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书为心画

作者: 宋春丹

沈鹏:书为心画0

2003年11月1日,沈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观摩历代书法名家的法帖珍品。本文图/中新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有一个圆形押角章,上面刻着一个“馀”字,意指书法为业余之事。

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40岁之后才开始涉足书法创作,只能利用极有限的余暇研习书法,“一点成果好比儿童穿的一种花衣服”,是用许多边角料拼凑起来的。

2023年8月21日,92岁的沈鹏在北京去世。

沈鹏是一位与时代同步的书法家。有人说,他在启功、赵朴初等前辈大家之后引领了时代的书风。也有人说,他的书法功底欠佳,以行草为代表、不拘一格的肆意书风是“丑书”。

沈鹏对于所谓“丑书”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古代“徼”和“丑”字的音、义都有别。作为审美范畴的美与丑,没有那么简单。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傅山就主张“宁丑毋媚”,京剧里的丑角也是一种重要艺术行当。美本来是多元的,当代书法人文精神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一些创作者、研究者和欣赏者独立人格和创造性的欠缺。

古人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沈鹏认为,两者相通,说到底都是“情”,这对今天的启示丝毫没有减弱。

北总部胡同32号

1951年初,20岁的沈鹏从《人民画报》社借调到正在筹建中的人民美术出版社。

9月15日是中秋节,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成立。其成立时间仅稍后于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可见其地位。

这一天,在北总部胡同32号的一间会议室里,约60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其中有胡愈之、叶圣陶、周扬等领导人。

沈鹏记得,叶圣陶带着浓重的苏州口音说,许多画上的人物穿着衣服,看不出里面的骨骼,因为没有画素描,不懂人体解剖。他的讲话引起一片笑声。

人美社聚集了徐燕孙、卜孝怀、墨浪、任率英、刘继卣、林错等一批杰出的中国画人物画家,使这里成为北方的连环画、年画、宣传画创作中心,与作为连环画发源地和创作重镇的上海遥相呼应。

沈鹏曾回忆,那个年代重视深入生活,到工农兵中去,强调作品要“反映现实”,至于“笔墨”倒不讲究,甚至讳莫如深。

建社后不久,王叔晖从出版总署调入人美社,任连环画册编辑室创作组组长。沈鹏常看到,王叔晖每天总是很早到办公室,先把本来就没有什么灰尘的桌子擦一遍,然后边研墨边读书边考虑当天的工作,在大家午休时还笔耕不辍。她的连环画作品《西厢记》《孟姜女》《木兰从军》等很受欢迎,发行量多在百万册以上。

人美社草创伊始,百业待举。年轻的沈鹏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每天楼上楼下跑十几次,写报告,起草文件。三年后,社里宣布他当秘书组长,这相当于总编室的职能。他还兼了青年团、学习委员会等众多“社会工作”。

1956年初,中央宣布向科学进军。人美社同其他单位一样,投入了制订长期规划的热潮。起草出版社12年发展规划的任务落到了沈鹏头上。他对美术史知识似懂非懂,许多画家和画派的名字都是初次听到。

清代出版的《芥子园画传》是一部风行海内的中国画技法入门教程,全书以图谱为主,文字为辅。沈鹏少年时曾临习《芥子园画谱》,但不知道《芥子园画传》和《芥子园画谱》有无区别,错将巢勋临本《芥子园画传》归入“理论著作”。宋代的《宣和画谱》是理论、技法书,但他看到“画谱”二字便望文生义地将其列入“画册”类。初稿打印出来,立即受到大专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批评,令他心服口服。

沈鹏不知道什么是“印象画派”,只听说印象画派是“资产阶级”的,颇为警觉。出版社经过一番讨论,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将《印象画派史》翻译出版,仅在内部发行。但这部书后来在“查书”中仍然受到了批判。

那时稿件都要经总编邵宇审读,重要的还要请社长萨空了决审。沈鹏作为他们的助手,要先审读一遍,有的要提出修改意见退回。他体会到,一个好的编辑在专业知识方面不见得比作者强,但能以丰富的经验、学识提出作者想不到的问题,补作者之不足。

沈鹏一直对诗和文艺理论很感兴趣,对人美社出版的古代画论都逐一阅读。他成了社里的“笔杆子”,到1966年发表了约80篇文章,散见于《人民日报》《美术》和《文艺报》等重要报刊。

他每天从家到办公室两点一线,日复一日,案头一大堆事务。他十分羡慕身边的画家能够外出写生,每次带回大批创作成果。别人问他做什么工作,他总回答“编务行政”,问者以为他谦虚,但这却是实情。

直到40岁那年,他的人生轨迹才发生了重大改变。

始于四十

沈鹏有一篇回忆文章,叫《始于四十》。他早年曾接触到一本名为《人生始于四十》的书,得知了这句西方谚语。

恰好在他40岁那年,1971年,尼克松访华消息的公布震撼了世界。

在这之前,沈鹏一直真诚地投入各种政治运动,从这时起他开始冷静下来。经过痛苦的反思,他逐渐察觉到,过去学的艺术理论有的是带有根本性缺陷的,他发表的那些美术评论文章在不同程度上都失去了艺术的本真。他开始相信,人应当回归本体,敢于袒露心胸。

他不再把诗词、书法视为“四旧”。幼年时所接受的熏陶慢慢回来了。

他出生于江苏小县城江阴,有位远亲叫张松庵,是清末的举人,擅诗、书、画,他五岁就跟着这位老师学习。那时小县城里的人不大看得起这位前清“举人老爷”,常在背地里嘲笑他,这客观上造成了沈鹏一边跟他学习,一边却并不把他那套旧学视为“模式”。

沈鹏少年时代练习书法,眼界狭窄得可怜,除了走了样的柳公权《玄秘塔》、颜真卿《多宝塔》等几种碑帖外不知其他。有五年的时间,他课余就按张松庵的要求在米字格、九宫格上逐字临习《玄秘塔》,不知临了多少遍,至能成诵,让他不无厌倦。

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看到一本王羲之的《圣教序》,眼界大开。他模糊感到,《玄秘塔》好比早已相识的朋友却没有神交,而《圣教序》虽是新知却一见如故。他立即借来临摹数页,拿给张松庵看,结果大受赞赏,还以为他私下临习已久。

从此,他爱上了“二王”法书。他说,人们说学古人要“打进去”,这点他做得并不够,但他有一点长处,就是对自己真爱的经典会反复揣摩,感染气息,直至那种笔法能够不期而然地从笔底流出。

后来常有书法爱好者问:“学书法以何种字帖为范本最好?”他根据切身体会,认为不能简单作答,要视自身兴趣和个性等来决定,但总的来说“转益多师”是有益的,博取才能成大器。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加减,而是水乳交融,其中必有我在。

他临帖练字时断时续,但写年度总结、写信、整理材料都用毛笔,业余时间也全部用来练字。一家三口挤在九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一张书桌是全家人共用的。桌子的宽度不过半米多,写毛笔字时要把桌上的杂物先搬到床上,写横幅还过得去,写竖幅就无可裕如了,久而久之他养成了擅长写横幅的习惯。幸得一位朋友坦率指出,他后来条件具备后才注意改进。

1979年,他被新闻出版署任命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

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社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人美社紧跟时代脚步,1978年5月就出版了《罗丹艺术论》,1986年又很快出版了关于85新潮的论集。在社长邵宇的力主下,人美社重建了创作室,但不再承担创作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任务,而是近乎画院。各地画家到北京,人美社创作室是必去的地方,被视为美术新思潮的发源地之一。

1979年,沈鹏创办了八开本期刊《中国书画》,并担任主编。他很好地把握了该刊定位,从栏目设置到印刷装订都有很高的要求。《中国书画》在80年代的美术界影响巨大,许多画家都以在这里发表作品为荣。

沈鹏认为,现代化出版工作包括一系列复杂的生产组织工作,从编辑到经营管理,从印刷到销售。一旦有了新的物质条件、新技术,就应当迅速采用,现代化物质条件的充分发挥与现代人的审美感是高度统一的。

他说,作为美术图书,制版、印刷等直接影响到出版水平。长期以来,一些古代名画画册色调浮躁,“沉”不下去。《红楼梦》如果印刷较差还不至太影响读者的阅读理解,可是一幅古代名画如若走调、失真,就会面目全非。中国古画的艺术风格一般偏于沉静,又经过长期风化,色调偏暗,甚至造型的细微处难以辨认,这既是古画的“缺点”,也显示了古画的珍贵。对于这类作品,精印的画册要尽量准确地反映作品的原貌,“不走样”。

这一阶段,由上级主管单位牵头或支持,开始整理出版《中国美术全集》等大型国家项目。1983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主持,李可染、蔡若虹、古元、张仃、金维诺、启功、宿白、王世襄、冯先铭、史树青、安志敏、陈明达、邵宇、沈鹏等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座谈《中国美术全集》编辑规划。第二年6月,中宣部批准成立全集领导小组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多家出版社通力合作,经过五年努力,于1989年8月推出了《全集》(古代部分)六十卷巨帙。

沈鹏参与了全集编著工作。他说,大型美术图书的总体设计与建筑艺术有相似之处。如果说封面类似于宫殿的大门,环衬是宫门内的广场,扉页相对于影壁,后面有正殿、侧厢等,宫殿群的最后必定还有一座大殿或花园。

他体会到,编辑工作虽然使他没有太多时间专门从事创作,但客观上使他成为杂家,得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而且,书画同源,如石涛所说,“画法关通书法律”。这些都给了他很多“书外”的修养。作家中有人提出“学者化”的要求,他觉得,书法家的学者化更为重要。

新古典书家

1985年后,随着现代派探索风气的劲吹,“新古典”书法家群体兴起。沈鹏的书法作品开始声名鹊起。

他对草书情有独钟。他觉得,草书往往代表一个时期书法的最高成就,如翁方纲诗中所说:“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

在书法的表现要素中,他最看重线条。他认为,学习古代大家得其外形易而得其神韵难,其中线条是由外形到神韵的最重要手段、桥梁,更确切地说是基因。好比研究现代社会的秘密蕴藏于“商品”之中,书法最原始的秘密深藏于笔法之中。笔法最单纯也最丰富,有限中蕴藏无限。

他还感到,书法的美感藏在潜意识深处。有一次,他书写十余米长卷《古诗十九首》,楷、行、草多种字体交叉行进,下笔轻重缓急、聚散虚实随心所欲。他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仔细一想,觉得可能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之类长卷的节奏、气韵不自觉地从笔底流出。

长期的实践让他体会到,书法是一种自律性非常严格的艺术,如同旧体诗词一样。除却格律的“镣铐”,格律诗不能成诗;屈从于“镣铐”,又写不出好的格律诗。他觉得,旧体诗和书法自律之严,可能和中国人的内向性格有深层的关系。

他终于搬离了九平米的小平房,有了自己的一间书房,取名“介居”。“介居”有双关之意,“介”通“芥”,言其小;同时“介福”又指洪福,言其大。

“介居”靠窗一面种着花草,对面墙边是一张单人床,东西两面齐墙摆满了书柜,美学、文学、历史、书法、碑帖、印谱等书籍堆至天花板。中间有一张用了多年的写字台,漆皮斑驳。

一次,几位日本朋友来“介居”拜访还没走,韩国朋友就来了。他们在楼梯上排队等候,侧身挤出来一个人才能再进去一个人。一位日本友人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像在排队参观博物馆。”

书法江湖

1992年,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邵宇去世,沈鹏出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2000年8月,中宣部、中国文联正式任命并配齐了中书协分党组班子。年底,中书协第四届领导班子组成,沈鹏任主席。

书法的广泛性是其他艺术门类无可比拟的,改革开放后一些重大书法活动常有国家领导人或地方政要参加。上层人士的涉足使书协的社会地位陡然增高,同时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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