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李庄

每次听到有人说她出身“新闻世家”，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总是感到有些惶恐。父亲李庄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报总编辑。李东东进入新闻行业以来当然时时能感受到父亲的声望，但又不愿被笼罩在这荫庇之下。

李庄主持人民日报社夜班工作二十余年，李东东则3岁开始上全托幼儿园、寄宿小学，17岁上山下乡，与父母一直聚少离多。等她退居二线后真正静下心来，想要深入去了解父亲，却早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今年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73年前，李庄是第一个入朝采访的中国记者。李东东一直想要彻底捋清父亲三次入朝的经历，惜父亲在世时没有当面请问，现在只能凭着一股“轴劲”不懈地考证、追寻，并将所得所感陆续发表于报刊或结集成书。

作为新闻二代，她总想努力完成父亲报人生涯的拼图。因为这不仅关乎父亲个人，也关乎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那一代人，他们的足迹，他们的心路历程，以及背后的时代印迹。

父亲三次入朝之“谜”

2006年，李庄辞世后不久，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叠泛黄的活页纸，是他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在朝鲜战场采访期间的日记。

李东东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当年年底调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根据这叠半个世纪前的珍贵手稿，她主持编辑了《李庄朝鲜战地日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左手页为影印的李庄战地日记手迹，右手页为铅排文字，装帧精美。但编辑中也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出版前言中写道，日记是李庄“第二次赴朝采访时所记”，但这一点其实并不能确定。这个问题当时只能暂时放下，结果一放就是十年。

2018年适逢李庄百岁诞辰，李东东计划将他的朝鲜战地报道完整结集出版。这次，她决心上天入地都要把父亲三次入朝的脉络厘清。

李庄首次入朝的时间是确定无疑的。那是1950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刚爆发十多天。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突然把他找去，告知中央决定派他担任团长，与法共党员、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和英共党员、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组成一个国际记者团，入朝采访。

李庄在新闻界是出了名的笔头硬、写稿快。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当记者时，总是被编辑部派去找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审阅重要稿件。邓小平很重视向延安的发稿，总是放下手边事情立即处理。他边看稿子边谈意图，李庄能够边听边迅速组织语言，现场改完，邓小平直接就在“花脸稿”上签字，一次过。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只有两个文字记者获准到会场主席台区采访，一个是新华社记者李普，另一个就是《人民日报》首席记者李庄。李庄每天赶写一篇通讯特写，八天会议，八篇通讯，记录了新中国诞生的新闻现场。

第一次入朝，李庄在朝鲜停留了50多天。他独自一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抵达了大邱、釜山最前线，写了12篇战地通讯。李东东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的报纸合订本中一一找到了这12篇文章，拍摄了当年的竖排版面。

但另两次入朝，脉络就不那么分明了。李东东巨细无遗地查阅了那段时期的《人民日报》，又仔细重读了父亲的战地报道和日记，终于有所发现。

日记起自1950年12月2日：“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培蓝即李庄的妻子赵培蓝，当时她已怀孕，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次年夏天出生的小女儿李东东。这一次，李庄是率《人民日报》记者入朝采访。

12月3日的日记非常关键。从记载可知，当夜他们在沈阳见到了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泗淇告诉他们，现在汽车被美机打坏很多，交通困难，建议他们“先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看情况再到前边去。大家讨论后同意这个方案。

那问题来了。“在鸭绿江两岸搞一时期”，到底过江了没有呢？

不巧的是，9日至18日的日记空缺，只知道8日李庄还“站在鸭绿江北岸”看积满白雪的河床，19日已“从临江出发回北京了”。那这10天他究竟在哪里呢？

李庄曾在回忆录《难得清醒》中提到，自己曾三次到过朝鲜新义州，第二次是在1950年11月底。这说明，他第二次也是过了鸭绿江的，但11月底这个时间又对不上。

李东东追问母亲。母亲也是人民日报社老编辑，当时94岁了，依然思维敏捷。她有印象李庄去了三次朝鲜，但记不准具体时间。面对李东东的执着劲头，她大声说：可以了，不要再查了！你爸爸也不见得就记得那么准。他完成了任务，留下了作品，这就行了！

李东东还是不甘心，她继续查找，终于在父亲离休后写的一篇文章《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中发现了新线索。文中提到，第二次访问新义州是在1950年12月，这个整洁美丽的江城已被彻底夷平。李东东推断，父亲的回忆录中说11月是笔误了。

这样，一切就都能说通了。当时正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期间，李庄等正是为此而来。12月6日中朝联军收复了平壤，他们可能即于此时过江去采访得胜之师。战地采访很艰苦，这段时间的日记很可能因此空缺。

12月31日中朝联军乘胜发起第三次战役，于是李庄日记从30日起又开始了（19日回京后即中断），这天黄昏他再次渡过鸭绿江入朝。这次他在朝鲜连续待了两个多月，经历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日记一天也没有中断。

1951年3月10日，李庄前往位于平壤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与相熟的临时代办柴成文畅叙了一番。四次战役李庄亲历了三次，对得失颇有一些观感。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整不了我们，我们一时也整不了它”，但敌军的“技术条件比我们好”，因此有时不得不采取防御之势，以争取准备时间。他和柴成文等人对此都有共识，但国内一些人却不了解实际困难，李庄认为，“这是要不得的”。

日记到此戛然而止，谜底也昭然若揭：日记跨越了李庄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入朝，而不是此前以为的第二次。李东东总算能放下这个心结了。

一次彻夜长谈

父亲在世时，李东东其实并没有来得及真正去了解他。

从她记事起，父亲就长年累月上夜班，从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到后来担任副总编辑，“文革”之前几乎天天如此。那是一种被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戏称为“穷凶极恶”的马拉松式夜班，通常从下午一直到次日清晨5点。

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李东东和哥哥姐姐才能从学校回家住。通常他们起床时，父亲刚下夜班正在睡觉；等他们下午游泳、滑冰回来，父亲又已经开会、上夜班去了。

外人都觉得李庄随和、好脾气，但李东东兄妹有时却有点儿怵他。李东东的童年总的来说阳光灿烂，但家里有时也会阴云密布，一般来讲没别的原因，唯一的可能就是父亲生气了。这时候，母亲就会带着他们兄妹走开，蹑手蹑脚，格外小心，等着父亲消气。

直到李东东长大，才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父亲的处事原则是对人宽、责己严，而家人显然是属于“己”这个范围里的。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持夜班的最后把关人，他常常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被称为人民日报向上级写检讨最多、也最善于写检讨的人。心力交瘁的他难免有时情绪失控。幸亏母亲性格温婉、通情达理，像一座港湾，在风雨中承托起家庭这艘小船。

不过，父亲虽然永远工作繁忙，有时在家里发发脾气，但他的“不教即是教”的教育方式总的来说是十分文明的。有一次正值小学放暑假，李东东夜里睡不着，悄悄起来，见父亲还在工作，她说：“我睡不着，可以在你这儿坐坐吗？”父亲慈爱地摸摸她的头，笑着答应了。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父亲俯身写字台，时而沉思，时而疾书，时而起身踱步。这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和绿色台灯罩前父亲伏案写作的背影，一直留在了她的记忆中。

但岁月静好的天空，一夜之间变了。

那是1966年5月，《人民日报》奉命转载一篇重要社论。这篇社论比较长，报纸一版上半版排不下。李庄时任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他的意见是要么全文发一版，要么一版转二版，但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不同意。其时，山雨欲来，空气紧张，李庄怕值班编辑删出纰漏，决定亲自动手，与编辑一起“抠着”删掉了五百多字。没想到，就此闯下大祸。人民日报受到康生的严厉批评，李庄本人则在“文革”前夜第一批“靠边站”了。

这年李东东15岁，正在北京市最好的女中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二。父亲出了事，她没资格当兵或当工人了，1968年底被分到陕北延安插队。她从小以为全中国都和北京一样，天南海北的人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至此总算见识了真实的世界。

时至1970年秋，形势渐渐有了一些变化，党内特别是军队一些老干部对“文革”不满，开始向“落难老战友的落难子女”伸出援手。靠着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也凭着自己的绘画特长，李东东以“文艺兵”的名额被招进了位于石家庄的解放军铁道兵学院。

她成了政治部宣传处一名资料员，管理着一间资料室。资料室背阴，也就十来平方米，密密排列着几个书架。“文革”初期，学院图书馆、阅览室一度被废弃，随着形势的变化，宣传处这间资料室的书架上先是有了《史记》和《汉书》，很快又有了《辞海》和《词源》。随着内部发行渠道的日益畅通，《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的其他史籍也源源不断登上了书架。这些书多是淡黄色封皮，被称为“黄皮书”。再往后，苏联文学作品《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一批“灰皮书”也上架了。

有了《辞海》《词源》，李东东捡起了小时候父母灌输的查工具书的习惯，恶补古汉语。这间小小资料室给了她无穷乐趣，工作之余，她静静徜徉在书海里，逐渐看淡了身边时有发生的飞短流长。

遇到疑难，她就写信向父亲求教。有次碰到一个生僻字“（劦/口）”（甲骨文中的“协”字），她怎么也查不到，父亲回信说，这个怪字《康熙字典》 《中华大字典》《说文》《辞纂》以及日本编的《大汉和辞典》中都没有，但“我总可以找到此字的”。

“文革”期间，李庄一直是“另册”上的人。他先是在报社印刷厂搬运组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搬运每卷重达半吨重的卷筒新闻纸，一年多下来，已能达到组中体力最差的工人的水平。之后被派到报社图书馆打扫卫生，可以进“参考阅览室”，他如饥似渴地看书，上厕所也捎上一本。再之后他三进干校，被誉为“研究生”。有人曾找他，说只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就解脱他，他坚决不肯。有一次，在河南叶县的干校中，秋收后闲来无事，他心中苦涩，在旷野中高唱《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李东东受铁道兵学院政治部领导之命，回京打听消息。离京回部队前一晚，她和父母关起门来，挤在一张床上谈心。暖气不足的冬夜很冷，三人都披着被子。

那些日子里，北京街头弥漫着一种忧心忡忡的氛围，他们一家也在密切关注着。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担心：周恩来身后，老干部的日子会更难过，命运难测。

她的入党问题终于在前一年解决了，不出意外的话，她将很快成为“四个兜”的干部，既体面又稳定。但是，如果父母受到新的冲击甚至被发配外地，谁来陪伴、照顾他们呢？

李东东和父母彻夜长谈，从她的坎坷动荡的青春，谈到父母波澜壮阔的青春。父母都是三八式干部，抗战开始后，“一声炮响上太行”。而现在，她也离家八年，延安种地，内蒙古放羊，铁道兵扛枪。父辈所经历过的，除了战争，她几乎都经历了。这一刻，她感到与父母是那样心意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