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70年：文学是人学

在上海巨鹿路675号的外墙上，挂着“上海市作家协会”“收获”“上海文学”“萌芽”几块招牌。其中，《上海文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创刊最早的综合性文艺刊物，今年迎来了70周年华诞。

在《上海文学》的编辑部里，有一把做工考究的西式扶手靠背椅，迄今已走过近百年历史。自创刊以来，巴金、靳以、魏金枝、钟望阳、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等前辈都在这把椅子上坐过，率领《上海文学》走过当代文学史的每个阶段，见证了新中国文学变迁的风风雨雨。

《文艺月报》时代

《上海文学》的历史，始于1953年1月创刊的《文艺月报》。

1952年，华东文联和上海文联在巨鹿路675号合署办公。下半年，巴金、黄源、唐弢、王西彦、石灵、刘雪苇、靳以、赖少其、魏金枝九人组成编委会，开始筹备机关文艺刊物《文艺月报》。巴金任主编，但不负责具体工作，黄源、刘雪苇、唐弢任副主编。九位编委都是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多数编过同人刊物。他们当年都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文艺月报”四字就是经刘雪苇提议从鲁迅书法中集字而来。

《文艺月报》自创刊后就有强烈的同人色彩。“编者的话”表示，要以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推动各地的文艺工作为方针，同时认为，除一些政策性文章外，其它文章所言并不都是结论，提倡让不同的意见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互相商榷，互相探究，以达到正确的结论。对这些多少有些“异端”的理念，《文艺月报》采取“迂回”策略，在表现形式上力求委婉。

初期的《文艺月报》生气勃勃，陆续刊发了巴金的《坚强战士》、师陀的《前进曲》、卞之琳的《采菱》等老作家作品，也推出了王安友的《追肥》、陈登科的《离乡》、高晓声的《解约》、昌耀的《诗两首》等新人新作。

在圈内看来，《文艺月报》对外严，对内宽；对新严，对老宽。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有编辑提出某位老作家的作品描写了大量生活琐事，显示不出主题思想，一位编委举出别林斯基的话加以反驳：“只有描写日常生活的才是天才，追求轰轰烈烈斗争场面的是庸才。”

《文艺月报》自创刊伊始，就存在所谓的“胡风派”与“周扬派”一说。主编巴金和第一副主编黄源都鲜少介入编辑事务，编委中的真正主事者是副主编刘雪苇和唐弢，其中实际主持工作的刘雪苇得到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支持，唐弢则受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支持。早在30年代，夏衍和周扬就名列“四条汉子”之中，而刘雪苇、彭柏山则一直得到鲁迅和胡风的帮助，与胡风素有私交。

不久，刘雪苇不再兼任《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成为实际负责人。1953年12月，上海作协第七次主席团会议决定改组《文艺月报》编委会，由巴金、唐弢、靳以、魏金枝、王若望、王元化、叶以群、孔罗荪八人组成新的编委会，刘雪苇不再担任编委。

刘雪苇性格强势，敢于任事；而唐弢则缺少革命资历，性格圆融。1955年刘雪苇被牵涉进“胡风案”中，被列为该案的第二号人物，蒙冤24年，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

经过这些变化，《文艺月报》的同人色彩逐渐淡化。1954年底，《文艺月报》展开自我批判，检讨报纸不恰当地去追求艺术的“完美”，而忽视了生活里天天在茁壮成长的、来自群众的新生力量。

1957年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写出了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 当时苏联《文学原理》认为：“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钱谷融则提出，文学当然能够而且也必须反映现实，但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否则其结果就是，“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的兴趣了”。这篇文章成为大力提倡“双百”方针期间影响最大的文学评论文章之一。

《文艺月报》理论组组长傅艾以曾回忆，当时编辑部认为这是一篇很有理论价值但有可能招来非议的文章。唐弢一贯谨慎，他估计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文章发表之前让编委们传阅，又派人去与作者沟通，并将文章打印50份，分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有关领导以及一些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授审阅。各方反馈不一，但无一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最终，文章发表在1957年5月的《文艺月报》上。

此时恰逢“反右”运动前夕。很快，《文汇报》率先发表批评文章，更广泛的批评随之而来，还专门集结出版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文艺月报》观望了两个月之后，在8月号上发表了吴调公的《论“文学”与人道主义》，在9月号发表罗竹风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两篇文章基本没有超出学术争鸣范围，在版面处理上也与其他刊物不同。此后，《文艺月报》没有再发表批判《论“文学是人学”》的来稿。

傅艾以曾说，唐弢文风酷似鲁迅，为人处世亦都处处以鲁迅为楷模。鲁迅好友沈尹默多次讲过：“鲁迅深于世故，妙于应付，也同他所擅长的古文词一样，为当时士大夫之流所望尘莫及。”钱谷融幸免于难，没被打成“右派”，除诸多因素之外，与唐弢在发文前采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广泛征求了各方面意见也有一定关系。

几度易名

“大跃进”之后，读者开始厌倦假大空的文艺作品。同时《文艺月报》常被读者误以为是文艺报纸，发行量大减。编委会研究决定，《文艺月报》的内容和刊名都要作出更改。

1959年10月，《文艺月报》更名为《上海文学》，定位为全国性大型综合性文学月刊，以创作为主，面向全国，突出上海特色。《文艺月报》在创办了6年9个月、出版了81期之后画上句号。

1964年1月，《上海文学》又改名为《收获》。

早在1957年，刘白羽、邵荃麟、巴金、靳以等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杂志《收获》，巴金和靳以担任主编。该刊受到“同人刊物”“独立王国”的批评，又受到经济困难形势的影响，于1960年停刊。因此《上海文学》改名为《收获》后，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小收获”。

“新收获”期号重新起算，标为“总第1期”，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七首》、浩然的《艳阳天》、乌兰巴干的《燎原烈火》、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作品，但仅坚持了两年、出了14期，便于1966年5月被勒令停刊，编辑部成员相继下放。

1977年10月，《上海文学》在沪上老牌文学刊物中率先复刊，主编仍是巴金。彼时“四人帮”的影响尚未肃清，《上海文学》的编辑们认为旧刊名存在风险，反复讨论后定刊名为《上海文艺》，发刊词称：“鼓励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提倡艺术上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我们首先要求作者创作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1979年1月，《上海文艺》改回原名《上海文学》，沿用至今。

黄金岁月

编辑彭新琪曾回忆，《上海文学》一复刊就恢复了活力。编辑部很注意培养上海的青年文学力量，花了大量心血培养扶持作家，经常组织作者采风，安排每月一次的文学交流活动。编辑部还编了一份《写作参考》，用于和文学爱好者交流。

1982年初冬，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的蔡翔向《上海文学》投了一篇稿，应邀去编辑部面谈。第一次去，他在上海作协三楼304室见到了年轻清瘦、朝气蓬勃的理论组组长周介人。第二次去，见到了副主编李子云。李子云五十岁出头，衣着清爽，一口京腔，正半倚在黑色牛皮沙发上看稿，在蔡翔看来连抽烟的姿势都有一种从容不迫的优雅。

李子云曾长期担任夏衍的秘书，她待人真诚，说话耿直，与钱谷融是至交。她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在全国文学界都有很大影响力，培养了陈思和、王小明、陈德培等一批文艺评论家。

有时候，蔡翔觉得李子云有点过于“政治化”了，但后来他发觉这是她身上一种非常可贵的品格。李子云对编辑要求很严，极其厌恶以权谋私，她不反对编辑写作，但不同意编辑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文章。在80年代，她是写检查最多的人，而且写得乐乐呵呵，从不怨天尤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上海文学》团队。

那时304室每天都很热闹，有时会看到王蒙、邓友梅、冯骥才、李陀、吴强、茹志鹃、王安忆这些知名作家，还有陈思和、王晓明、南帆、李劼、殷国明等一批优秀学者。经常有一些人被叫来改稿，如吴亮、王晓明、程德培、蔡翔等民间草根评论家，主持谈稿的通常是周介人。

冬日中午，很多人会到304室围炉取暖，在这里交流各种消息，分析形势，有时喜形于色，有时忧心忡忡。

作家陈村曾撰文写道，当时自己不认识任何文学界的人，是自发来稿作者，态度“嚣张”，更无送礼一说，尽管艺术见解有不同，但《上海文学》的编辑都很宽容，敬业爱才。

他回忆，于炳坤1979年因《两代人》成了他的第一位责编，于炳坤删稿时陈村坚决不肯，逐字逐句顶嘴，于炳坤删完了让他重抄一遍，他就把删了的又给抄回去。曹冠龙更是自己跑到印刷厂，理直气壮地把删掉的字句改回来。小说尚未发表，两人就以不肯改稿出了名。

李子云曾把陈村召去，想说服他把小说中过于消极的“苟活”一词改掉，陈村退让说改成“存活”，李子云和蔼地追问，为什么不能说“生活”？ 陈村听说周介人删了他《蓝色》中的一句话，赶去把周介人从午休床上叫起来，说：“老周你太老了，根本不懂！”周介人经不住缠，只好把那句话勾了回来，要他文责自负。

有一段时间，陈村是在《上海文学》发表小说最多的上海作者，参加过编辑部组织的几乎所有笔会，获得三次小说奖。1985年，上海作协终于争取到五个专业作家名额，茹志鹃没有为自己的女儿王安忆争取，而是叮嘱陈村快办调动手续。有一两个月，陈村是上海唯一的专业作家。

这一阶段，《上海文学》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的中篇小说，其中有池莉的《白云苍狗谣》、朱苏进的《金色叶片》、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以及刘醒龙、张欣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大多被视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中坚力量。

文学评论家吴亮曾回忆，1985年后文学期刊出版异常繁荣，他和程德培整天泡在作协图书室里，每个月的新期刊都会翻看，莫言、韩少功等会有什么作品出来，他们都能事先得到消息。

1990年12月，《上海文学》编辑姚育明到北京组稿，专门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当时已是晚上十点半左右，史铁生刚从地坛回来，他们闲聊了一阵。直到临别时，姚育明本能地问了一句：“最近在搞什么呀？”史铁生似乎有话想说，迟疑了一下，最终说道：“嗯，算了，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