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亚”？

5月19日，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亚五国元首在西安共同种下六棵石榴树。

没人知道中亚到底有多少棵石榴树。苏联解体时的统计称有300万棵，但这没有算上城镇街头、大小公园及私家小院里随处可见的那些。不同民族和信仰的人，用石榴花瓣做染料，用石榴叶代茶，用石榴种子制备醋和药物。乌兹别克斯坦现存的石榴古树，就这样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中生长了300多年。千年来，源自中亚的石榴及石榴纹样出现在从中国到欧洲的广袤土地上，显示出商旅在此经过，文明在此交融，帝国在此博弈。

从石榴的历史中，中亚为何是“理解全球历史进程的中心”，已经一定程度上能找到答案。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作为“文明驿站”的中亚带来了什么，又带去了什么。较少被回答的问题是：中亚到底是什么？中亚的先民如何来到这片石榴花盛开的土地，如何被这片土地塑造，又如何形成“中亚”的自我认知？

草原，动物，丝绸，人

故事要从史前讲起。土库曼斯坦遍布恐龙脚印的“恐龙高原”，展现出侏罗纪时期这里如何丰沃与充满生机。哈萨克斯坦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证明人类先民在百万年前迁徙到这里。这是欧亚大陆“人类文明链条”中的一环。选择在此定居的人和广袤大陆上的其他同胞没什么区别，四处打猎、捕鱼。但很快，他们注意到了无所不在的马。

中亚古语说：“马是人的翅膀。”它能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能在雪中刨食度过寒冷的冬天。在额尔齐斯河沿岸的山谷中，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科学和教育部考古研究所所长拜塔纳耶夫和同事们发现了四千年前祖先驯化马匹的证据：那时人们还穴居于半地下的小窝，小窝旁就是马厩，一些聚居点遗址周边发现的动物骨头超过90％都属于马。

接着，早期部落开始成形，先进部落的优胜原因，一是他们将驯化的对象从马扩展到牛；二是他们学会了使用金属，改良了辔头，开始熟练驾驭马匹。他们成为征服者，在中国早期史籍中拥有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丝绸之路的雏形也由此诞生。拜塔纳耶夫认为，说中亚文明是游牧文化“是不准确的，不如说这是草原文明——既包括游牧，也包括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的交流”。从中国北方到西欧多瑙河畔，欧亚陆地上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山地、丘陵和荒漠，但没有印度河谷与川藏山区那样的绝壁深渊，不会彻底阻断步行及骑行。在古代世界，这就是天然走廊。

可以确定的是，在史前，原始样态的交易就已经在这样的走廊上开始。最初，绿洲和草原边缘的定居点成为游牧部落交换牲畜、物产和手工艺品的中心。之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卡拉苏克人的金属饰品，从中亚一路流传到伏尔加河畔和中国河南。在此前后传入中原的，还有驯化牛与驯化马。

欧亚草原出产最上等的马、牛、羊，成为古代世界的共识。到14世纪，在马可波罗笔下，这里仍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场，瘦的野兽十天就能长胖”。中国丝绸成为购买“汗血宝马”的硬通货。随着贸易繁盛，另一种动物成为马牛羊之外的新主角：能负重200公斤的骆驼。

“缫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最终都化为中原帝国战士的坐骑。中亚牧民和粟特商队则将丝绸再交易给更西方的民族。这场交易从公元前持续到16世纪，“不仅是商品推广，也是文化、习俗和传统的融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研究大学纳塔利娅·卡里莫娃指出，这让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诸多国家，结合成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

中亚并不是文明过境的“驿站”，而是知识再创造的舞台。美国学者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的研究显示，欧洲文明引以为傲的中世纪科学论证方法，以及大学制度，均源自中亚伊斯兰学者的逻辑推理与学院传统。这其中，最主要的贡献者是被西方视为通才的伊本·西那（ibn-Sīna，又称Avicenna）。

少有人提到的是，伊本·西那在著作中多么频繁地讲述相伴他游走于中亚各地的马和骆驼。他在医学著作中强调骆驼奶和骆驼尿的药用价值；用马和人的温度不同作为例子，指出药物试验最终必须经过人体。他那些诱发西方现代科学方法论萌芽的论述，大多是关于马和骆驼的譬喻。

伊本·西那说：“命运之神像盲骆驼一样四处践踏。”他用“马性”的论证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对物质属性的理解：你有一匹马，以及使这匹马成为一匹马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普遍的“马性”。但这种“普遍”并不包含在马性的定义中，而是依附于马性才能存在……往前追溯，人们发现这些思想源于更早的中亚哲人关于“上帝能不能把人变成马”的辩论，以及在丝路上流传的盲骆驼故事。

富饶的走兽资源为中亚带来的不只是财富和文明。1218年春，一支拥有500多头骆驼的商队从蒙古前往花剌子模，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被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的亲戚兼地方长官屠戮。一名骆驼夫侥幸生还，为成吉思汗带去了征伐中亚的理由。

后世对这场战争的记录充满草原文明的特征。摩诃末在撒马尔罕城头形容蒙古骑兵大军“只要每个人扔下自己的鞭子，就能填平我们的城壕”。战争以成吉思汗继续向西征服世界而告终。攻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布哈拉后，成吉思汗给予花剌子模精英群体最严重的侮辱：将藏经箱当马槽，让教长、学者替蒙古人看马。

从7世纪阿拉伯帝国向中亚扩张，到1920年苏联红军攻破布哈拉汗国最后的防线，“外来者”骑着宝马和骆驼一次次进入中亚。15世纪开始，分布于今塔吉克斯坦一带的诺盖部落，开始为西边的大公国定期供应军马。19世纪，这些军马成为沙俄帝国征服中亚的工具，又引起占据南亚的英国人注意，“中亚大博弈”揭幕，远离海洋的中亚就此被卷入发现新大陆后的帝国之争中……

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高速公路边，半游牧的当地人将马驹拴在道旁，向路过的游客出售马奶酒。骑兵席卷黄沙而来的景象不再，驼队出没于城镇和乡村，不是满载金银珠宝或军事物资，而是带着结亲的彩礼或日用品。马、牛、羊、骆驼被人们合称为“t？？rt tülük”，意指财富。在吉尔吉斯斯坦，长辈们会在婚礼上祝福年轻人“祝你前面有很多孩子在跑，后面有很多牛跟着”！

能证明中亚古代与当代联结的，除了活生生的牲畜，还有精神图腾中的走兽。从原始宗教时期开始，中亚居民就相信动物有灵魂、有感情，不应受到虐待。后来，拜火教随着粟特商队传入中亚，当地文物中开始出现带着翅膀的骆驼纹样，甚至导致中国出现西方有飞翔骆驼的传闻。当代研究认为，这更可能是当地人将拜火教的带翅神兽格里芬和心爱的骆驼融为一体，形成了骆驼形格里芬。

如今，哈萨克斯坦人依然将马视为“第二生命”与“最圣洁的动物”。搬迁牧场时，其他动物需要通过火堆以“净化”，马则无须经历此仪式。把马送给别人时，主人要从马身上剪下一缕毛留下；卖马时，要把鞭子、笼头和缰绳留下。在撒马尔罕安葬草原帝国统治者帖木儿的古尔-埃米尔陵中，还有一根挂着马尾巴的长杆。“在其他穆斯林地区，你看不到这些东西。”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中亚研究荣休教授丹尼尔·沃写道。

自我认同之路

先民的文化图腾，和壮硕的走兽、甜美的石榴一样留存至今。但更多的文化印记已经消失于不同文明和信仰的反复冲击中。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记者联系的每一位本地文化历史学者，都选择用俄语解答问题，有的还发来自己“刚刚提交”的俄语论文。虽然政府复兴“民族语言”已有三十年，但对中亚各国知识分子来说，俄语仍是最方便实用的区际交流工具。

俄语能否算中亚本地的“民族语言”，是一个暧昧而敏感的问题。中亚五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很难对这里的“原住民”下定义。现代研究认为，哈萨克人的血液中，可能流淌着塞种、乌孙、匈奴、康里、可萨、突厥、葛逻禄、阿兰、钦察、克烈、杜拉特、札剌亦儿等诸多草原部落的基因。

这包括了在欧亚草原流浪的斯基泰人，随成吉思汗征伐的蒙古铁骑，阿拉伯战士；但并不包括沙俄时期移民的俄罗斯农户，以及二战期间内迁定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工人。不过，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加强哈萨克语的作用不应“侵犯俄语”，因为处理不当将导致族群冲突等“无法弥补的后果”。

回望五百年，在艾里西尔·纳瓦依的时代，“民族语言”另有一种定义。这位生长于阿拉伯统治时期的伟大诗人相信，自己的母语察合台语，比阿拉伯精英们使用的波斯语更丰富、更精确。他和后继者由此创造出煊赫一时的察合台文学。

察合台语实质上是中亚流行的突厥语言的一种。由于该地区早期的语言文字资料并不完整，迄今为止，6世纪以前的中亚史仍多依赖于周边文明的记载。人们所知的是，在此之后，被广泛使用的语言是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各种突厥语言。这正反映了中亚历史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两者在19世纪的“俄罗斯化”开始之前，以汗国和部落的形式林立于这片土地上，相互交织又相互碰撞，等待一个新的外来者推动“中亚”主体性的构建。

沙俄帝国和它的欧洲竞争者们开始关注东方草原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大体不外乎资源掠夺、地缘扩张和帝国的征服野心。而“中亚”，只是欧洲殖民者关注到这片土地后发明的一系列概念中的一个。1829年，当时并不十分出名的德国学者亚历山大·洪堡和许多同时代的探险家一样完成了一次中亚之旅，随后于1843年提出中亚（Central Asia）的概念，但并未界定其准确的边界。几乎同期，另一位探险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而英国和俄罗斯的东方学者开始为中亚和内亚（Inner Asia，内陆亚洲）概念的异同与范围争讼不休。

对中亚居民而言，这些概念都不包括“人”。当沙俄于19世纪末明确中亚扩张政策后，圣彼得堡的贵族军官们认为自己将去“开垦无主地”。事实上，所有的草原、绿洲早已归属不同的部落，他们或在夏季驱赶牛羊到此，或会在冬天回来过冬。这里并不适用现代边界与固定城镇的概念，但枪炮强行推广了“国际规则”。

到20世纪初，除了两个命悬一线的“保护国”之外，中亚各地都成为沙俄的行省，居民被视为帝国的臣民而非公民。并非没有反抗，1916年的大规模叛乱造成至少15万人死亡。但反抗者要么将自己视为泛伊斯兰运动的一部分，要么自我归入泛突厥主义，要么干脆是为部落领地而战。

少数知识分子试图引入更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并推动“地区自治”，但没有得到热情响应：根据东方学家们的建议，沙俄统治者没有在中亚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革，98％的成年居民依然不识字，也就没有革命基础。部落依然游牧，只是他们被许可游牧的范围越来越小。1916年起义后，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库罗帕特金发布法令，“只要有俄国人流血的土地，全部没收”，来自西方的新移民开荒种地，吉尔吉斯人“几乎被赶到山里”。1917年到1920年的动荡岁月，一些地区超过四分之一的本地人死于战争、疫病与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