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的“高价研学团”：教育还是生意？

2023年高考的两天前，一大早，北京南站已经挤满了一波又一波出省研学的学生团。短短一个小时，来自五所中小学的几百人相继踏上了去往上海、黄山等地的列车。

“现在是暑假前的研学小高峰，很多学校被选为考场，不能上课，正好外出研学。”北京微创博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王虎纹在车站人群中穿行，前后协调两所学校的研学团整队进站。加上暑期业务，他承接的去上海的研学团就有28个，“仅北京就有至少500家企业在做研学”。

不久后，从外地赶来北京的研学团也将如潮水般涌入北京。“整个暑期，除门头沟等郊区，北京市区酒店几乎订不到整段时间的批量客房，酒店反馈说，都被研学团包了。”一家创立十余年的教育机构顾问严初吐槽说。

“清北校园游”是暑期最热门的产品之一。北京研学旅行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苏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接到的咨询电话中，超过一半提出要去清华、北大校园参观。苏昱观察到，从二十多年前首次面世至今，“高校游”产品并没有太多改变，且同质化问题严重。一些机构只是将京外孩子带进学校逛一圈、拍拍照、再到食堂吃顿饭。

疫情之后，“高校游”变得更困难了，但依然挡不住各显神通的研学团。大多数高校限制校外人员进入，以清华北大为例，目前只接受校友等特殊人群入校参观，还需要提前预约，凭身份证进入。“组织者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将孩子送进校园，为了不被发现，不能打旗帜、不让穿统一服装，化整为零地、三个五个地往里混，孩子高高兴兴转一圈，能学到什么？”苏昱坦言，组织者把重点放在了建立渠道上，而不是内容设计。

在学校推动和家长追捧下，研学市场近年来急速膨胀，但行业乱象丛生。《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告2021》总结为课程化、经费、人才、安全等几个行业痛点。最显著的表现是“游而不学、价高质低”，而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或安全隐患等相对隐性的问题，消费者又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

“双减”政策出台后，原来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的家长纷纷将目光投向研学，但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大部分家长其实并不能清楚认知“研学旅行”的概念。研学的钱到底花得值不值？游走在教育和市场中间地带的研学团，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定价？在不少受访者看来，“高价研学团”的变异，让研学变味了。

“我把学校当花园，学校把我当猪宰”

今年4月中旬，一位网名“孙空空”的佛山家长就孩子所在学校的研学“乱象”连发12问，两条视频在网站哔哩哔哩的播放量近千万，引发广泛关注。

他女儿就读的私立学校组织小学生到香港“微留学”，活动5天，收费5980元，远高于行程的实际采购价。而“研学”内容及行程极尽模糊，只笼统地提及了“香港领袖训练课程”“香港学校参访交流课程”“香港科技课程”，其中最明确的“研学”地点竟是香港迪士尼乐园。此外，孙空空还提出了协议书是否存在霸王条款、如何保障学生安全、收费账号为个人号等问题。

“参加这次活动真的是自愿？还是打着自愿的名义做强迫的事？不去参加此次活动的学生会不会被特殊对待？”“学校选择的这个承接活动的公司有经过调查吗？这个可能涉及193万多的大额项目，同时也涉及到这么多学生安全的活动，必然是要选择大型的有经验的公司，这其中就涉及招标，那么学校有这么做吗？”家长“孙空空”在视频中愤怒指责，“我把学校当花园，学校把我当猪宰。”

经过面谈，校方回复了孙空空提出的疑问，并取消了研学旅行活动。“我不再对游学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孙空空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研学是教委提出的硬性要求，学校、老师、家长都没有选择权。”

研学旅行确实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之一。2016年11月，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意见正式发布。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要求，把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有机融合。

“在此之前，很多机构已经对研学进行过自下而上的探索，而2016年之后，研学旅行变为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推动和建设，允许学生在学期中出游，将研学纳入必修课，给教育系统和产业都带来巨大改变。”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所副研究员、《中国旅行服务业发展报告》主编张杨分析说。

不过，《意见》也强调：要精心设计研学旅行活动课程，做到立意高远、目的明确、活动生动、学习有效，避免“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

郑菲的儿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去海洋馆看鲸鱼生长过程，参观定远舰进行思想教育。看孩子玩得开心、平安回家，郑菲也愿意尝试更多研学产品。和郑菲观念相同的家长不在少数，只要孩子玩得开心、安全，就有复购的可能。

“研学本身是有意义的，但不排除一些机构拿捏住家长‘但求孩子平安开心’的心理，推出的研学旅行只是披着‘研学’外衣的旅游。产品上量后，品控可能降得更低。”上述创立十余年的教育机构顾问严初举例说，对一线城市的孩子来说，带出去放个烟花、点个炮仗、晚上捉两只虫子，就能玩得很高兴，然后包装成“自然实践”。“问题是，这叫研学吗？”

2021年2月份，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研学旅行管理的通知》时就曾指出，不得以组织研学旅行为名开展变相旅游，确保学生“游有所研”“旅有所学”，避免“只旅不学”。

当家长发现机构“打着学习名号带孩子出去玩”之后，自然会提出“价格比纯旅行贵得多”的质疑。

“研学也是目前教育口极少数可以向家长收费的项目之一。”严初坦言，北京地区的补贴力度是每名学生每年100元人头费，但各地政策不同，很多省份没有这笔补助，费用全由家长出，有的学校一年研学四次，寒暑假、春秋游，每名学生一年的研学投入就两三万元，“很多家长都快崩溃了”。

辽宁博物馆工作人员耿雷在《城市中博物馆游学新现象的忧与思》一文中披露，博物馆游学虽然与海外游学项目数万元的收费标准相比较低，但实际也算收费不菲，为期一两日的博物馆游学起码收费一两千元，有些活动听两小时讲解就要收费四百元至六百元不等。中国大多数公立博物馆自2008年起免费开放，机构带人到博物馆参观学习几乎没有门票成本，却要向学生和家长收取大笔学费，称得上是“一本万利”。

而由于研学市场基本没有准入门槛，主办机构趋利而来，鱼龙混杂，水平良莠不齐。耿雷撰文举例，就博物馆研学而言，很多带队导师对文物一知半解，讲解漏洞百出，或是索性对着文物说明牌照本宣科，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语焉不详，左右言他。更恶劣的情况是，将陈列文物“张冠李戴”，把错误信息灌输给学生。还有一些机构干脆在展厅搞“探索与发现”，让学生拿着“任务卡”在场馆穿梭，自己找答案填空，不仅扰乱公共场所正常秩序，影响他人观展，还存在安全隐患。

难以防范的隐性问题

还有一些产品打出“到中科院学科学”“与科学家面对面”的宣传口号，实际上就是去中科院自动化所一间对外开放的餐厅吃个饭，或是去对外运营的中科院植物园游学。

更有甚者，还打出“跟着院士去旅行”的旗号。“愁得中科院天天打假”，北京微创博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CEO王虎纹举例说。

此外，市面上不乏“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研学产品，如“七日速成珠心算研学营”等。“家长也要提高警惕，摆正心态，对研学保持合理预期。”严初说，这类速成班，一方面拿准了家长盼子成龙的热切心理，另一方面，大多为培训机构的招生“奇招”。一些课外补习班在“双减”出台后招不到学生，就在名称上蹭“研学”流量，通过办伪研学活动为补习班引流，“就跟人工智能大火时，什么产品都要挂个AI标签一样。”

“研学就是这样一种不体验就无法探清虚实的非标产品。”众信旅游集团研学旅行指导师于会青说，研学项目的客户可笼统分为两类，“学校”大客户以走量为主，经过家长、学校、教委的层层审核，相对而言，在质量、价格、安全方面更有保障，而面向市场招收散客的项目，定价与品质则完全是市场行为。

相比于质量与价格问题，家长最为关心的是相对隐性的安全风险。“研学旅行回来后数名孩子高烧或呕吐腹泻；夏令营里遭遇猥亵、打骂虐待；孩子被夏令营武术教练摔成骨折……”近年来，研学旅行安全问题频频被曝光。

2021年8月5日，中国探险协会发布声明称，该协会组织的青少年腾格里沙漠探险项目发生意外，一位16岁的孩子意外身亡。探险项目组织者中国探险协会副秘书长蒋某，以及带领郑同学穿越沙漠的领队王某，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立案调查，阿拉善左旗人民检察院以二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今年3月22日，该案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未当庭宣判。

“责任判定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只能说再次给行业提了醒，各家尽量结合自身优势开发研学线路，对于新产品要反复讨论，宁可放弃，也不要冒进。”于会青表示。

2016年发布的《旅游行业标准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中，规定了“应至少为每个研学旅行团队配置一名安全员”，但安全员水平如何、能否把安全教育和防控工作落实到位，关键要看机构的执行力度。

于会青曾和团队策划过一次“翻越高黎贡”的徒步活动，考虑到如今中学生的体能水平，和学校反复商量后，将原定的“30多公里徒步”改为“往返16公里体验”，如果感到不舒服，随时撤回，队尾有老师和队医接应。活动当天有3名学生因高原反应半路退出，因提前做足预案，最终全员安全返回。

“能否保证孩子不脱离领队视线，是否具备及时处理紧急情况的预案，周边有哪些可调动的资源？”每次提前到现场踩点，于会青都会反复问自己这些问题。她目前所在机构的研学产品对年龄有明确要求，例如，8岁以下儿童不单飞、只做亲子游。“人命关天，宁可保守一些。”于会青说。

“当前许多对研学旅行乱象的认识，存在流于表面不够深入的情况。”2019年在北京举办的“研学旅行现状、挑战与未来”研讨会上，人民文旅智库理事长、首席研究员吴若山曾举例说，大家比较容易发现研学旅行中导游词不准的乱象，却不能发现背后缺少规范与质量监管的本质，比较容易指责旅行社出现的问题，却不能发现教育培训机构缺少保险等短板。

吴若山提醒，在起步阶段，有关部门和学者应该加强对研学旅行乱象本质的研究和质量监管。如果只抓表面乱象，而不抓住本质，那么等到“小苗头”“小问题”长大变胖时，相关治理的行政成本会很高。

面目模糊，谁来主动

回想2017年创建研学旅行服务公司之初，苏昱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进入学校。

“说白了，没人脉。”苏昱解释说，当时市场还不够规范，不同学校对研学的理解存在差异，如再夹杂校方负责人的个人喜好，往往就会造成混乱的竞标局面，最后选出的承办机构也不一定以课程产品取胜。

“类似的暗箱操作并非个别现象。”一位不愿具名的旅行社负责人回忆说，2018年夏天，朋友孩子参加了所在学校的研学旅行，到成都及周边五日游，路上往返占两天，每人收费三千多元，仅一个年级出团的毛利率就近百万元，利润率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明显不合常理。询问后才得知，该产品没有走招标流程，家长和学生没有备选。更反常的是，在研学手册上，组织该活动的文化公司用了极小的字号，不仔细看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宣传机会都不用，多半有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