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隐于迷雾中的王朝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经过近3个月长途跋涉，周军与盟军的先头部队终于抵达了殷都南郊的牧野，这是商王朝的核心区——王室畜养牛羊的广阔草原，地形平坦，简直是一片天赐的大战场地。在这个多雨的残冬，纣王面临的已经是一个死局，尽管他的军队总数有70万人，十数倍于周人，“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但他的军队却毫无斗志，像豆腐一样被周军切开，甚至很多人并没有进行抵抗，而是直接调转戈矛，杀向纣王中军。

在目睹了军队的崩溃后，纣王逃回朝歌，登上据传“其大三里，高千尺”的鹿台，遍身覆盖宝玉，点火自焚，按照商人的宗教理念，这是一场最高级的献祭，将自己献给了祖先。

不过几个小时，当淡淡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向牧野战场上的纵横尸骸，在古人视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岁星（木星）刚刚没去身影的甲子日早晨，统治近600年、历经17代31位君主的商王朝就此终结，隐入历史。在之后3000多年的岁月风沙里，历史成为传说，传说又变为神话，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学家董作宾在安阳西北面的小屯村殷墟遗址挖下中国科学考古的第一铲土，商王朝才又从传说中现身，成为信史。

一世纪过去了，几代考古人躬身田野，钩沉索隐，接力追逐那个扑朔迷离的王朝背影。但未解之谜依然众多。何为大邑商？突然出现的马车来自哪里？如今发现的殷墟王陵葬的都是谁？最后一任君主帝辛为什么丢掉了商？他们想要拨开迷雾寻找谜底，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在殷墟工作已经超过20年，他曾感慨：“关于殷墟，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要多。”

“大邑商”由来之谜

“仔细看，这边原来应该是一个坑，它的填土颜色更深，和从未被扰动过的生土颜色不一样。”4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殷墟王陵遗址里一片宁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迪在遗址东南部新发现的围沟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用肉眼分辨考古现场裸露的土层。“土里找土”，这就是考古人的日常，也是基本功。围沟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队员们正拿着手铲在探方里一点点刮拭泥土，已经清理出来的土，还要由技工过筛，“怕万一里面还有遗漏的东西。”王迪解释说。

2021年8月开始的商王陵及周边区域考古勘探，新探出祭祀坑460座以上，发现了大墓周围的东、西两道围沟，它们已经被确定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起界定与护卫墓园作用的干沟，通常只有王陵才有）。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商王陵为核心的洹河北岸，是整个殷墟“大邑商”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以“大邑商”？这是个考古界争论了数十年的谜题。甲骨文里，这三个字多次出现：“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它们的指向被认为是确切的地点范围，有时是王畿地区，即商王王族直接管辖控制的统治区，有时确指殷都都城。但在后世周人的文献里，“大邑商”又泛指商王朝，例如最早记录“中国”二字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明确提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还只是学术界主流的观点，“非主流”的看法和解释就更多了，目前对“大邑商”的理解，还无法形成一个确指的含义，它可以代表商王朝政权，也可以代表整个王权的统辖区域，或者表示政治中心。站在考古的角度上，即便“大邑商”仅仅指都城也就是殷墟，对它当时真实的环境面貌、聚落布局、社会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生产生活模式……学者们也还在探索之中。

1928年开始的第一阶段殷墟挖掘，主要集中在宫殿区和王陵区。1950年以后，考古队又在宫殿区和王陵区周边发现了一些贵族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以及城市道路水系。近些年，在传统认知的洹北商城、殷墟区域之外，又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

2016年，在距殷墟宫殿区直线距离10公里处，新发现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辛店遗址。一个以“戈”为名的古老氏族在这里生活，主要从事青铜铸造，死后也埋葬于此。2021年，又发现陶家营遗址，位于洹北商城以北约4公里，面积近20万平方米。陶家营、辛店等遗址如同不同等级的“卫星城”拱卫着殷墟，它们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这个包含着众多“卫星城”的更大范围的殷墟，兴许才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大邑商”。

但谜团仍然太多。

比如辛店遗址这样规模的二级聚落在传统殷墟的外围还有多少？加上三级聚落的中小型遗址，其分布的数量与密度如何？这些不同规模的聚落内结构如何，是单一的族邑聚落，还是一些学者猜测的“工、居、葬合一”模式？况且直到今天，殷墟还没有像其他都城那样发现城墙，殷墟36平方公里的范围，仍然只是保守的估计。“我们找不到城墙。”何毓灵说，“或者当时就没有城墙，那么‘大邑商’就给了我们一个研究边界无限开放的状态。”

如果再向源头追问一步，不要说“大邑商”，何以为“商”？都还存在诸多分歧。近4000年前，灭夏建国的成汤，必须给他的新国家一个国名。结果，他选择了“商”。为什么是商？这也是几代学人不断追问的问题。

几年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在身患重病缠绵病榻之际，向曾经担任过殷墟考古队长的唐际根提了一个问题：“商王朝为什么叫商？为什么又叫殷商？”

后世的人们，因为商人擅长做交换、买卖，将商人之意嬗变为生意人，但这远非商之本义。曾有一些文字学者从甲骨文商字的字形中寻求商字的本义，认为“商”字像3000多年前的某种器物，如璋、如鬶、如斝、如铙、如尊，有人说“商”字上部是鸟冠，下部是“丙”形的台座，也有人说“商”字上部是一把倒置的钺，下部是台座……

还有一批历史学者通过回溯“商”字在古代文献中的语境和用法考察商字——在古代文献中，商字虽有多种用法，但主要用作王朝、星宿、地名。例如《左传》昭公元年和襄公九年，均明言商是星宿，称其为“商星”或“大火”。《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其为地名：“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因此，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写道：“商之国号，本于地名。”现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也支持商为地名的观点，认为“商”在今商丘。

依据古文献记载、甲骨文造字法则以及在殷墟30年的考古发现，唐际根有自己的想法。在2022年3月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首次发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的本义为击磬之声，象征着严肃的宗庙之音。在那个人们普遍笃信天命、祭祀是人们频繁日常行为的时代，商字无疑是音声意蕴最好的文字之一。

由于成汤开国时采用了这个字，使它逐渐变成国家名。后来，商朝人顺便将他们的都邑浸染上神圣色彩，称之为“大邑商”“天邑商”。至于后来将商王朝以殷或殷商称之，唐际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成汤建国到纣王失国，商王朝始终是商王朝。在西周初年周武王时期，也依然以商称前朝，著名的利簋、何尊等青铜器铭文中均有记载。大体周公辅成王期间，逐渐从‘商’过渡到‘殷’，并且越来越习惯以‘殷’称‘商’。殷的本义是持物治病，后来周人利用殷字本义的负面含义，将前朝称为殷而不是商，多少带有对前朝的否定和蔑视。”唐际根认为，击磬之声是商的初义，当年成汤以“商”号国，应该只是选取了该字，而究竟“商”字是何时被创造出来，仍然还需要研究。

商的“残暴”之谜

走在殷墟博物馆摆满精美青铜器的展廊里，有两件铜甗（yǎn）让人无法不驻足，作为三千年前用来蒸煮东西的器皿，它们本身并不精致华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两件铜甗中装有人类头骨。

其中一个是1999年发现的。那时唐际根领导的安阳殷墟考古队在一座大墓葬发现一件青铜甗，里面居然装有一颗人头。见到这个甗，他隐隐感觉似曾相识。唐际根想起，1984年考古人在发掘王陵区的祭祀坑时，也发现过一件装有人头骨的铜甗。当年，由于是孤例，学者们没有在意，觉得可能是在祭祀时某颗人殉的头颅不小心掉进去的。把它搬回考古队后当成个案处理，没再进行更多研究。时隔十几年，再次看到这一现象，考古队把文物清理好后，与1984年出土的那件甗放到了一起。面对这两件青铜器，他们意识到，这绝不是偶然，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后来，这两件青铜甗成为有关殷商“人牲”文物中，最知名的代表，它们展现了青铜文明时代的另一幅图景——我们的祖先对于生命的理解阐释和今天有天壤之别。这些文物与时空变化中被人们复杂情绪包裹而创造出的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以现代人的眼光看，难免对商王朝生出残暴、悚然的印象。

在唐际根看来，这段以人、畜作为牺牲祭祀祖先的历史确实存在过。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史中，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商人信鬼神，他们的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以鬼神为中心，以“天命观”决定一切。“杀人祭祀，一方面是献祭给鬼神、祖先，以求保佑，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姿态，表达自己的权力来自祖先和上天，通过祭祀体现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唐际根说。

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商代明显的政治特征就是神权与王权合一，也就是祭政合一，商王自己既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群巫之长。史学家徐旭生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就写过，商民族仍属宗教集团，商王实质上乃一宗教主。对宗教祭祀的垄断，是商王维护其政治权力的主要手段。

这并非中国上古时期的独特现象，而是全世界文明发展中多数民族都经历过的阶段。在中美洲，以人祭祀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很多地区的文化包括玛雅和阿兹特克人，都认为，“人牲”能滋养神灵，没有它，太阳将会停止升起，世界也将走向末路。“所有前现代社会都提供某种形式的供奉。”研究活人祭祀的杜兰大学生物考古学家约翰-维拉诺说，“在很多社会，最有价值的贡品是人的生命。”

早期的人类世界与众神息息相关，人牲血祭是对神灵最大的虔敬，他们用生命索取众神的恩赐。但是，即便这是文明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整个商王朝也并非每一代君王都热衷使用“人牲”何毓灵感慨，商朝统治500多年间祭祀发生的变化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