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的常沙娜:“敦煌少女”的记忆宫殿
作者: 倪伟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将近90岁的时候,握笔还从来不抖。现在,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很多书过去都看过,我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内容都很丰富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居里的书不多,多是与敦煌和父亲常书鸿相关。房间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常书鸿自传》,书页上搁着老花镜。客厅的茶几上,也是常书鸿的书,下面压着一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她重复了两遍书名,若有所思——“召唤,怎么召唤呢?”
“我很喜欢回忆。”她说。活到92岁,她庞大的记忆库从线条状变成块状的,每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会开启一扇回忆的闸门。但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从法国到敦煌,从重庆到北京,从常书鸿到林徽因,从母亲到儿子,从抗战到解放……往事有时会不分先后涌上心头。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她是无数标签汇聚的一生,如今,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
法语
“他是柯孟德,我的老朋友。”常沙娜坐在沙发里,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久久地看着家里的客人,眼里满是慈祥。
沙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佛首艺术品,一米多高,慈眉善目地俯视着屋里的人。这是前几年从红庙北里的旧居带来的,常沙娜对佛教艺术很熟悉,连声夸好看。硬要从沙发起身,点亮天花板上的一圈射灯,佛像就笼罩在了光晕之下,如一圈佛光。
此时阳光猛烈,屋内明亮,灯光其实并没有起多大效果。她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的楼里,院子里养着两条狗,小区管理森严,十分寂静,有保姆照顾她的起居,儿子时常来看她,她很满意这个住所。
这几天,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史家柯孟德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百年绘画史》的第二版与中国艺术家做访谈,借住在常沙娜家里。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那时,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她很开放,不是一个传统的、无聊的领导。”柯孟德回忆说。
《中国百年绘画史》有600多页,其中与敦煌艺术有关的占了20页左右。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都是柯孟德研究的对象,他显然更关注常书鸿。去年,法国又出现了一幅常书鸿的大尺幅油画,3米长、2米宽,是常书鸿还没接触敦煌时的作品。常书鸿作为画家的一面,不断丰满起来。
柯孟德原想着能访谈常沙娜,再谈谈父女两代人的艺术人生,但常沙娜已经很难跟他做连贯的交流,他非常理解:“她太累了。”
早晨,柯孟德穿着拖鞋从二楼下楼,见到常沙娜,常沙娜会用法语热切地跟他打招呼:“你要吃水果吗?”面对这个外国朋友,她在法语、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意思是,缠绕在了一起。
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1948年,在来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常沙娜去到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




现在,她已经一时想不起叶丽华的名字了,但她清楚地记得一件往事。有一年暑假,她在慈善夏令营里照顾小孩,有一天,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黑人小女孩问她: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呀?常沙娜回答她:树林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那时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一个黑人小孩的家长听说这件事,专程来到夏令营,给她和黑人小孩拍照。后来很多年,她都把这张照片挂在卧室里。
而法语近乎于她的母语。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变那年,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徐悲鸿等人。常书鸿出生在杭州,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里昂也多水,两条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
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法语纯正,却不会说中国话。在巴黎,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中国后,她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12岁那年,父亲接上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常书鸿刚刚在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中国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从此,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也是她的艺术故乡。“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忆道。
母亲
80岁以后,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人们发现,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孜孜不倦,贡献卓然。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数个时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
比如离别。1945年,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父女两人都不曾讳言这段往事,但隔着时代,两人的表述逐渐显现分歧。
在常书鸿的描述中,他的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艰苦的环境,与一位转业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一道逃离了敦煌。当他发现时,竭尽全力追赶,结果晕倒在沙漠中,被一位寻找油矿的地质学家救起。他后来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而在常沙娜的回忆中,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在敦煌,常沙娜的记忆中满是父母的争吵声。父亲工作压力大,回到家常常发火,将外面的压力发泄在母亲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能争吵起来,气头上两人不止一次提到离婚。1945年,陈芝秀离开后,常书鸿曾带着孩子回到重庆,在与好友王临乙夫妇和吕斯百夫妇见面时,朋友们埋怨常书鸿对陈芝秀关心太少,称他“做得太绝了”。常书鸿听了,没有吭声。他们还劝说常沙娜不要怨恨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母亲,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理解母亲的内心,开始惦念起她。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与母亲重逢。那年她带工艺美院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看望住在杭州的大伯。大伯突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她,时有联系。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二人分离17年后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母亲,已经变成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那天见面,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在回忆录中,常书鸿曾猜测过陈芝秀离开敦煌的另一个原因。
抗战中,常书鸿一家在贵阳遭遇日军空袭,炸弹落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顶上。当时常书鸿正在医院探望病人,躲过一劫,陈芝秀和常沙娜从旅馆废墟死里逃生,沦为难民。母女二人被贵阳天主堂收容,精神受到刺激的陈芝秀开始信仰天主教。“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常书鸿后来回忆说,“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
在杭州见到母亲那一次,常沙娜记得母亲说:“现在我也很想哭,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每个月5到10块钱,只有“文革”中中断过几年。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见字如面,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
父亲
常沙娜的学生、《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执笔蓝素明记得,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语气十分淡然。但回忆父亲的时候,则常常十分动情,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接上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沙漠中的敦煌条件艰苦,除了常书鸿,没什么人愿意去,妻子也跟他争吵了很多次。他一面为了理想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面要面对现实,安抚众人随他前往,内心十分孤独。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停车加油时,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端起来刚要吃,卡车突然开动,鸡蛋、汤水泼了他一身,脸上、眼镜上也挂满汤汁。这个中年男人狼狈、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觉得父亲好可怜。那时她才12岁。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听他的话,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学敦煌艺术;听他的话,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那年她14岁,“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我这个人很听话,爸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常沙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懂,我就跟着爸爸走,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我特别喜欢,而且画得很有感受。该做啥就做啥,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
不仅听爸爸的话,她也听国家的、组织的话,“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往后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
蓝素明觉得,常书鸿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抗战结束后,八年战争一结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纷纷回家,常书鸿成了光杆司令,只剩两个工人。而国民党政府对敦煌研究所一直也并不看重,上下无着,此时他如果也一走了之、回到城市,是人之常情。但他扛了下来,回重庆到处“化缘”,几个月后,当他重返敦煌时,带着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装着几个从成都、重庆招收来的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涅槃重生了。“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太伟大了。我看他回忆录里写到这段,都要流泪。”蓝素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