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政治学是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提到政治，你会想到什么？大约是记忆深处的中学课本，也许是《甄嬛传》里的宫廷斗争，或者将其视为研究少数精英活动的学问，无论哪一种，距离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似乎都十分遥远。但包刚升很早就对这个宏大主题的的学科产生了好奇。他的第一个专业是经济学。他至今记得，在他还只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名大一新生时，一位教授曾对他们说，经济学是一门系统改变人观念的学科，如果学好经济学，“你就会对这个世界有一套高度结构化的思考”。后来，他读完经济学又读政治学。如今，当包刚升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他觉得，当年老师的那两句话，同样可以作为政治学重要功能的总结。如果用更通俗的话说，政治学好像开启理解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如果没有政治学，恐怕难以理解这个世界，因为无论喜欢与否，政治总在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

为了普及政治学，包刚升有时会踏出书斋，参加线上课程的录制和面向最广泛大众的演讲。书斋之内，2015年他在复旦大学开设的政治学基础课程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政治学通识》。2014年，他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也获得了学界和读者的关注与好评，现在此书已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全球英文版。

今年7月，包刚升又推出了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人类五千多年的政治演化历程，试图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从古至今，人类政治演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促成这种人类政治演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在这样的政治演化中，人类政治生活有一个永恒的“两难”——如果没有权力，社会就会陷入人与人的战争状态，有了权力，社会又该如何克服权力本身带来的弊端，该如何约束权力，或者说，该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政治物种竞争与生存的游戏法则

中国新闻周刊：你出版《抵达》的初衷，似乎是揭示人类政治演化的过程及其动能，或者叫脉络及逻辑，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你认为人类政治进程总体上是有共性的、有序的？这种共性是否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规律？

包刚升：人类政治演化逻辑中，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两者都存在。例如，国家的兴起具有必然性；国家和战争之间的互相塑造大体也是可以确定的；还有像精英相对于君主的政治实力上升时，权力的天平就会向精英倾斜……这些都是规律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同样会看到其中的不确定性，例如，人类政治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演化过程和路径都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是人类政治演化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封建主义的产生却有着相当的偶然性——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再加上蛮族入侵，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欧洲中世纪兴起了封建主义模式。如果这两个因素有任何一个发生很大变化，封建主义就不一定会成为当时的主流选择。所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大体都可以提供一套理论上的解释，但是过往的演化路径是不是一定会这样？我认为，偶然的复杂因素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政治体和政治模式比为物种，运用“适者生存”的逻辑观察政治体和政治模式的演化，会不会被贴上“政治学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标签？

包刚升：从规范视角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肯定不是我的价值主张。但是，我既然要寻求对人类政治演化的解释，就应该秉承价值中立，不能把自己的价值主张置于事实和逻辑之前。当思考五千多年政治演化史上最重大的问题时——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那个样子，我发现演化论的视角更接近于人类政治史的真实。

不同政治体与政治模式可以被视为一个个物种，这些物种内部都有一套复杂的遗传与变异机制，并需要为了生存而展开经济、政治与军事的竞争，然后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决定着一个个“政治物种”的生存概率与发展空间，进而塑造了人类政治的演化过程。

人类政治演化的另一面是，在人类文明阶段越低的时候，实力越重要，或者干脆说武力越重要，后面慢慢的规则的重要性上升，观念的重要性上升。到了今天，实力仍然很重要，但是规则和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这也是人类政治演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你似乎认为约束国家主要依靠立宪等机制，那么在你看来，有效约束国家，主要是约束国家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机制，还是具体的政府，抑或是执掌国家权力的个人？

包刚升：在人类政治演化史上，“霍布斯问题”对应的是解决有效国家的问题，也就是建立统治与权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阿克顿问题”，阿克顿的名言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有了国家，有了统治，有了君主，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诸如安全、法律和秩序，但是统治建立起来之后，权力本身又会导致问题。简单地说，权力可能服务于私人目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权力会异化。权力异化了怎么办？就需要有效约束国家，这就是“洛克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英国从封建主义到立宪主义的演变，就是要解决有效约束国家的问题。这套制度安排起初是约束君主的，但是在当时，国家、政府、行政权、最高行政官——这几个概念全都缠绕在一起。当他们说约束国王的时候，其实既是约束国家，又是约束政府，约束政府体系中的行政权，同时也是约束最高行政官。所以，人类起初创建这套制度的目的，约束所指向的既是抽象的国家，又是具体的机构和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广义上讲，立宪等机制本身也是国家的一部分，那是不是说这是国家在“自律”，或自我约束？

包刚升：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探讨，约束的力量是什么？从英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起初主要是封建主义的贵族阶层，他们是掌握武力资源的政治阶层，他们由于在武力资源上跟国王势均力敌而能形成制约，这是这套约束机制能够建立的关键。这些贵族也很聪明，后来发现光靠武力不行，于是他们开始建立规则和机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大宪章》和贵族会议，贵族会议又演变成了议会。再后来，整套基于宪法的分权制衡规则和民主机制，就再添加进来，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有效约束国家。

从广义上讲，立宪这些机制本身也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如果这样理解，确实是国家在自律。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会看到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有些国家可以称之为自律型国家，即国家内部存在一套约束权力的制度和规则；还有一些国家可以称之为专断型国家，也就是说在广义的政府系统里缺少一套能够约束权力的制度和规则。

“封建主义是走向现代政治极其重要的一环”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相权、士阶层、门阀均对君权构成了约束，这是否属于你说的有效约束国家的机制？如果是，中国自唐宋以降的趋势是君权日重，相权和社会权力日益式微，明清君权集中已无以复加，原因是什么？

包刚升：如果放到人类政治演化的框架中去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大体上是从秦汉到明清的政治，应该是君主统治模型的一个重要样本，我会用一个概念来论述，叫做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

谈到君主制，我认为它有四个基本特征：君权的至高无上、君权不受法律约束、君权一般实行家族继承制、君主也是一个普通的肉身。不能说中国传统政治中对君权完全没有约束，例如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描述过，万历皇帝想选自己最满意的王子作为储君，遭到官僚集团的抵制，类似于这样的所谓约束和制衡，部分地存在于这一体制中，但是这样的约束不等于“洛克”意义上对君权的约束，也不构成实质性的有效约束国家的机制。因为，在根本上君权仍然至高无上，君主对官僚还是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所以，明朝官僚集团对君主的制约，跟英国中古贵族对君主的制约，两者还是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而对君主制来说，无论作为个体的君主还是君主制组织，都有相当的理性成分在里面，它会通过学习来实现不断的进化。古代中国君主制的进化就是向着你所讲的方向，君权越来越强，其他权力相对越来越弱。我对中国这段时间的历史有个有趣的观察，就是差不多同一时期，英国演化出了一整套约束王权的制度，特别是在《大宪章》之后，而中国的君主制进化出了一整套框架，让大臣们之间彼此约束，包括制约带兵打将的武将们的权力，而君权不受约束。这也是君主制的理性，走向了一个不断强化君权，弱化相权和其他权力对君主制衡的方向去了。

中世纪的英国能够打破欧洲封建主义模式，走向立宪政体，最后完全走出君主统治模型，这才是特例。立宪政体后来又催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终结了古代政治并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特例给人类政治的演化开创了新路。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崛起，以他们所理解的规则和方式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你把人类五千多年的政治演化拆解为王权时代、封建时代、立宪时代和民主时代，刚才你又提到封建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国王和贵族之间武力上的均衡，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封建时代定义的不确定性及引发的争论。你认为中国历史中的封建时代大致是哪个阶段？

包刚升：关于封建主义，国内有三种主流的理解，一是中国西周时代的分封制，“封邦建国”，天子分封诸侯，诸侯有各自的领地和特权。二是社会发展简史五阶段论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它是处在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阶段，这是以往主流教科书的论述，所以会说中国从秦汉到明清是封建主义。三是指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

我说的封建主义主要还是指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它与中国西周的分封制具有一些相似性又有很大不同，大体是国王和贵族之间基于土地分封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权利与义务在内的契约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两者形成了武力资源上相对均衡的配置。国王掌握的直属军队规模不大，打仗时他依赖于贵族提供的重装骑兵作为武力支持，贵族掌握武力资源会导致两个结果——贵族和国王可能合作一起对外作战，贵族和国王也可能发生武力冲突，甚至贵族们会联手跟国王作战。一旦作战又会导致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国王胜出，国王的权力得到强化，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会演化为绝对君主制；如果贵族胜出，他们与国王签署了协议，规定国王有些事情不能做，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会演化为立宪君主制。这就是英国1215年《大宪章》的由来。当然，后来他们发现，光签个宪章还不行，还得建个机构，于是就有了贵族会议，贵族会议后面又演化为英格兰议会。这样，英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构来约束国王，就变成了立宪政体。

所以，封建主义是人类走向现代政治极其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后来的立宪政体；如果没有立宪政体，就没有后来的民主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为什么有些封建主义走向了立宪政体，有些封建主义走向了绝对君主制？例如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普鲁士都走向了后者，秦朝也是。

包刚升：原因很复杂，我这里主要讨论一个主要的逻辑，这很可能跟一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结构中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有关。如果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很大，就要求国家拥有一套纵向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常备军或武力系统，否则很容易被对手灭掉，那么就会导致君主压缩贵族的特权，更可能建立起绝对君主制的模式。

欧洲大陆诸国领土彼此接壤，武力强很容易征服别人，武力弱很容易被人征服，所以要求欧陆君主们比较早、比较快地实行军事改革，以便拥有一个纵向一体化的武力系统，那就会导向国王抑制贵族的特权。而英国是一个孤悬海外的岛国，它的地缘政治压力没那么大，贵族跟国王之间在武力资源上相对势均力敌的结构得以维持，能够有机会演化出一套贵族约束国王的政治秩序。这是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最大的差异。

因此，地缘政治结构中的竞争压力关系到国王的权力是否会受到约束，而这又决定了封建主义模式的后续走向相关。关于中国从分封制走向大一统王朝的理论问题比较复杂，但这里也可以用类似的逻辑进行简化处理。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力量强而国君弱的国家，都难以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强有力的武力系统。这使得这样的国家更难在多国竞争体系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