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书为心画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有一个圆形押角章，上面刻着一个“馀”字，意指书法为业余之事。

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40岁之后才开始涉足书法创作，只能利用极有限的余暇研习书法，“一点成果好比儿童穿的一种花衣服”，是用许多边角料拼凑起来的。

2023年8月21日，92岁的沈鹏在北京去世。

沈鹏是一位与时代同步的书法家。有人说，他在启功、赵朴初等前辈大家之后引领了时代的书风。也有人说，他的书法功底欠佳，以行草为代表、不拘一格的肆意书风是“丑书”。

沈鹏对于所谓“丑书”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古代“徼”和“丑”字的音、义都有别。作为审美范畴的美与丑，没有那么简单。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傅山就主张“宁丑毋媚”，京剧里的丑角也是一种重要艺术行当。美本来是多元的，当代书法人文精神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一些创作者、研究者和欣赏者独立人格和创造性的欠缺。

古人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沈鹏认为，两者相通，说到底都是“情”，这对今天的启示丝毫没有减弱。

北总部胡同32号

1951年初，20岁的沈鹏从《人民画报》社借调到正在筹建中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9月15日是中秋节，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成立。其成立时间仅稍后于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见其地位。

这一天，在北总部胡同32号的一间会议室里，约60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其中有胡愈之、叶圣陶、周扬等领导人。

沈鹏记得，叶圣陶带着浓重的苏州口音说，许多画上的人物穿着衣服，看不出里面的骨骼，因为没有画素描，不懂人体解剖。他的讲话引起一片笑声。

人美社聚集了徐燕孙、卜孝怀、墨浪、任率英、刘继卣、林错等一批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使这里成为北方的连环画、年画、宣传画创作中心，与作为连环画发源地和创作重镇的上海遥相呼应。

沈鹏曾回忆，那个年代重视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强调作品要“反映现实”，至于“笔墨”倒不讲究，甚至讳莫如深。

建社后不久，王叔晖从出版总署调入人美社，任连环画册编辑室创作组组长。沈鹏常看到，王叔晖每天总是很早到办公室，先把本来就没有什么灰尘的桌子擦一遍，然后边研墨边读书边考虑当天的工作，在大家午休时还笔耕不辍。她的连环画作品《西厢记》《孟姜女》《木兰从军》等很受欢迎，发行量多在百万册以上。

人美社草创伊始，百业待举。年轻的沈鹏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每天楼上楼下跑十几次，写报告，起草文件。三年后，社里宣布他当秘书组长，这相当于总编室的职能。他还兼了青年团、学习委员会等众多“社会工作”。

1956年初，中央宣布向科学进军。人美社同其他单位一样，投入了制订长期规划的热潮。起草出版社12年发展规划的任务落到了沈鹏头上。他对美术史知识似懂非懂，许多画家和画派的名字都是初次听到。

清代出版的《芥子园画传》是一部风行海内的中国画技法入门教程，全书以图谱为主，文字为辅。沈鹏少年时曾临习《芥子园画谱》，但不知道《芥子园画传》和《芥子园画谱》有无区别，错将巢勋临本《芥子园画传》归入“理论著作”。宋代的《宣和画谱》是理论、技法书，但他看到“画谱”二字便望文生义地将其列入“画册”类。初稿打印出来，立即受到大专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批评，令他心服口服。

沈鹏不知道什么是“印象画派”，只听说印象画派是“资产阶级”的，颇为警觉。出版社经过一番讨论，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将《印象画派史》翻译出版，仅在内部发行。但这部书后来在“查书”中仍然受到了批判。

那时稿件都要经总编邵宇审读，重要的还要请社长萨空了决审。沈鹏作为他们的助手，要先审读一遍，有的要提出修改意见退回。他体会到，一个好的编辑在专业知识方面不见得比作者强，但能以丰富的经验、学识提出作者想不到的问题，补作者之不足。

沈鹏一直对诗和文艺理论很感兴趣，对人美社出版的古代画论都逐一阅读。他成了社里的“笔杆子”，到1966年发表了约80篇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美术》和《文艺报》等重要报刊。

他每天从家到办公室两点一线，日复一日，案头一大堆事务。他十分羡慕身边的画家能够外出写生，每次带回大批创作成果。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他总回答“编务行政”，问者以为他谦虚，但这却是实情。

直到40岁那年，他的人生轨迹才发生了重大改变。

始于四十

沈鹏有一篇回忆文章，叫《始于四十》。他早年曾接触到一本名为《人生始于四十》的书，得知了这句西方谚语。

恰好在他40岁那年，1971年，尼克松访华消息的公布震撼了世界。

在这之前，沈鹏一直真诚地投入各种政治运动，从这时起他开始冷静下来。经过痛苦的反思，他逐渐察觉到，过去学的艺术理论有的是带有根本性缺陷的，他发表的那些美术评论文章在不同程度上都失去了艺术的本真。他开始相信，人应当回归本体，敢于袒露心胸。

他不再把诗词、书法视为“四旧”。幼年时所接受的熏陶慢慢回来了。

他出生于江苏小县城江阴，有位远亲叫张松庵，是清末的举人，擅诗、书、画，他五岁就跟着这位老师学习。那时小县城里的人不大看得起这位前清“举人老爷”，常在背地里嘲笑他，这客观上造成了沈鹏一边跟他学习，一边却并不把他那套旧学视为“模式”。

沈鹏少年时代练习书法，眼界狭窄得可怜，除了走了样的柳公权《玄秘塔》、颜真卿《多宝塔》等几种碑帖外不知其他。有五年的时间，他课余就按张松庵的要求在米字格、九宫格上逐字临习《玄秘塔》，不知临了多少遍，至能成诵，让他不无厌倦。

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一本王羲之的《圣教序》，眼界大开。他模糊感到，《玄秘塔》好比早已相识的朋友却没有神交，而《圣教序》虽是新知却一见如故。他立即借来临摹数页，拿给张松庵看，结果大受赞赏，还以为他私下临习已久。

从此，他爱上了“二王”法书。他说，人们说学古人要“打进去”，这点他做得并不够，但他有一点长处，就是对自己真爱的经典会反复揣摩，感染气息，直至那种笔法能够不期而然地从笔底流出。

后来常有书法爱好者问：“学书法以何种字帖为范本最好？”他根据切身体会，认为不能简单作答，要视自身兴趣和个性等来决定，但总的来说“转益多师”是有益的，博取才能成大器。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加减，而是水乳交融，其中必有我在。

他临帖练字时断时续，但写年度总结、写信、整理材料都用毛笔，业余时间也全部用来练字。一家三口挤在九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一张书桌是全家人共用的。桌子的宽度不过半米多，写毛笔字时要把桌上的杂物先搬到床上，写横幅还过得去，写竖幅就无可裕如了，久而久之他养成了擅长写横幅的习惯。幸得一位朋友坦率指出，他后来条件具备后才注意改进。

1979年，他被新闻出版署任命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社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人美社紧跟时代脚步，1978年5月就出版了《罗丹艺术论》，1986年又很快出版了关于85新潮的论集。在社长邵宇的力主下，人美社重建了创作室，但不再承担创作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任务，而是近乎画院。各地画家到北京，人美社创作室是必去的地方，被视为美术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

1979年，沈鹏创办了八开本期刊《中国书画》，并担任主编。他很好地把握了该刊定位，从栏目设置到印刷装订都有很高的要求。《中国书画》在80年代的美术界影响巨大，许多画家都以在这里发表作品为荣。

沈鹏认为，现代化出版工作包括一系列复杂的生产组织工作，从编辑到经营管理，从印刷到销售。一旦有了新的物质条件、新技术，就应当迅速采用，现代化物质条件的充分发挥与现代人的审美感是高度统一的。

他说，作为美术图书，制版、印刷等直接影响到出版水平。长期以来，一些古代名画画册色调浮躁，“沉”不下去。《红楼梦》如果印刷较差还不至太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可是一幅古代名画如若走调、失真，就会面目全非。中国古画的艺术风格一般偏于沉静，又经过长期风化，色调偏暗，甚至造型的细微处难以辨认，这既是古画的“缺点”，也显示了古画的珍贵。对于这类作品，精印的画册要尽量准确地反映作品的原貌，“不走样”。

这一阶段，由上级主管单位牵头或支持，开始整理出版《中国美术全集》等大型国家项目。1983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持，李可染、蔡若虹、古元、张仃、金维诺、启功、宿白、王世襄、冯先铭、史树青、安志敏、陈明达、邵宇、沈鹏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座谈《中国美术全集》编辑规划。第二年6月，中宣部批准成立全集领导小组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多家出版社通力合作，经过五年努力，于1989年8月推出了《全集》（古代部分）六十卷巨帙。

沈鹏参与了全集编著工作。他说，大型美术图书的总体设计与建筑艺术有相似之处。如果说封面类似于宫殿的大门，环衬是宫门内的广场，扉页相对于影壁，后面有正殿、侧厢等，宫殿群的最后必定还有一座大殿或花园。

他体会到，编辑工作虽然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专门从事创作，但客观上使他成为杂家，得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而且，书画同源，如石涛所说，“画法关通书法律”。这些都给了他很多“书外”的修养。作家中有人提出“学者化”的要求，他觉得，书法家的学者化更为重要。

新古典书家

1985年后，随着现代派探索风气的劲吹，“新古典”书法家群体兴起。沈鹏的书法作品开始声名鹊起。

他对草书情有独钟。他觉得，草书往往代表一个时期书法的最高成就，如翁方纲诗中所说：“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

在书法的表现要素中，他最看重线条。他认为，学习古代大家得其外形易而得其神韵难，其中线条是由外形到神韵的最重要手段、桥梁，更确切地说是基因。好比研究现代社会的秘密蕴藏于“商品”之中，书法最原始的秘密深藏于笔法之中。笔法最单纯也最丰富，有限中蕴藏无限。

他还感到，书法的美感藏在潜意识深处。有一次，他书写十余米长卷《古诗十九首》，楷、行、草多种字体交叉行进，下笔轻重缓急、聚散虚实随心所欲。他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仔细一想，觉得可能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之类长卷的节奏、气韵不自觉地从笔底流出。

长期的实践让他体会到，书法是一种自律性非常严格的艺术，如同旧体诗词一样。除却格律的“镣铐”，格律诗不能成诗；屈从于“镣铐”，又写不出好的格律诗。他觉得，旧体诗和书法自律之严，可能和中国人的内向性格有深层的关系。

他终于搬离了九平米的小平房，有了自己的一间书房，取名“介居”。“介居”有双关之意，“介”通“芥”，言其小；同时“介福”又指洪福，言其大。

“介居”靠窗一面种着花草，对面墙边是一张单人床，东西两面齐墙摆满了书柜，美学、文学、历史、书法、碑帖、印谱等书籍堆至天花板。中间有一张用了多年的写字台，漆皮斑驳。

一次，几位日本朋友来“介居”拜访还没走，韩国朋友就来了。他们在楼梯上排队等候，侧身挤出来一个人才能再进去一个人。一位日本友人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像在排队参观博物馆。”

书法江湖

1992年，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邵宇去世，沈鹏出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2000年8月，中宣部、中国文联正式任命并配齐了中书协分党组班子。年底，中书协第四届领导班子组成，沈鹏任主席。

书法的广泛性是其他艺术门类无可比拟的，改革开放后一些重大书法活动常有国家领导人或地方政要参加。上层人士的涉足使书协的社会地位陡然增高，同时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