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泽：拙笔生花

9月13日，徐悲鸿的爱徒、中央美术学院奠基人之一戴泽在北京病逝。至此，最后一位与齐白石、徐悲鸿、陈之佛、傅抱石等书画大师都有过亲密交往，被称为 20世纪中国美术史“活化石”的101岁老人走了。

作为一位写实主义画家，戴泽一生追随徐悲鸿。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曾说，在某种程度上戴泽是徐悲鸿的衣钵传人，也是其艺术思想的实践者与坚定捍卫者。

曾任中国壁画学会会长的侯一民早在1946年就认识戴泽了。那时他考入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戴泽是助教，他为人老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非常用功并且用功了一辈子的画家。侯一民觉得，这种执着精神很可贵，因为从事艺术不能随风倒，而戴泽真的坚持下来，一条路就走到黑了。

名师云集的中大艺术系

1942年，自幼喜爱绘画的戴泽报考了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学系西画科。

考题是画半面维纳斯头像。他从没见过石膏像，没画过素描，甚至没见过油画，只看过《良友画报》和丰子恺所著的几本美术书籍，对著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但四小时的考试他只用了一小时就交卷了，其他考生还在打轮廓。结果，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艺术学系一年级在中大柏溪分校上课，启蒙老师是曾留学法国的黄显之。他在评讲学生习作时，总是看有没有“情调”，并不多作阐述。戴泽的画经常被他肯定为“蛮有情调”。

二年级时，他们从柏溪分校返回沙坪坝本部，在松林坡小房里上课。费成武讲透视学，许世祺讲解剖学，陈之佛讲西洋艺术史，傅抱石讲中国美术史，谢稚柳讲勾勒，秦宣夫讲构图。

戴泽说，自己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这么多好老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往往一句话就令人受益终生。

陈之佛喜欢画虫眼。他说，西洋美术史只要有一个人听他就照样讲，不管听不听得懂。傅抱石的衣服口袋里常有香烟和冰糖，他最喜欢讲东晋画家顾恺之，尤其是顾恺之写的《画云台山记》。他曾说，画画好比偷东西，有人看就画不出了。

对戴泽影响最大的是徐悲鸿。那时徐悲鸿赴印度讲学后重返中大任教，应学生会之邀作讲座，阶梯大教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学生。

徐悲鸿出了一道题：黄桷树下四川人。他说，诸位中有许多是四川人，非四川人也入川几年了，黄桷树为四川抬头可见的大树，如果画不出，那就是因为只知临摹而不注意观察现实生活。还有，四川人穿长衫，打包头和赤脚，这在外省是没有的，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他要大家不要沉浸在画谱中，舍本逐末，要随身携带速写本，用心去观察、描绘真实的世界。这对戴泽来说是写实艺术观的启蒙，终身难忘。

他正式成为徐悲鸿的弟子是在大学四年级，上油画人体课。大家都用深浅不同的笔画不同的颜色，徐悲鸿来到画室，坐下示范。他不看深浅色，随便拿起一支笔，观察模特后开始画画，边画边说，画面脏点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保证比例、明暗关系是一致的。这让戴泽很受启发，他那时画的男人体素描已显示出准确、简练、尊重感觉的基本功。

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培育了严谨的写实画风，戴泽成为他最赏识的学生之一。

韦启美是戴泽的同学兼室友，两人最为亲近，后来又做了一辈子同事和邻居，是终生至交。在韦启美眼里，戴泽是一位“自然的描摹者”。

韦启美曾回忆，那时学习条件很差，他们用的水彩调色板仅是一块贴了白纸的破玻璃，画水彩有时就用新闻纸。但入学不久，他就惊羡于戴泽对自然的敏感。一丛野草、一片杂树、一块山坡、一角堰塘、几块水田，戴泽仅用初学者的技巧便表现出它们蕴含的大自然的情趣，善于从平凡事物中发现画意。

一次在水塘边画水彩，戴泽将一张画坏了的水彩画放到池塘中漂洗，捞上来继续加工，没想到效果竟意外的好。

韦启美说，戴泽在画法上没有框框，并不是藐视前人，而是无可依傍。那时他们上美术史课既无参考书，又看不到画，美术理论知识极为贫乏，但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领悟力，缺少借鉴使他们有了一些技法上的自由。从走进艺术之门的第一天起，戴泽便是自然的忠实学生。他觉得随意变形是对自然的亵渎，过多的加工是对自己感情的扭曲，在作品中滥用感情则难免虚假。他喜欢画家安格尔的一句话：“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我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但要把美隐藏在真实之中。”

“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

1946年，24岁的戴泽修完四年课程，随学校回迁南京。在找工作无着之际，他接到徐悲鸿的邀请，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助教。

他带着一叠写生小画和两筒油画白色颜料来到北平。那时学校还没开学，徐悲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抓紧时间画画，“北平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画的”。

从此，戴泽一有空就在街上用水彩画速写。到北平艺专的第一年，他就创作了《乞丐》《艾中信》《老佟和列宁》《东总布胡同》《窗外》等作品，其中《乞丐》和《东总布胡同》参加了北平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画展，使他在北平美术界初露头角。

这一年9月，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什么是伟大？在天坛、在皇宫、在万里长城。荒凉也在那里，几百年的老树，狠命地长着。大的描金红柱空空地撑着空虚的大殿，静静地飘着幽灵，帝王的幽灵。一切都不安定，像一只野狗到处流浪，走向哪里，它不知道，唯一的希望，是一个保暖的地方。

徐悲鸿要求学生人手一把小镜子，用于练习自画像，因为最忠实的模特儿就是自己。戴泽画自画像最多的就是1946年，画中的他一改此前的青涩，形象变得洒脱而沉着，蕴含着对未来的希望。

因徐悲鸿的关系，一度因病休学的韦启美1947年毕业后也受聘到北平艺专绘画系任教，与戴泽又成了室友。

1948年9月，徐悲鸿让戴泽创作一件作品，用作教学示范。那时北平大街上跑着很多从郊区来的马车，戴泽画过不少速写，觉得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些拥有马车的农民身上。同事卢开祥送了他一块当时很难得的油画布，他就在上面创作了《马车夫》，以具象写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黄皮肤、黑棉袄的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体现了解放前北方农民的日常生活。

徐悲鸿对这幅画大为赞赏，亲笔做了一些修改，尤其是马的部分。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豪地说，戴泽、韦启美这两位在画展中大显身手的年轻画家是他发掘出来的，戴泽的《马车夫》等画作色彩明朗丰富，“皆许其前程远大”。

新中国成立后，戴泽两次参加土改工作队，请京郊农民和城里贫民做模特，创作了表现土改的油画《农民小组会》。1950年，他又创作了油画《和平签名》，描绘了北京老百姓响应政府号召签名支持世界和平运动的场景。

《和平签名》与《马车夫》都被选入“中国艺术展览会”，前往苏联、民主德国和波兰巡展一年。经徐悲鸿推荐，戴泽作为工作人员随行，成为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新中国艺术家。

在这次欧洲之行中，戴泽不时用画笔记录下所见所闻。他画明朗天空下的莫斯科大剧院，画波兰的滑雪场，画刚诞生的民主德国。

由于《马车夫》《农民小组会》和《和平签名》等作品的成功，戴泽接到国内博物馆、出版社等机构的大量邀约，从50年代到70年代完成了约30多幅油画主题创作。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曾撰文说，这几幅作品的可贵在于，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那些普通淳朴的平民形象中深蕴着一种时代变迁，这种形象被画家捕捉到了。在艺术语言上，这些油画也属于那个独特年代生产的“土油画”。与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等留欧派不同，戴泽学得的油画具有某些本土特质，这种并不完全洋派的光色处理和显得有些“笨拙”的本土性反倒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印记，这是后世难以复制的一种艺术真诚。

徐派画家的悲欣

1949年，靳尚谊入读北平艺专，戴泽是其素描课老师。

靳尚谊回忆，二年级时，北平艺专改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由五年制变成三年制，原来的西画和中国画专业没有了，变成绘画系、雕塑系和实用美术系三个系。靳尚谊在绘画系，该系是培养普及人才，不是为画油画和国画，而是为了画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因此素描是最重要的课程。当时艾中信、冯法祀、吴作人、罗工柳等都是教授级的老先生，戴泽是素描教研组的青年教员，很受时任院长徐悲鸿的器重。

那时戴泽刚访问欧洲回国，用一部德国相机翻拍了大量画作，靳尚谊和同学们每天晚上都去他家看画。当时没有美术馆，这些画平时是没有机会看到的。

靳尚谊认为，戴泽的素描基础扎实，为人低调、话不多，他的画也是这种朴素风格，人物造型准确含蓄，色彩厚重沉稳，画面多有一种安定沉静的氛围。

1953年9月，徐悲鸿突发脑溢血病逝，年仅58岁。他去世后，吴作人和萧淑芳夫妇在家举办了美术沙龙，名为“十张纸斋晚画会”。吴作人曾说，我们都是画画的，平时忙于教学和开会，业余生活别无他求，不过就是想多抽出些时间动动笔，一张不行两张，再不行三张，“每次我准备糟蹋十张纸”。

晚画会每周四、五晚举办，参加者多是徐派画家，除吴作人夫妇外，常客还有艾中信、李宗津、王式廓、董希文、冯法祀、靳之林、李斛等，艾青、黄永玉、蒋兆和、陈晓南、吕斯百、关山月、黎冰鸿、韦启美、靳尚谊等也不定期参加。

戴泽是晚画会的活跃分子。他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素描和速写，也探索了中国画的水墨人物技法，1954年的《萧小惠像》就是他将水彩与水墨相结合的画作。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是晚画会的特殊人物，她在此可以得到心灵慰藉，也经常成为模特。1954年，戴泽创作了头像素描《廖静文像》，画中的廖静文双眼清澈，却仍透着悲伤。这幅画颇得徐悲鸿素描之神髓。

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央美院越来越偏向苏联素描、油画教学体系。1955年至1957年，苏联油画家马克西莫夫在学校举办油画训练班，此后徐派写实体系和苏派写实体系发生了某种抵触。

1957年，晚画会停办。吴作人为此很长时间受到批判，直到“文革”结束。

随着苏联油画及创作方法受到追捧，美院弥漫着“要画出不变的形，不要可变的光”的素描教研思想，徐悲鸿开创的欧洲写实主义学派遭受冷遇。戴泽在美院的教学地位越来越边缘，但他1962年画的《侯一民像》继续沿用徐派色彩语言，没有丝毫向苏派靠拢之意。

1964年，美院教学活动基本停止，戴泽也被调到徐悲鸿纪念馆。“文革”中，他进过牛棚，下放劳动过。70年代初，他被调回北京，参加了历史博物馆的历史画和国务院宾馆绘画组的宾馆画创作。

不管多困难，戴泽都没有停止过画自己喜欢的画。没有纸张，他就找报纸或捡废纸画画，一张纸要画两面，有时还要画两三层。其中，他画于70年代初的一幅纸本水粉，后来展出时就叫《报纸上的花》。

1978年，戴泽在创作《画家徐悲鸿》肖像时迎来改革开放。他每天6点半准时出去写生，足迹遍布全国。他笔下的静物和风景也变得多彩多姿，轻盈而绚丽。

改革开放后，印象派开始流行，印象派前的传统油画色彩被讥为“酱油色”，但戴泽依然故我。

韦启美认为，印象派色彩拥有表现光影的魅力，但并不能代替传统色彩在造型上的巨大表现力。戴泽的不少静物画色彩显然是脱胎于“酱油色”，但沉着而不滞涩，生动而又冷静，有种真实的质感。

靳尚谊的学生杨飞云在中央美院油画系工作时，几乎每天都能看见戴泽在这里画画。一些人认为他的画风老旧，但是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杨飞云逐渐认识到，戴泽的画中有艺术最核心的价值：用直接而朴素的方式去表达人类心灵以及心灵对美好事物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