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青少年性教育

不久前，大同市大成双语学校发生的未成年人欺凌事件，引发舆论震惊和声讨。事件涉及一个敏感的话题：未成年人的性。两名四年级9岁男孩被指逼着同班一名男孩舔生殖器、肛门，甚至用生殖器侵犯同学。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提到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占比上升；二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上升趋势。2022年，最高检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较2021年同比上升20.4％。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四川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首席专家胡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从我接触到的实际情况看，小学生中间发生性欺凌并不少，虽然一般不像大同事件中行为这么极端。”

专家指出，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缺失，是导致未成年人性犯罪率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更糟糕的是，随着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的流行，以及手机和平板在低龄儿童中的普及，当代青少年从网络上接触色情信息的渠道更多元、便捷。这些都对当代的青少年性教育提出新的挑战。

不能“将书写性脚本的权利让给色情产品” 

“抓鸡”是国内部分低年级小学男生间流行的一种游戏，即男孩间“互抓生殖器”。成都市某小学心理教师张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前，只有个别小学生存在这种行为，但就在近两三年，“抓鸡”游戏一下子变得非常普遍，部分学生还发展为暴力式的行为。以往，她所在学校里，孩子们很注意保护他人隐私，很少有这种侵犯式的行为。这让她非常担忧。

很多老师、家长觉得这只是儿童好奇心旺盛的表现，没什么大不了，但胡珍警告，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青少年在用性的行为和他人建立一种暴力性的关系，这说明他们缺乏对人的身体权最基本的尊重，这是近几年未成年性犯罪率激增的关键诱因之一。

胡珍分析说，很多老师、家长不愿从性的角度看待一些校园欺凌事件，其实是一种回避，这源自成年人的性羞耻。但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对性产生好奇和探索。“‘抓鸡’游戏和大同事件，本质上是同一性质，如果老师、家长没有及时从性教育的角度对这些孩子进行疏导和引导，这些游戏最终都可能演变成性欺凌。”

严重的性欺凌会发展成性犯罪。苟萍是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以四川省成都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成都未管所）为例，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成都未管所收押的未成年犯中，涉及性犯罪的罪行一般较为严重。她给这些未成年犯上了一堂性教育课后发现，这些未成年人并不缺乏“性知识”，他们不懂的是，不能为了几秒钟的性快感而去侵犯别人、置他人的健康安全和权利于不顾。“一些男孩子比较后悔，他们和我说，没想到这样做伤害别人、危害社会，还把自己的人生也搭上。”她回忆称。

成都未管所发现，自2018年以来，性犯罪就超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贩卖毒品等重点类型犯罪，居于未成年犯罪首位。截至2022年6月底，成都未管所关押的未成年犯中，性犯罪占比33.6％，仅仅过了半年多，截至2023年3月，这一数字就增长到39％。统计发现，短短十年间，未成年性犯罪占比就从2012年的8％增长到39％，增幅高达387％。这些数字，反映出青少年性教育缺失的严重程度。

更糟糕的是，家庭、学校性教育缺位的情况下，青少年很可能转向互联网等其他渠道获取性信息。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发布的《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当下，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已近饱和，截至2022年11月，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99.9％，未成年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为休闲娱乐，使用短视频软件的未成年人比例超过六成；网络模仿行为较为普遍多样。2018年，社科院发布的另一项报告显示，青少年触网年龄呈低龄化趋势，约10％在5岁以下就开始触网，33.02％的青少年遭遇过网络色情信息骚扰。

“尤其是疫情发生后的这两三年，因为上网课的需要，小学生们的‘触网’频率明显增加，互联网上一些‘黄梗’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一周内就可能在小学生中间传遍，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张晓说。

目前，在青少年群体中，从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通过社交软件“聊骚”异性很常见。一位家长给胡珍截屏了她孩子的聊天内容，其中充斥着赤裸裸的性描述，比如“我很想亲吻你”“我很想摸你的身体”等。胡珍还发现，一些成年人会伪装成未成年人，通过社交软件诱惑青少年，有的甚至发展成“视频聊”，教唆未成年人发送与性相关的视频。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等人提出的“性脚本理论”，实践性行为时就像演员表演，在做脚本化的角色表达。性脚本包含三个层次：群体层次、人际层次和个体层次，第一个层次中，文化环境是性行为的重要指引。当青少年越来越早暴露在随处可见的网络色情信息之下，并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时，孩子们误认为这些错误的性信息才是真实的，然后开始模仿。

2018年流传的一则电梯监控视频中，一个小男孩进入电梯后突然强吻另一个小女孩，女孩使劲躲避，但男孩亲完后又单膝跪地去亲女孩的手背。另一个男孩提醒他电梯里有监控，但强吻男孩却对摄像头竖起中指，然后继续狂吻，直到小女孩跑出电梯。视频的主角都是小学生。

“这充分反映出未成年性观念的偏差。”胡珍说，“男孩此时认为暴力代表勇敢，当爱一个人或向一个女孩表白时，男性要作为主导方，要去强吻女孩或壁咚她。男孩的认知是，女孩表面上是在反抗、挣扎，其实她们很喜欢这种方式。”多位受访老师发现，近两年，这种“霸道总裁”式的错误性观念在中小学内很流行。

李红艳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负责主管学校性教育、校园欺凌预防等工作。她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青少年接触到带有明显性别偏见的性观念后，如果没有受到正确引导，就会先入为主地把它们悄悄写进自己的性脚本中。因此，如果教育者对色情产品避而不谈、不针对性地教青少年如何去分辨，就意味着“将书写青少年性脚本的权利拱手让给色情产品”。

如果将色情产品比作病毒，要保证未成年人不被病毒感染，该怎么办？胡珍表示，看到电梯强吻视频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时，家长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一定不要让孩子再接触手机”，“但为何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不在网络传播错误性信息前，就告诉青少年什么才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告诉孩子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应尊重别人的身体，如果别人说No，你的任何行为必须停止。”

性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责任意识同样重要，比如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相助，或去通知有能力处理的成年人。“但大同事件中，男孩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遭受同班同学的欺凌，班里的其他同学呢？生活老师呢？他们在两年内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吗？”李红艳说。

李红艳认为，在每次未成年欺凌新闻中，都出现了“焦点偏移”——评论主要指向讨伐霸凌者，实质上，欺凌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人们不应仅批评某个具体的人，更应聚焦于整个校园生态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困境：大同性欺凌事件中，核心的症结就是中国青少年性教育整体性的缺失。

 缺位的学校性教育 

2021年1月，针对一份“加强我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提案，教育部作出公开答复，列举了此前发布的《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等政策文件，并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学校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深化学校性健康教育供给侧改革……”。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教育部一直在中小学持续推进性教育相关教学，但落到学校层面，性教育却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

2021年6月前，官方文件从未单独提到“性教育”概念，性教育一直是以青春期教育、健康教育的名义开展，其中涉及与性相关的知识。1994年颁布的中小学课程调整政策首次明确了健康教育的课时要求，每2周1课时。2008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将此增加到 “每学期应安排6～7课时”，但同时提出“可有一定灵活性”。按规定，健康教育主要载体为 《体育与健康》，“如遇不适宜户外体育教学的雨雪等天气，可安排健康教育课”。2011年的政策则取消了课时规定，要求“每学年保证一定时数”。

健康教育的课时被逐渐模糊化。有专家认为，这项调整与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课改有关，在素质教育浪潮下，为实现课程整合，健康教育不再作为一门课单独设置。

在“灵活性”的处理原则下，健康教育及其所包括的性教育课时无法得到保证，逐渐落入“可上可不上”的境地，在一些学校“消失”。

联合国2018年发布的《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况》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四川、云南和浙江六省市30所初中的调研发现，学校开展性教育的课时波动较大。七八年级学生每学期接受的性教育课时多在 1～8 课时之间，九年级较少，即使安排了性教育课时，也很容易被其他更重要的科目挤占。访谈中，不少校长和教师本身也不清楚性教育课时情况。

校长们的困惑源自学校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的特殊模式：性教育教学被分散地融入到体育与健康、心理健康、道德与法治、科学、生物学等学科及主题班会中，每所学校用来开展性教育的载体课程及所分配的课时也不相同。一般而言，心理健康、体育与健康、生物是三大主要载体课。但不同学科如何将性教育融入进来，则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教学框架。

另一个困境是缺乏专职的性教育老师。《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目前，绝大多数校内的性教育老师都是兼任，大多由班主任，心理健康、体育和生物课老师或校医承担，在本学科教学之余开展性教育。例如，心理健康老师教性心理、指导异性之间的交往；生物老师教青春期生殖健康知识。

但兼任老师开展性教育的意愿与动力并不足。一方面，原本的教学任务就很重，时间精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与技能，老师们也不知道性教育该怎么讲，有时还顾及谈性可能带来的社会压力和舆论风险，最终要么选择在课堂上回避、不敢讲，要么用恐吓、管理替代教育。胡珍说，“比如在生物课上，老师只敢讲不安全的性行为会造成怀孕等后果，不敢讲什么才是正确的性行为以及生殖器官知识。”

苟萍指出，开展性教育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涉及的知识范畴包括性学、人类学、生理解剖学、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更重要的是，老师还应当具有开明积极的性态度，具备与青少年讨论性问题的能力，需要经过专业的培养。

目前，全国师范院校内唯一可以输送性教育专业师资的学校只有一所，即苟萍所在的成都大学，尽管性教育并非本科第一专业，而是辅修。2010年至今，成都大学已招生了十多届性教育学生，但每届的学生都不多，大约只占师范新生的十分之一。“因为没有一所学校设有专门的性教育教师岗位，培养之后就业怎么办？”在一线开展性教育多年的汶川一小语文老师杨蓉对《中国新闻周刊》反问。

课时、师资的“消失”背后，指向一个共性问题：“性教育”作为一种独立概念和知识话语体系的“消失”。

过去数十年，性教育被遮蔽在“青春期教育”与“健康教育”下，受政策惯性和性羞耻观念影响，现在，很多老师仍认为讲性教育很刺耳，倾向用“青春期教育”或“性健康教育”指代。大多数老师不认为性教育是一个专门学科，一些心理老师觉得性教育只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分支。苟萍指出，如果不能解决性教育的课程、学科独立性问题，性教育在中小学内被边缘化就是必然。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七中学校原校长、现任龙泉驿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支部书记的罗登远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短期内实现性教育的独立学科化，不太现实，目前外部政策的支持力度也不大。大的应试教育环境下，对与分数无关且没有考核约束的性教育课，多数校长、老师只把重视停留在口头和文件上，教学流于形式”。在他看来，除非教育行政部门将性教育的教学内容纳入学校考核评估体系，否则无法有效动员学校推动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