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归根到底，摄影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事情

讲话的时候，刘香成的目光有时会牢固地聚焦在交谈者的双眼上，涓滴不遗地输送着他想表现出的友善与诚恳，有时则会出神地转向失焦的远方，仿佛正在穿越无形的重重迷雾，搜寻着某个湮没其中的遥远时刻。

过去的很多年里，正是凭靠这样的两副目光，他背着相机游走四方，敏感却又精准地按下快门，将一张张具体而鲜活的面孔和一个个稍纵即逝的历史现场定格成为永恒。这些留驻在菲林上的曝光，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显赫的声名，其中最为响亮的莫过于“首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那是1992年5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图书馆的圆型大厅里，他和美联社的同事一起接过了“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奖状，此前一年，被派驻到莫斯科的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动荡与解体。

虽然这是一个集体性荣誉，刘香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却无可替代。在那个特别的圣诞夜，他是唯一一个亲眼见证了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摄影记者，当他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守在外面的几百个记者愤怒地大喊“fuck you”，他们知道这个人拿到了独家照片。

但对刘香成而言，那一晚其实并没有那么完美。“最遗憾的是，我当时赶着回去冲洗，我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不是虚焦了。在红场时，我看到了苏联国旗降下、俄罗斯国旗升起，这也是很重要的历史，应该拍一张的，可是我的心情全在那张胶卷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30秒

那张胶卷之所以如此牵动着刘香成，是因为他在决定曝光的时候，将快门调到了1/30秒。这是一个相当慢速的设定，它可以提高画面的亮度，并且能够将物体的运动轨迹以拖影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这也意味着，只要镜头发生些微抖动，成片便会虚焦报废。

当天傍晚，当刘香成跟着CNN董事长走进克里姆林宫时，他发现，除了在那张戈尔巴乔夫即将发表讲话的桌子正对面有一架老式的电视摄像机，全场只剩下了自己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相机。他不免有些兴奋，他攥紧了手里的相机，静候着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从取景框里展开。然而，一个冷峻的声音传到耳朵里：“待会直播，不许拍照。”比声音更冷的，是一张没有表情的克格勃的脸。

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文件夹，盯着电视摄像机停顿一下，念起稿纸上的文字。刘香成也开始盘算起如何才能抢到一张宝贵的照片，他没有被严肃的警告吓退，只是他知道自己将无法使用闪光灯，而且机会只有一次。

他很快便锁定了拍摄的中心。“这个画面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稿纸，那几张纸就是这个事情的依据。”他要等待稿纸被合上的瞬间，一个连接着结束与重启的时刻，在静态的画面里，那是最可能传递出行进感的一种方式。

“谨此向各位致以我最美好的祝福。”讲话终于来到最后一句，戈尔巴乔夫收拢稿纸放进文件夹里，左手掀起了夹子封面。于是刘香成待命在快门上的右手食指也迅速收紧肌肉——咔嚓——一张底片从A轴跳到了B轴，几乎同时，克格勃的拳头也砸在他的背上。

暗房里逐渐显出的影像最终打消了刘香成的担忧，卤化银晶体在那1/30秒里发生的聚结变化准确地落实了他的构想。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Liu Heung shing”的署名在这场剧变中就此成为了一个永远的注脚。

2023年6月9日，“刘香成： 镜头·时代·人”摄影回顾展在上海浦东美术馆启幕，这是目前为止刘香成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作为外界眼中的代表作，那张克里姆林宫里的惊险抓拍自然不会缺席，只是它的位置并不显眼，甚至“躲藏”得有些偏僻。在刘香成看来，那只是自己为苏联留下的记忆之一而已，而且它是那么局部、那么有限。

就在这张照片的右侧，刘香成悬挂了一幅1991年的基辅掠影：在一间银行的柜台处，两个满面沟壑的老人正在提取存款，他们背后挤满了同样担心通货膨胀的人们。类似的照片，展览中还有许多：在布满裂纹和电车轨道的街头，几位路人相向而行，远处的红色楼体上列宁的头像金光闪亮；在爱沙尼亚的火车站，一名背着行囊的士兵与女友依依吻别；在红场的人群里，几个朴素优雅的俄罗斯老妇高声朗诵着普希金的诗歌……

“在苏联，我拍摄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刘香成说。事实上，这样一种方式早在他来到莫斯科之前就已经被实践了。在印度和南亚，他不断穿行于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捕捉着一片古老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以及其与现代文明的碰撞；在阿富汗，他目睹着苏军撤退后的混乱，最危险的一次距离手持火箭筒不过一百米；在韩国，他每天戴着防毒面具出门，始终不曾远离布满冲突的街头……

刘香成认为，新闻只是生活里的一小部分，但生活的方方面面又都是新闻。因此作为摄影记者，需要对整体环境保持敏感，用一张又一张图片的叠加来讲述一个更大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讲述必须跟观者发生情感联结，否则“没有情感的那种画面，只是一种记录”。

回到中国

刘香成的这种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基恩·米利的启蒙。1972年，行将从亨特学院毕业的刘香成，在一门摄影选修课之余拍摄了一组纽约街头的边缘人群，意外地吸引了这位《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在那个时代，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最伟大的视觉艺术家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绘”系列，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于图像的想象与理解。

在基恩·米利的邀请下，刘香成进入了《生活》实习。整整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米利整理资料。下班以后，老头子会倒上两杯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然后指着墙上的图片告诉刘香成：一张好的摄影是可以阅读的，它有一种信息的持久性，能让观者不断地在其中找到共情和对话。

有时，米利还会把老朋友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在有关现代中国的影像中，这个法国人留下了最为知名的作品——当然这么说也许不够准确，他的学生马克·吕布同样创作了广为人知的《中国的三面旗帜》，刘香成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的书店里已经翻看过那本影集。一开始，刘香成对他们镜头里的中国很有兴趣，但后来他发现，布列松也好、马克·吕布也好，他们的中国画面里都有一种法国人看世界的眼光，而且是一个法国布尔乔亚的眼光。由此，一个念头开始在他心底萌生，他想回中国看看。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高中毕业的时候，1969年，去广州看姐姐。在一家理发店里，他刚坐下就被师傅叫起来，跟着念了一段语录才开始理发，而在餐馆里，服务员一脸冷漠地扔下一大把筷子便转身而去。再早之前，他还在福州读过三年小学，他总是积极地投入到除四害的活动里，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满盒满盒地上交打死的苍蝇，成绩单的政治表现一栏却很少高过“丙”。

米利支持刘香成的想法，实习结束时，他告诉刘：你应该去中国了。但那时刘香成才25岁，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他去了伊比利亚半岛，见证着葡萄牙频繁变动的政局，也目睹了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走向民主时代。他还去了法国，准备拍摄刚刚当选总理的雷蒙·巴尔。一个清晨，当他走出马提尼翁酒店时，在《费加罗报》的头版意外看到了毛泽东的整幅照片。东方的伟人去世了。

1976年9月，拿着《时代》周刊的委任状，刘香成抵达了广州。他看到街边晨练的老人，觉得“跟当年看到的好像有很微妙的改变，开始放松了”，于是举起相机，按下了对准母国第一次快门。此后他又多次因公回到中国，停留时间从几周到数月不等。1979年，他接受了美联社的雇用，成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个驻华摄影记者，正式在北京驻扎下来。

那些年里，刘香成努力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不放过任何一个富有意味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举着可口可乐的军大衣男孩，有公园里打扮时髦的青年，有穿上西装婚纱结婚的新人，有从巨幅广告底下走过的路人……也有在火车上拎着啤酒的尼克松，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的基辛格，为中央乐团合唱团指挥《欢乐颂》的小泽征尔……

据说，从1979年到1981年，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65％的图片都来自于刘香成。面对那些巨大而又细微的变化，他似乎有着优于任何人的把握能力。时任《明镜》周刊北京分社社长的蒂奇亚诺·坦尚尼，后来这样形容过那时候的刘香成：“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1983年，为了“学习一些别的事情”，免得被人说“一辈子只能拍中国”，刘香成选择了离开。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广阔的舞台继续成长。从此前七年的作品中，他挑选了96张作为一种总结，交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这本体量不算太大的书，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美国著名媒体人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序言中称：“这本摄影集里的图像，将比任何其他来源都能够更深地触及我们的认识”。

不要走入狭窄的道路

1990年代初，在巴黎，刘香成读到了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赛珍珠为其所写的导言中，有一句话打动了他：“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刘香成觉得，自己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在福州度过的童年，在香港完成的成长，在美国的求学与工作以及此后不停游走世界的观察，让他意识到中西方之间不仅存在着一条文化的鸿沟，也长期缺失真实互信的沟通与认知。他要以自己的力量搭建一座桥梁，摄影是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1995 年，刘香成回到了北京。他逐渐告别了新闻前线，先是成为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举办，后来又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将星空卫视落地在珠三角以及全国范围内指定地区。人们发现他身上的风尘仆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出入于各种名流派对，香槟华服，笑意盈盈。

“很多人解读说我去当高管了，其实这个动力是一样。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媒体的发展，这个过程是迟早的事。”在刘香成看来，之前自己用图像的叙述传递信息，那几年则是在构筑传递信息的平台，本质上都是在推动一种交流的可能性。“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狭窄的道路，说一个人要做这个事情、不能做别的事情，这是一个rubb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