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反催收”:伪装成“拯救者”的逃废债黑产
作者: 李明子“逃废债黑产又出新套路了。”国内一家民营银行的负责人方进翻看着近期的个人贷款业务投诉资料,倍感无奈。从今年4月起,银行持续收到大量“医院证明”,声称逾期客户因感染重症而无法如期还款,事出有因,希望以此申请停息挂账等优惠政策。
仔细翻看这些投诉资料,客户大多为二三十岁的小伙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年轻人突然集体重症?”方进到相关医院逐个核实,是否开具过证明文件,得到的反馈都是“没有这种情况”“不支持相关证明”。
类似的以逃废债为目的的恶意投诉或举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激增。“尤其集中在催收和协商还款环节,相关投诉占总投诉比例从约30%,增长到85%左右,但催收业务本身并没有加紧。”这家银行一位信贷业务负责人夏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更反常的是,经过算法团队的模型分析,相关投诉举报资料的相似度达到了90%以上。
一些已经“爆雷”的借贷人也有相似感受。去年三四月份,从十几家机构贷款后,为还钱感到压力倍增的易尚安突然接到一通“解燃眉之急”的电话,告诉他不必担心催收、不必马上还钱,甚至还能从机构获得退费补偿。不过,这需要他先交一笔钱。“逾期久了,总都会接到类似的反催收‘热线’电话。”易尚安熟知“反催收”产业套路,一边在负债人群体中打捞“肥羊”,一边代理投诉,恶意滋扰金融机构,两头收割。
非法代理维权、“反催收”联盟、有组织逃废债,无论如何称呼,这些打着“债务咨询”“法务咨询”名义的机构,本质上干的都是职业化的“债闹”。
这些“债闹”规模有多庞大?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联合有关机构今年4月发布的《“非法代理维权”治理调研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20 年以来,“非法代理维权”黑产规模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全国目前有超过万家以“债务咨询”“法务咨询”“停息挂账”“个人债务重组”“征信修复”为名头的公司,仅2021年成立的公司就是过去10年总和的5倍以上。根据行业人士估算,职业化“非法代理维权”从业人员有数十万人。
“二次收割”负债人
“负债过多怎么办?整合债务来帮您。”薛晨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刷到这条广告时,她刚刚全面债务逾期。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暴力催收故事,正逐一变成她生活中的现实,压得她喘不过气。
当初为了给孩子治病,薛晨和丈夫透支了两张信用卡。到2016年前后,为还住院借款,薛晨把亲友借了个遍,不得已开始借网贷。那时夫妻俩已经入不敷出,只能不断借新还旧,以贷养贷,直到再也借不出一分钱。到去年3月,薛晨的债务问题全面爆发,沉下心来仔细统计才发现,竟然欠了十几家平台共计29万元。
“11点不处理,直接走违约流程。”“记住时间,11点。”“你是国家机关人员呢!”得知薛晨无法一次性还款后,一家网贷平台的催收员表示“没有停息挂账政策”,并发来一连串“威胁警告”短信。当天上午11点后,薛晨逾期的消息被曝光到通讯录,朋友、同事都知道了她负债的隐私。
去年4月,两家借款机构催收人员直接找到薛晨工作单位,声称联系不到本人,在办公室四处宣扬其欠款不还,还曾不间断地拨打工位座机,导致常规业务电话无法接入,甚至在内部网站发帖,曝光薛晨负债。“闹得非常难看,他们认准了你有正经工作,怕丢人,就往死里整你,逼你还钱。”为降低负面影响,薛晨不得不申请转岗。
“催收员要的是负债人当天立刻回款,他才有绩效。”一家专注企业催收的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多数第三方个债催收公司的人员流动频繁,低工资、高绩效,员工业务压力大,当天催收的对象不还款,相关资料可能就会被重新分包给了另一个催收人员,为保证个人收入,催收员势必会想尽办法催人还钱。
“就算你接听了每一通催收电话,他们还是会骚扰你通讯录上的亲友。”易尚安回忆说,甚至有催收公司直接打电话联系了他的客户,“你认识×××吗?他欠我们钱不还,现在联系不上,请你代为告知。”
2019年,易尚安做生意投资失败,拿不到工程回款,员工又等着发工资,便开始借款维持现金流。疫情暴发后,生意越来越难,贷款越借越多,到2021年9月债务全面逾期时,易尚安已经负债28万元左右。日历上,几乎每隔一天就标记为一个还款日,担心催收公司骚扰亲友,易尚安始终保持手机畅通。“生意人最注重声誉,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
被曝通讯录后,易尚安曾报警处理。由于没有录音,只有通话记录截图,警方只能打电话给催收公司,告诫其不要骚扰报案人。最后催收公司来电道歉,与易尚安重新协商了还款延期方案。
“其他催收公司还是会想尽办法逼迫你。”最让他感到羞愤的一次经历是,催收电话打到了孩子幼儿园老师手机上,还让孩子听到了“他爸爸欠钱不还”。易尚安如今已经还完所有欠款,但那些曾被骚扰的客户却还没全部找回。
逾期前三个月被催收追得最紧时,易尚安曾频繁接到不同“法务公司”来电,声称可以提供专业债务规划服务,如某些平台可以做减免、延期,另外一些平台则可以协商退费。“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拿到的我的个人信息。”易尚安将信将疑地做了后续咨询。

“很多反催收人员原来就是做催收的。”一位借贷领域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了解如何与金融机构打交道,也清楚催收套路和负债人怕催收的心理,通过技术手段或购买获得这些个人信息也不算难事。
“我们调查了解到,一些催收群体可能与反催收群体合谋,来完成自身回款指标,或是为帮助反催收团伙达成目标,压低还款标准,从中拿回扣。最终造成金融机构的损失,助长了逃废债业务恶性发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前述《报告》将目前“非法代理维权”模式归结为3类:类微商传销型、人为制造证据型、伪装“负债同路人”型。而基本套路主要有5方面:一是流量平台获客、私域社群诱导;二是教唆故意逾期,培训避债“技巧”;三是煽动反复投诉,层层施压达成目的;四是制假敲诈,层层抽佣收费;五是展业渠道愈发多元化、隐蔽化。
这些组织甚至不满足于“地下状态”,开始对接金融机构“谈合作”。一些金融机构反映,他们会遇到一些逃废债组织主动上门联系,寻求深入合作。方进介绍,这些黑产中介在完成客户委托后,主动联系金融机构客服,声称可以帮助金融机构避免一些反催收骚扰,甚至能够代理金融机构和债务人谈判。
易尚安从债友处了解到的“最没下限的黑产套路”,是打着“反催收”名义的违法借贷。黑产中介鼓励负债人凭信用分在平台分期租借苹果手机,拿到手机后,寄给中介做抵押,获得的贷款只有手机价格的一半。再拿这笔新借款还旧平台债务,从而达成“反催收”目的。表面上看,负债人和黑产中介已经两清,个人不存在新负债,但实际算下来,这笔新贷款的利息已经超过100%,明显属于高利贷,而租赁的手机需到时归还,否则要照价赔偿,这意味着负债人又背上了一笔新债务,同时在租赁平台的信用分也将归零。



“为什么借高利贷?因为逾期负债人的征信已经出现问题,正规渠道借不到钱了。不经历催收,永远不懂那种绝望。”易尚安无奈地说,每天被催收电话威胁、辱骂、逼迫,那种状态下根本无暇计算长远得失,只想解决眼下困境。
“反催收”,就像人溺水时薅住的一根救命绳,不管是不是黑产,都要先抓住再说。而“债闹”们正是利用负债人的这种心理,将被网贷收割一轮的负债者拖入泥潭,二次收割,榨干最后一丝剩余价值。
“反催收广告都贴到了银行电梯间”
“就像流水线上制作出来的,除了客户姓名、投诉项目、涉及金额不同,其余内容几乎一模一样。”说起这些投诉信的内容,夏芳介绍,还有几百封手写材料来自多位下沉客户,每份资料都是文采飞扬,字体娟秀,三四页稿纸,找不出一处错别字,内容同样高度相似。“明显有专业人士或机构代写。”
更明显的漏洞是,在大量要求银行减免利息、恢复个人征信的投诉信中,夹带材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公章错误。例如一些由村委会提供的证明材料,盖章显示的是“某某村某某街道”,前后顺序明显颠倒。疫情结束后,夏芳走访了公章所属公司或单位,得到的反馈基本都是“没有开过证明”。
夏芳一度怀疑,会不会因该行减免政策力度较大,灰黑产才针对性“薅羊毛”?咨询过同行,并汇总多家金融机构内部数据后发现,超过50%的投诉客户同时对多家银行进行了投诉,反复缠诉的客户比例超过了三成,即就同一家金融机构的同一问题向监管部门连续投诉三次以上。“这些数据都指向逃废债黑灰产的存在。”夏芳说。
去年2月,平安银行信用卡在一次催收投诉案件复盘检视过程中也发现了异常,投诉人刘某与多起信用卡恶意投诉事件高度相关,怀疑刘某从事非法经营和违规职业代理投诉。公安机关查证其犯罪事实,最终刘某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这也是全国首例以“敲诈勒索罪”公诉案件判决的信用卡代理维权案,此前,信用卡代理维权案的量刑多以“诈骗罪”定性。
在这起案件中,黑灰产中介刘某专业从事“代理投诉”一年有余,自称可代理多家银行的利息、费用调减等业务。业务开展期间,刘某一直怂恿或直接代理客户与发卡银行进行不合理协商、索赔牟利,并多次以平安银行信用卡客户黄某配偶身份致电客服热线,反馈其遭受信用卡恶意催收,称其已向多个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经公安机关查证发现,刘某假冒客户黄某,通过缠诉的方式获取现金赔偿,并全部占为己有,同时又谎称黄某的信用卡欠款是由其本人垫付,要求黄某向其支付清偿的部分费用,使银行及客户资金均遭受到损失。
“黑灰产严重危害金融消费者正当权益,破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侵害金融机构合法权益,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蓝海银行行长宋学峰说。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数据,2023年一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10.49万件,其中个人贷款业务投诉5.98万件,占投诉总量的57%,其中不乏“代理投诉维权”“代理征信修复”“反催收联盟”等黑灰产行为。
逃废债行为早已有之,但其规模化发展是近几年的事情。何平介绍,早在2000年代初,借助互联网渠道的小规模逃废债群体已经开始萌芽,为后来的灰黑产形成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