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卅武大：大学与国家的自强之路

武汉大学（以下简称武大）被称为“全国最美校园”，不只因为樱花大道。

从武大珞珈门进校，穿过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再从樱花大道向北爬上八十八级台阶，就能到达“龙门千尺、高不可攀”的老图书馆。整个建筑群遵从“轴线对称、主从有序”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银灰外墙，碧绿琉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这里是武大的最高点。

回溯近一个世纪，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成员李四光请来美国建筑师开尔斯为武大选址并设计新校舍，提出建筑要“以宏伟、坚固、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这符合武大自晚清学堂传承的精神内核：“经世致用”。

1938年4月，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搬进了武大的“十八栋”。这是分布于珞珈山东南坡上的英式乡间别墅，是武大知名教授的居所。他后来回忆，小楼背山面湖，有可以远眺风景的月楼，爬一个小坡就到珞珈山顶。“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11月，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办公。直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里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临时首都”。郭沫若搬进“十八栋”不久，桂系代表人物、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搬到郭家隔壁。193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搬进珞珈山一区教工宿舍27号楼。珞珈山上高炮环列。

这不是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第一次聚首武大。从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此后的方言学堂、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再到国立武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武大，1893年以来，武大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大武汉”都市史“同频共振”。而今，在珞珈之山，东湖之滨，这所130岁的老牌名校正面临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

“赤都”的“最高学府”

武汉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1889年，“洋务殿军”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武汉三镇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中心。当时，汉口已开埠近30年，新式工商业发展，急需大批专门商务人才。张之洞取“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教育人才为先”之意，创设“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四门，开近代外语教育之先河。最初，这些课程“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畅销土货”。1895年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开始课程改革，将方言门扩大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五科。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增设地理、历史、算术、公法等学科，“学业注重在于外交”“择其品端文优者留学”。

张之洞意识到，办一所商务学校无法实现救国理想，“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重视外语、“开眼看世界”成为武大的最初基因，被代代传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同盟会成员张继煦指出，辛亥革命主事者多是张之洞“所培植之学生”，革命能在武汉成功，正是因为在张之洞的建设下，武汉“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

1911年，方言学堂被清政府以“经费困难、校风不端”为由停办。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按全国中心城市规划“六大国立高师”，在华中地区以原方言学堂校舍开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张继煦曾担任校长。1923年，武昌高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次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随后迁都至此。12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商、医、预6科17个系。

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是：以“一省一校”模式建设全新的综合性大学，革新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培养模式，代表院校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对武大而言，这次改革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发展的学科基础，也开启了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的新历史。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使命还不止于此。那时的武汉是当之无愧的“赤色首都”，需要与之匹配的“最高学府”。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囊括了武汉最有影响力的军政要员：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其中包括3位中共一大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曾在武大求学或任职。其中，李汉俊1922年出任武昌高师社会学教授、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唯物史观课程。陈潭秋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师，毕业旅行时在上海与董必武一见如故，两人后来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组织者。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陷入白色恐怖，年底被迫关停，李汉俊等遇难。这段重要历史为武大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基因”，也确立了武大日后发展的精神内核。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的教授，囊括了周建人、李四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名家，但当时最引学生注目的，是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红色教授”。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应李汉俊、董必武之邀， 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校长。

大楼、大师和大学理念

武汉大学第四教学楼对面有一座雕像：地质学家李四光站在一头毛驴前方，举手遮阳远眺，目光落在珞珈山和东湖的山水间。这是1928年发生过的一幕。那时，李四光的眼前只有荒山、村落和乱坟岗。但他难掩兴奋之情，拿出地图绕珞珈山画了一个圈：这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新校址。

1927年宁汉合流后，武汉不再是首都，但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设置武汉特别市、汉口特别市，将武汉提升到“直辖市”的地位。随着局势稳定，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刘树杞痛感武汉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文化却“瞠乎其后”，提议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重建大学，“在今后的中国，承担起文化中心的责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与刘树杞同为新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的李四光，提出的定位是“中部之学术中心”。

1928年，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确定设立“国立武汉大学”，次年5月，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法学家王世杰出任首任校长。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五个条件：巨大的新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的独立、良好的教授、严整的纪律。排在第一的就是大学建筑。

今日武大校园的老建筑群基本在这一时期建成，老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这是一对“姐妹楼”，均为绿色琉璃瓦顶的四合院回廊式建筑，在宽阔的中式大屋顶中间开有天井，近看墙体宛如城墙，气势恢宏。

“大楼”的建设，是为了容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新武大初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王世杰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万人大学。至1936年，学校发展到五个学院、16个系和2个研究所，是当时中国极少数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综合性大学之一。