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乐观主义者比尔·盖茨

作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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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图/受访者提供

比尔·盖茨身穿博士服,走上讲台。5月的第二个周末,他在领取北亚利桑那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后,为毕业生作了演讲,并给出5条人生建议。这是这位世界前首富自2008年离开微软,转变为一个全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员工后,常常出现的形象——一位倡导者。

这不意味着他从科技界退休了。辞去微软的全职行政职务,他似乎拥有了更宽的视角去参与更多元的领域。与被外界视为和他年轻时代最相似的科技大佬马斯克不同,盖茨的目光不在太空,他曾开玩笑说:“比起去火星,地球上有些事情更紧迫。”相对于仰望星空,他更乐于关注脚下,行为模式来自于他从未更改的思维方式——依据事实做决策,而不是感性。这使他成为一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他始终对科技改变生命的潜能抱持极大的热忱,例如认为人工智能是如同微处理器、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一样,具有根本意义的科技进展。但在认为AI将改变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的同时,他也指出,很好的管理和应用是保证AI利大于弊的前提。几年前,在网飞拍摄的纪录片中,比尔·盖茨曾说,尽最大可能保持客观,每次遇到挫折,他的应对方式也是“退后一步,(看清事实)让自己更加客观”。

也许因为高度聚焦事实以及由此分析得来的数据,使得比尔·盖茨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他在2015年就提到“人类将会面对大流行病”,在90年代还少有科技公司在中国做基础研究时,盖茨就主导在中国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而后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为IT行业培养了众多科技人才,也反过来让微软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行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新力。近些年,已经将工作重心转移至慈善行业的盖茨频繁造访中国,他认为对于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具有独特的专长与鲜活的经验。

有创新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盖茨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19年,那年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盖茨基金会结核病防治合作项目十周年。自从20多年前盖茨着手成立基金会,他最聚焦的就是全球健康,因为他认为这个领域存在着诸多最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但却是可以解决的。

有待攻克的疾病众多,盖茨没选更受关注的癌症,原因很简单,由于市场回报率高,为癌症研发药物和治疗手段的公司已经足够多。既然是慈善,他把目光投向没有充分市场激励又缺乏足够政府资金支持的疾病,特别是那些影响穷人最甚的传染性疾病。当然,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要求这类项目有足够高的投入产出比,这个产出不是指金钱,而是意味着同样的资金可以拯救的生命更多。为此,盖茨基金会的很多赠款是用于提高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效果测量工作。例如,作为资助方之一,基金会支持华盛顿大学设立了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HME),对全球范围内各类疾病造成的伤害、死亡、经济负担进行研究,提供参考数据。

他较早瞄准的目标之一是腹泻,故事的开端具有一点偶然性。1997年的一个清晨,盖茨和梅琳达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题为《在第三世界国家,饮水仍然是致命的》,报道中说,很多非洲贫困国家水源被严重污染,导致腹泻广泛传播,那里每年有310万孩子被腹泻夺去生命。那时的盖茨初为人父,得知如此多的孩子因此而丧命,是他无法接受和想象的一件事:“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我从没见过谁的孩子死于腹泻。”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腹泻只是到药房拿点药便可以解决的小毛病。

1990年代,大部分慈善机构都致力于向非洲提供清洁水源。“是的,水源当然应该干净。”盖茨说:“但如果孩子们在有排泄物的污水中玩耍,他们还是会得上腹泻。”由于缺乏污水处理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截至2017年全球仍有6.73亿人露天排便,90年代这个数字超过13亿人。他们将积累的排泄物倒进河沟或水塘中,然后从其中取水饮用。

污水处理主要在厕所和下水系统两个环节,一些国家的政府由于财政紧张根本无力负担为贫民窟修建完善的下水系统,如果要通过这类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没有数百亿美元的投入难以见效,同时这类系统还需要配套的能源与水源,当地生态都无力负担。如果能在源头净化粪便等污染物,也就等于在源头掐灭了腹泻等疾病的传播可能。由此,盖茨带着团队开始了一项“新世代厕所计划”——为低收入国家重新设计厕所系统。

为吸引优秀工程师关注这个项目,2011年盖茨投入近700万美元举办了一场“厕所创新大赛”。参赛者需要设计一个无需电力,供水,化粪池即可长久运转,自我净化排泄物的厕所,并且每人每天的使用成本不超过5美分(约合0.35元人民币)。很快,各种用太阳能,微生物,化学能等处理粪便的脑洞大开的解决方案接踵而至。一些方案不仅能对排泄物进行处理,还能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例如电力、生产化肥用的灰分和少量蒸馏水。

2018年,盖茨从中挑选了20个创新厕所设计,在北京举办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上展出。也正是在那次博览会上,盖茨承认,挑战过去了7年,新型厕所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有些新世代厕所的造价需要1万美元,便宜的也在1千美元以上,因此盖茨决定追加2亿美元投入,进一步寻找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如今,又是五年过去了,盖茨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距离实现最终目标依然遥远。这使得针对盖茨“新世代厕所计划”的批评声从未停止,环境工程师杰森·凯斯就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盖茨的尝试“不切实际”,是一场“用大量花哨的概念、天价预算,由精英工程师们在远离客户数千英里的地方搞的最新技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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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比尔·盖茨在北京召开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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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3日,尼日尔多索地区Tchara村,38岁的母亲Maimouna Zakari抱着的16个月大的孩子,在疫苗接种员Issoufou Djibo的帮助下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Biopolio B1/3。本版图/受访者提供

盖茨基金会在给《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复中说,未解决的问题无论对盖茨本人还是基金会,从来不是忌讳,而是每天都在讨论且寻求解决方案。目前基金会正在全球寻找合适的商业伙伴和市场,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优势。中国正在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迅速发展的高铁等都是“新世代厕所计划”的潜在市场机会,一旦有了市场,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成本就可能在市场激励下大幅度降低。

盖茨投入大量精力想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预防骨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在中国,预防骨髓灰质炎疫苗早已普及,婴儿从出生两个月开始就会服用减毒疫苗。

盖茨希望通过普及脊灰疫苗的接种来彻底消灭这种疾病。在尼日利亚,为了找到疫苗的“漏网之鱼”,基金会团队利用高解析度卫星图像和算法,绘出了当地脊髓灰质炎分布的真实地图,但当地的宗教领袖们认为疫苗是西方国家的阴谋,会使儿童绝育。为了消除偏见,2010年,盖茨自己深入尼日利亚腹地,和各地区宗教领袖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想法,回答他们的问题。盖茨拜访几小时后,当地领袖终于同意协助疫苗接种的工作。

从2008年到2010年,尼日利亚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儿童人数从798例锐减到21例。但是同年9月,新一轮恐怖主义浪潮席卷尼日利亚,路边的炸弹炸死了进行疫苗接种的医务工作者,保护医务工作者的警官中枪身亡,行动再度陷入困境。

2013年,盖茨基金会发起“终结脊髓灰质炎”行动,宣布与机构联合体一起投入近60亿美元,在六年内根除脊髓灰质炎病毒。2018年,世界上脊髓灰质炎全球病例人数已经降到了33例,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诸多国家终于得到了世卫组织的无脊灰认证,脊灰病例只存在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然而,就在距胜利仅剩“最后一公里”时,次年,病例的数字和范围又增加了,随后新冠疫情的暴发亦迫使很多地区疫苗注射和疾病监控的暂停,对根除脊灰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太难了。”在一次采访中,盖茨感慨,“这项事业比想象的更有挑战性。”即便这样,他仍然坚信创新与合作的力量。盖茨基金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盖茨一直密切参与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区域和国家层面上。2022年,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将增资12亿美元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用于终结全球范围内的所有类型的脊髓灰质炎。盖茨表示,“消灭脊灰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彻底消灭脊灰,确保任何人都不再因脊灰而瘫痪。”

创新狂人

盖茨对科技创新的笃信和乐观并非没有道理,回顾他的壮年、青年甚至少年时期,他一直在寻求如何利用创新来解决难题。

1955年10月,盖茨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个中产家庭。那时的美国,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实力骤然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和单位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最前沿的科技产品——计算机,不过那些机器不仅体型臃肿,操作也非常麻烦,要么需要不停地扳动一行行开关,要么需要人们把一串串简单的指令翻译成繁琐又冗长的机器代码,通过纸带传送给机器。

1968年,盖茨就读的私立学校湖滨中学做出了一个超前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了盖茨的一生——为了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湖滨中学斥资租用了一台计算机,这所学校成了当时美国最先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学校。

其实,湖滨中学没有正式的计算机课程,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小组,他们吃力地硬啃通用电气公司有关BASIC的基础指南,盖茨就是其中之一,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机房。在湖滨中学,盖茨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计算机迷住的小伙子,还有一些人也经常往机房跑,这些人中,有一个比盖茨高两年级、叫保罗·艾伦的学生让盖茨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一起钻研编程。后来盖茨回忆:“当时我变成了一个计算机迷,日夜都想着计算机相关的事。”

盖茨和艾伦编写的程序很快就有了实用价值,湖畔中学邀请他们帮忙,为学校编写课程安排程序。1973年,盖茨和艾伦曾尝试开发一款程序,以实现用机器读取和自动分析来取代繁琐的人工分析交通流量数据的过程,并就此争取过市政府交通部门的合同。所有这些都为两人未来的创业埋下了种子。一个高中还没毕业,一个刚迈进大学,他们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电脑程序员,有的公司在遇到电脑程序问题时都会想起,“有两个叫盖茨和艾伦的人。”等把他们叫来谈合作,才惊呼,“等等,这不是两个孩子嘛!”

盖茨坚信未来会是计算机的天下,甚至萌生退学专心研究计算机的想法,但在父母的要求下,他还是完成高中学业,考入了美国顶级学府哈佛大学,学习应用数学专业。他开始翘课,整日整夜沉迷于计算机中心,每天都到天快亮才回宿舍睡觉。但尽管如此,他仍保持着不错的考试成绩。

1974年12月的一天,艾伦兴奋地冲进盖茨的宿舍,递给他一本《大众电子》杂志,看到杂志的内容后,盖茨立刻振奋了。杂志上是一条改变世界的消息——后来被誉为PC之父的爱德华·罗伯茨研究出了第一台迷你个人计算机Altair8800,只是这台计算机还缺少可以让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不久之后,他们就给爱德华所在的MITS公司打了一通电话,说已经编写出了程序。对方很感兴趣,却不知电话那头的两个年轻人压根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情。几十年后,艾伦在回忆录里说:“如果我们当时没那么年轻,或者更明白事理,我和比尔也许就放弃眼前的这个挑战了。但是,那时我们太年轻,血气方刚的我们竟然坚信能够完成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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