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北营救之困

田小北又一次拨通了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电话，这是中国在缅甸曼德勒市设立的外交机构，电话那头并没有好消息。

自从1月以来，弟弟从缅北发回消息，说自己被骗到电诈公司从事诈骗，田小北一家就尝试了各种求助方式，给大使馆打电话几乎成为每天的必办事项。光是最近两个月，田小北一家联系中国驻缅大使馆、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外交部领事司的次数就不下80次。

外交部12308热线已经接到太多类似的电话。一段时间以来，外交部领事司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发布消息称，收到多通求助来电，反映家人被骗到缅甸从事电诈，被限制人身自由并遭勒索。

5月31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在内比都再次会见缅甸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梭突中将，就打击缅境内涉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进一步协调立场和行动。陈海表示，在推进相关行动的同时要解救被拐被骗被困人群。

今年以来，中国驻缅大使馆一共发布过两次与解救相关的消息。一次是在4月6日，中国驻缅大使馆营救出一名被诱骗偷渡至缅甸掸邦大其力的中国公民。一次是在5月15日，中国驻缅大使馆营救出多名被以“高薪聘请”为由诱骗至缅甸妙瓦迪地区的中国公民。

更多情况下，被困缅甸电诈公司的人员是通过“赔付”被解救出来的，也就是家属向公司支付几万至几十万元不等的款项，把人“赎”回来。

南方某地公安局民警张焱从2021年中常驻云南，负责滞留缅甸人员的劝返工作，他说，因为无法跨境执法，政府部门很多时候有心无力，因此赔付几乎是现在被困缅甸电诈公司人员回来的唯一方式，并且“花这个钱能回来，都是万幸”。

解救的阻碍

年初至今，田小北跑遍了广东梅州的镇、县、市三级公安局和派出所，把弟弟被骗到缅北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又一遍。田小北的父亲为了证实儿子被骗到缅北的经过，还专程向村委会写了求救信，在信中写明儿子的遭遇，附上儿子所在电诈公司的具体位置，得到了村委会确认情况属实的盖章。警方通知田小北一家情况已经上报，随后再没有新的进展。

田小北一家人开始求助于社交媒体。5月中旬，田小北弟媳在抖音上发了一条短视频，“孩子爸，今天是你（被）所谓同学骗去缅甸的第154天了”。

出乎意料，这条视频突然火了，播放量直冲1000万，点赞量超过7万。很快，外交部领事司发来私信，让中国曼德勒总领事馆主动联系田小北一家，并收集了田小北的资料。

田小北以为弟弟的解救有希望了。然而一个多月过去，还是没有等到好消息。

据张焱了解，近几年来，经中国驻缅大使馆解救回来的被困人员相对有限，“涉及到跨境执法，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云南财经大学副教授、云南澜湄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简琨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策略，因此我国在捍卫自己的司法主权的同时不会侵犯他国的司法主权，当确实需要在他国领域内执法时，需要通过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警务合作的方式开展。

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指的是国与国之间针对刑事案件办理的各环节开展的跨国执法合作。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需要两个大前提，第一必须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第二必须基于条约构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机制。

但是对于缅北地区，这两个前提都无法实现。

简琨益指出，对于第一个前提，缅北地区名义上是缅甸的主权范围，但是缅甸国内政局长期处于动乱当中，形成了当前缅北地区武装力量割据的局面，中央政府对这个区域的控制非常有限，这就使得即便我国与缅甸政府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与该区域的合作效果也会非常有限。对于第二个前提，缅北地区实际控制区域的武装力量法理上不是主权国家，我国不可能与之签订国与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协议，因此构建与缅北地区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也就丧失了基本条件。

“缅北地区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以上合作的开展受到很大阻碍，即便我国与缅甸政府展开刑事司法合作或者警务合作，但是面对缅甸中央政府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缅北地区，这种合作也很难具体落地。”简琨益解释说，国际司法合作制度受阻，我国警方的执法行为又不能跨越尊重他国主权的红线，于是打击此类涉及人口贩卖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就显得特别困难。

赔付赎人

尽管解救被困缅甸电诈园区人员困难重重，但据张焱初步统计，这两年通过他营救回国的人已有数千名，遍布全国除了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

张焱所说的方法是赔付，也就是花钱把人买回来，“我们能用的手段太少了。把钱给别人，把孩子带回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赔付得以成行的关键，是有靠谱的中间人。“我们不可能直接和诈骗公司联系，只能通过一些在境外的知根知底的人。”张焱举例说，假如有人被骗到缅北佤邦，他恰好认识一些在佤邦有一官半职的人，就让对方去和电诈公司老板谈赔付。

阿龙是张焱合作多次的中间人，他在东南亚生活多年。原本，阿龙只是在公众号上写小说，粉丝慢慢多起来之后，他逐渐接到一些求助，有人希望他帮忙解救困在电诈公司的家人，“一步一步就给推上来了”，他开始协助展开解救工作。

“为了救人，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阿龙记得，2021年在柬埔寨，为了解救一批即将被送到电诈园区的人，他们联系当地警方，塞了几千美元小费，让警察把车截下来，然后把车上的人都带到警局，再把被骗的人放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阿龙发现，最安全也最快速的解救方法，是找一个当地有影响力的人进行协调，谈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赔付价格，再由电诈公司直接把人送出园区，有些还可以直接送到国门。

《中国新闻周刊》向一些通过赔付回国的人了解到，“有影响力的人”有的是当地警方，有的是当地民族地方武装，还有的是当地有口碑的商人。

2022年，通过阿龙协调赔付回国的有60人左右，而今年人数骤增，从3月到6月就已有近60人，他预计到年末人数将破百。

只不过，赔付也有门槛——家属必须知道被困人员所在的地区、所在的电诈园区和所在的电诈公司，有时还需要细化到具体楼层、具体办公室号和具体宿舍号。如果无法准确定位被困人员的位置，也就无法找到相应公司的负责人谈赔付。

不同的人，赔付的价格有所不同。赔付价格的差异，取决于电诈公司认为在一个人身上投入多少成本。

阿龙说，被困人员从国内被诱骗偷渡出境的路费，由电诈公司垫付，统一交给蛇头。如果走泰国、老挝，偷渡费在5万元左右。疫情封控时期，偷渡难度加大，一个人偷渡到缅甸电诈大本营之一的妙瓦底镇的费用甚至接近20万元。

此外，被困人员在电诈公司的一切花费，都会被记账。多名曾被困缅甸电诈公司的人员回忆，除了水费、电费、伙食费、住宿费，个别公司还会计算被困人员的电脑使用费、地板磨损费。在谈赔付时，这些钱都会被计入成本。

正因如此，被困人员在电诈公司待的时间越长，往往赔付价格越高。

赵奇在得知儿子被骗到缅甸后，通过一位在缅甸生活多年的老乡和电诈公司谈了赔付，价格50万元，为此不得不卖了一套房。之后，赵奇又把这位中间人介绍给另两位家长，而他们的赔付价格在30万元左右。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赔付的平均价格区间是在20万元至30万元，但也有人的赔付价格高达80万元。阿龙说，对电诈公司来说，“放人是从他们手里抢肉”，除非谈到电诈公司满意的价格，否则不会轻易放人。

不过，阿龙说，缅甸东部有少部分园区现在也在尝试与人口贩卖作区隔，园区物业规定不能收未成年人，不能骗招（即不能买卖人口），不让体罚。在这类园区，只要能证明自己是被骗来的，被困人员可以免赔付离开，不过仍需要支付几万元的路费，由园区将人员送到国门。

逃跑，是从电诈园区离开的另一个方法。

2022年12月，杨涛被朋友骗到了缅北电诈公司，刚到公司几天，杨涛便打定主意逃跑。趁着看守松懈，杨涛抓着床单从7楼跳了下来，在5楼的高度时，床单就从手里脱了出来，他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电诈公司将骨折的杨涛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治疗，“我想是为了之后把我卖一个好价钱”。有两个人负责看守杨涛，他以自己伤势太重、无法行走为由，说服他们给了自己一部手机。杨涛偷偷在社交平台上找了一位号称能解救被困人员的当地人，对方说，只要杨涛能从医院走出来，就能派辆车接应他。一天清晨5点，杨涛忍着撕裂的疼痛走出医院，坐上了接应自己的车，一路开到了国门。此时，距离杨涛被骗到缅甸已经过了一个月。

接应被困人员也是有价格的，杨涛向这位当地人支付了4万元。阿龙也曾接应过逃出电诈园区的人，“这种路费更高一些，因为司机有风险，如果被追上，可能被枪击”。

不过，从电诈园区逃跑的成功率很低。张焱说，自己曾让困在电诈公司的人装病，甚至吃洗衣粉，等公司把人送到医院，再安排把人接走。但能成功的案例极少。由于很多园区有医务室，除非被困人员患了很重的病，才会把人送医院。

眼下，赔付几乎成为被困人员回国的唯一路径。张焱说，不被敲上一笔就从缅甸离开，几乎不可能。

为了让家人回家，这笔钱不得不掏吗？陆向日作为全球反诈骗组织的志愿者，总会反复向被困缅甸孩子的家长说，不要赔付，不给要钱，“给钱就是在给诈骗公司投资”。陆向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太多家长出钱把孩子赔付出来，养大了电诈园区的胃口，导致电诈园区不愿意免赔付放人。

虽然支付了4万元接应费，但杨涛认为这笔钱花得值，并将接应自己到国门的缅甸人称为“恩人”。阿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展示了许多公安机关和被困人员给自己寄来的锦旗，还有被困人员的感谢视频，其中不少视频中有被困人员全家人出镜。

在被困缅甸人员的家长互助群里，每当有家长说自己的孩子通过赔付回家了，总会提到对中间人的感谢，也总会有其他家长表达祝贺。现实情况是，如果不给钱，被困人员的解救便遥遥无期。这是许多家属无法承受的结果。

“骗中骗”

这一天，家长互助群进了一个新人。“想回国的可以联系我，我能安排接回国。”群里一片质疑声。“我们要怎么去相信你？”新人给不出更多证据，被家长怀疑是骗子。接下来的几天，新人说话，也不再有家长理会了。

像这样声称能把孩子从缅甸带回过的人，孙吉星已经见了很多。

2021年10月，孙吉星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告知她的儿子已经上了劝返名单，孙吉星这才知道儿子身处缅甸电诈公司。儿子离家已经一年多，儿子只对她说自己在云南工作，孙吉星从未怀疑。被母亲质问后，孙吉星的儿子才承认，自己被人骗到了电诈公司，因为不想让家里担心，一直没有说出真相，几个月前曾尝试逃跑，也失败了。随后，他求孙吉星赶紧想办法把自己救出来。

孙吉星辗转找到把儿子骗到缅甸的朋友，在电话中威胁他把儿子接回来，“如果不安全把他接回来，我找你拼命”。对方同意了，说自己正在重庆上班，一天时间就能从重庆开到云南的边境城市瑞丽，把孙吉星儿子带回来，但是需要2.5万元作为报酬。最后双方达成一致，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路上，对方先向孙吉星要了1000元，作为油费、过路费和餐费，孙吉星没想太多，给他转了过去。到了晚上，他又向孙吉星要了200元，说是要先在宾馆住一晚。之后，他又说瑞丽暴发疫情，自己被隔离到了宾馆，继续找孙吉星要隔离期间的住宿费和餐费。孙吉星这才反应过来，对方可能根本没有去接自己的儿子。对方后来确实失去了消息。

从得知儿子被困缅甸以来，孙吉星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了不少自称有门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