及因其组合而生成的场景，如今依然散发着扑面而来的熟悉的氛围，将其视为“现代性的诞生”可谓一语中的。

19世纪铁路的勃兴，对于包括文化市场在内的欧洲各种大市场的生成，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它使剧团可以跨越长距离去往此前偏远的市场，而且各种配套设施也得以随行，从而能让原汁原味的演出得以现场呈现。剧团之外，包括作家、画家、音乐家等在内的各种文化人士的跨国交流也日益频密，而普通大众也得以践行此前仅限于达官贵族的“壮游”。这一点对高铁时代的人们来说可谓感同身受，各种网红打卡地如果没有交通便利性的加持和因此而倍增的客流量，基本上都成不了太大的气候。

随着地理距离被克服，心理距离也在拉近。人们欣赏着来自异域的文化，也亲身前往体验异域的人文风光，这种双向交流虽不乏碰撞和磨合，大体而言总是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和相互欣赏，所谓文化共同体的诞生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现代的进程或有先后，但一旦置身其中，便会让人心有所感。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遍布神州大地的所谓“走穴”，固然多是捞金之举，但是多少小县城的青少年因此而第一次接触了来自大城市的哪怕是二流演员带来的二手文化的冲击，因此而开阔了视野和心智，也因此萌动了到外面去看世界乃至闯世界的心思。而那些走穴的艺人，也因此对国家的庞大和复杂有了更多的亲身认知。由此，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发力的新型共同文化空间的构建得以开启。

对共同的文化空间的生成而言，仅仅克服距离是不够的，还需要官方的放行和一定程度的放手。比如沙俄政府对个别著名歌剧演员和一些剧目中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日趋宽容，便是跨欧洲文化共同体生成的重要前提。这一点对于198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的形成而言甚至更为重要，没有各文工团管理体制的松动和对跨地区演出事业的默许，类似走穴这样的潮流是不可能发生的，一顶“精神污染”的大帽子就足以让人们止步不前。

距离的尽头得有满怀热望的观众，否则形不成市场。这一方面需要观众兜里有闲钱，开始追求物质享受，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提前培养，而这又有赖于现代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出现。比如，印刷成本的降低令乐谱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而报纸杂志等媒体的宣介会起到预热的作用。先要在头脑中形成市场，才会对现场的真人秀形成高度的共鸣。一如当年小县城的青年们事先已经经历过影视歌曲的洗礼，再面对现场演出，哪怕不是原唱歌手也会欣喜若狂。在一个各种文本和信息触手可及的年代，类似的文化空间形成机制显得不可思议，但对于曾经经历过手抄歌本和地下书籍传阅年代的人们来说，一百多年前欧洲文化空间形塑的过程反而更容易引发共鸣。

当然，只围绕大众市场做文章不足以催生形态更为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态，这倒不是因为常见的大众市场不喜欢高雅产品的谬论，而正如费吉斯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更偏爱久经考验的“正典”。显然，这不利于有原创性但尚属小众的作品，比如印象派的画作和瓦格纳式的先锋音乐，都经过了很久的市场培育才成为新的经典。培育他们，需要贵族的提携、国家基金的奖掖和媒体对中产阶层进行的“熏陶”……沙龙和画廊等等看似小众的所在，其实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贵族、中产和大众各司其职，才能打造一个丰富多元、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至于国际文化市场和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更是需要由具有国际主义视野和志趣，以及能负担得起频繁的国际旅行乃至长期在海外勾留居住的精英人士来加以催生和培育，没有他们的才力、财力和人际网络，19世纪欧洲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很可能会沦为泛泛之谈。

抚今追昔人们不难发现，虽然技术手段和由此导致的文化沟通交流的机制一直在演变，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则都差强仿佛。令人感慨的是，文化共同体的式微乃至毁灭，也大多千篇一律，有着相同的配方和熟悉的味道：民族主义的勃兴导致对本民族特色的病态吹捧和对域外思想文化的拒斥。

著有《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的奥兰多·费吉斯，对此肯定心知肚明，在该书中他详述了俄罗斯历史上缠斗至今的欧化派和斯拉夫派之间的纷争。这也许是所有后发者和赶超者的宿命，对于前行者他们始终怀揣追慕与忧惧并存的心态，一方面想拥抱国际主流，另一方面又怕丢失自我。而随着自身政经实力的壮大，又特别想凸显文化独立，虽然打造和彰显所谓民族文化的元素和工具，都不乏外来因素和手段，就像没有全球化的兴起就没有国际原教旨主义的风生水起一样。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想起这一点每每令人伤感，但是每一次重温那些盛宴的生成和高光时刻，也总是让人心生慰藉。文化共同体的创生总是伴随着一场持久的文化盛宴，而这样的盛宴也总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勃发和经济上行的历程，与此同时，从精英到大众的心态也普遍包容开放，喜欢趋新，喜欢追捧时尚和异域的文化风情。这种普天同庆四海一家的感觉，屡屡被人们回味，也让人们凭借这样的回忆和文化资产，一次次撑过彼此攻讦乃至干戈相向的文化冰河期。不消说这样的文化冰河期一般都伴随着经济下行期，因为富贵多生宽容之心，而蹇促则多产鄙吝之辈。

然而，发生过的必定会成为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等到合适的时机会再度被征用。欧洲文化共同体在“二战”后的复兴及发扬光大，以及人们对“老上海”的商业利用，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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